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增强，确立怎样的国际核心价值观，日渐成为热议话题。从深层看，这一话题涉及到奉行何种外交理念（或外交哲学）的问题。本文借用“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与智叟为象征符号，梳理和分析当前国际政治中两种基本思维模式及其最终结果。
愚公与智叟：国际政治中的两种思维模式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词中，专门引用这一典故[1]，由此使“愚公精神”成为新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成分。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经济理性泛滥，部分人推崇机巧的智叟，而质疑愚公的执着，致使很多人对两种思维/行为方式的优劣不甚了了，对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和政治寓意及最终引发的后果，更是茫然不知。
显然，“愚公”与“智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存哲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本体论上，是立足多数民众，还是依靠少数精英。愚公走群众路线，动员全家和邻里共同行动；而智叟则“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蕴藏的力量。认识论上，是坚持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愚公思维力图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智叟则否定、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不自觉地将命运寄希望于外力恩赐和善意。方法论上，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愚公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战略与战术有机结合；而智叟模式坚持“理性人”思维，力求阻力最小，因此倾向于否认和回避现实矛盾。在国际政治中，这两种模式均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2]，因此比较两大模式差异及最终效果，对形成正确的战略思维不无借鉴意义。
国家政权“依靠谁，为了谁”直接决定国力强弱
政治的本质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3]。对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话说，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思维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来源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这点，所以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
国家强大与否，同样与政权基础是否牢固直接相关。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国家士气是国家能力强大与否的灵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务于少数精英，社会基础薄弱，则这样的国家势必外强中干，缺乏强大的行动能力。
在现当代，法国、俄国、中国先后发生过社会革命，其主要目的是为多数民众争取权益。这些政权也得到广大民众拥戴，使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短期内出现了飞跃式增长。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政府实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等政策，由此使法国民众“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5]这为拿破仑后来带领法军横扫欧洲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有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政府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 [6]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线，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众蕴含的潜力。而且，政权越是脱离民众，对外政策就越是底气不足，越倾向于畏惧强权、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就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7]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领导层越是一味与西方大国妥协交好，就越将引发国内民众的反感和抗议；反过来，政府越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就越需要与西方搞好关系，以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支持。这使国家朝野之间离心离德，社会危机四伏。这种状态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会引发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政府与民众矛盾超过与外部列强矛盾。此时政府走上靠出卖国家利益、勾结列强镇压本国民众的反动道路。这样的国家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更深一层看，这种依附性道路还会反噬执政者自身。一旦政府与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的压榨达到极点，民众便可能奋起反抗，引发剧烈社会革命，推翻亲西方统治者。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不过是借以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和棋子，一旦因失势丧失利用价值，西方主人很快便会把这些昔日“盟友”抛弃。伊朗巴列维国王，对外自甘充当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战略工具，对内则专制独裁，严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经济上大搞“裙带资本主义”，听凭西方跨国集团攫取巨额利润；引进负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赌场、妓院、色情电影、毒品等），结果导致腐败盛行，上下离心，最终政权像纸房子一样倒下，而美国却拒绝了巴列维流亡美国的请求，“像扔一只老鼠那样地把他给扔掉了”。实际上，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等亲美的智叟型领导人，最终无不面临类似下场。1963年11月吴庭艳政府被推翻并被杀害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曾对尼克松说：“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中立要付出代价；有时做美国的敌人倒会有所收益。”[8]亲西方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是看似聪明的智叟型领导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剧。萨达姆政权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牺牲品。
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到一个重要哲学问题：面对外部挑战，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通俗地说，就是是否要有点志气。智叟面对重大挑战只会被动承受。这种思维差异推演到国际政治中，就是愚公型思维自强不息，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战略抱负；而智叟型思维得过且过，自我矮化，将国家生存发展寄望于大国善意。战略思维境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实践效果差之天壤。
从政治角度看，是否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决定国家生存安危。
国际格局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环境优劣。国家奉行何种战略，才会使国家外部环境更安全——矢志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还是默认霸权，乃至纵容、助推业已存在的单极化倾向？愚公思维强调自助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欢“搭便车”，主动追随或被动屈从外部大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的善意。
在近代大国争霸史中，英国的称霸历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圆熟、老练。在英国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与“敌人”的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9]因此，国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强者恩赐，而是建立在实力平衡的基础上。为保证自身安全，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防止欧洲大陆被最强国的霸权统治。因此英国从来不加入强大一方，而是坚定地奉行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10]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坚决反对过意欲称霸欧洲的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大限度保证了自身安全。甚至二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后，仍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基辛格曾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1]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力量相对平衡，才使双方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结束，美国在失去苏联制衡后，在国际事务中肆无忌惮，短短十几年已接连发动科索沃、海湾、阿富汗、伊拉克等四场地区战争。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是立足于防止和应付“最坏情况发生”。一般说，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较佳选择。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不仅是西方对付第三世界的主要法宝，而且也是西方世界内部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0世纪90年初，面对德国即将统一的前景，法国极度恐慌，总统密特朗称“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标志着对欧洲的双重危险。”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德国外长根舍，如果德国统一不拖到欧洲联盟达成后，波恩将会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三国同盟（法国、英国、俄国），“而且会以战争了结”，但“如果德国合并在欧洲联合之后生效，我们将会帮助你们。”[13]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快捷的新一轮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是均势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抛弃均势追随一个没有领土世界的欧洲这一普世主义理想。”[14]。
智叟思维则是按照“最好情况”来设计安全战略的：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实力过于强大，只有逆来顺受或主动追随西方大国，才能降低崛起成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一厢情愿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纵容单极化甚至助强凌弱，看似使国家安全成本最小，但它不仅使国家成为大国的仆从和跟班，国际环境也更加险恶和危险。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萨达姆自废武功，轻率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而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才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相反，戈尔巴乔夫回避现实矛盾，主动将虚幻的“全人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导致国家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叶利钦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照样东扩，俄罗斯自取其辱。
从经济层面看，是否坚持自主性发展，直接决定了国家行动能力的强弱。
近些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增多，使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全球化会自动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双赢，国家利益将淡化，世界将更加和平。《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15]然而，500多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国家间纷争，更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第三世界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1850年为65%，1960年降到22%，20世纪70年代又降到2.7%。[16]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来，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那些主导世界贸易和贸易规则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西方新技术和资本的“推土机”日益将世界削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使其畅通无阻地掠夺第三世界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过程则意味着民族工业的解体和国家财富的不断流失。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不加辨别地为全球化现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给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结果使本国与发达世界差异越拉越大，相对落后的状态日益固定化。
事实上，这种主宰—附庸/剥削-被剥削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保持繁荣强大的重要霸权手段。从战略上看，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强大的重要前提，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落后状态。西方最喜欢那些认同西方国际体系、愿意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国家；而最害怕的就是拒绝认同所谓“国际体系”，谋求自主发展，并有可能打破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愚公型国家。
西方强国基本都是走自主性道路（也就是愚公道路）实现崛起的[17]，他们所推崇和敬仰的，也都是诸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这种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矢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愚公式领导人。面对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却刻意诱导其走上一条与西方成功经验截然相反的依附性道路：经济上，不遗余力地宣扬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否定和诋毁主张产业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上，刻意分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层，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改革派”和“温和派”，诋毁和打压所谓的“强硬派”。然而，不难发现，凡是西方认可、扶植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李承晚、吴庭艳、巴列维等等）大多是智叟型，他们对内代表落后生产关系，对外依附于西方强权。“西方列强支持第三世界最保守的分子，不管他是反共的蒋介石、反凯末尔的奥斯曼帝国势力，还是对付当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非洲部落酋长。”[18]相反，对那些政治主张和秉性与西方历史先辈相似，同样要求走愚公式道路的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西方国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诋毁和丑化。显然，西方希望自己一直当老虎，而其他国家永远当绵羊。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使这些国家沿着西方为其“量身定做”的道路发展。
表面上看，依附性道路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安全成本，扩大了国际活动空间（即所谓“融入国际社会”），但实际付出的代价惨重得不成比例：政治上自我矮化，成为西方大国的跟班和附庸；经济依附使其日益被固定在金字塔分工体系的下游，并由此导致国民财富不断外流，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南美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秉承亲西方的依附性道路，现代化进程历时二百年，但仍是“有增长，无发展”，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形成发人深省的“拉美陷阱”现象。因此，智叟型依附性发展道路，实则就是一条通往衰亡之路。
以斗争求和平，还是以妥协求和平
在现实世界中，矛盾是一种常态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决，所有野心都得以泯灭，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冲突都化作对个人和国家有利的行动。但这样的世界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出现。”[19]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全局性问题，但“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20]：少数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日趋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仍趋激烈。
国家的安全感本来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国发展军备必然引发对手的疑惧和不安全感，并使对手提高军备水平。这种矛盾始终无法回避——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彻底投降。总体看，矛盾无外乎三种解决结果：一是对立面一方压倒另一方；二是对立面双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状态；三是对立面双方同归于尽。当前，选择“同归于尽”战略的国家越来越少，前两种情况仍十分常见。
但不管哪种情况，既然矛盾是客观普遍的，也无法回避，就要敢于正视并设法解决。大体来说，有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坚持辩证法思想，既承认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但更强调主观能动性，相信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群众力量，可以克服矛盾，改变现状。另一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用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会从问题中看到希望，从黑暗看到光明。只看重数量对比（如GDP大小，军费开支高低），无视其性质和结构，尤其看不到人民内部和被压迫者蕴藏的力量，容易被事物表面的强弱对比迷惑，强大时冒险，弱小时投降，从而将妥协退让作为与强者的相处之道。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21]智叟思维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思维。它处处讲求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看似深通事理，机巧权变，实则目光短浅，胆小怯懦。它看待和处理问题时局部大于整体，眼前重于长远，战术高于战略。这种思维一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注定会使国家陷入局部/短期获益，整体/长远受损的“追求理性却最终导致非理性”的恶性怪圈。尼克松早就说过：“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22]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毛泽东曾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23]简言之，就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强大，必须有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铁一般的意志力。不经艰苦斗争乃至必要牺牲，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1950年美军入侵朝鲜并逼进鸭绿江。毛泽东基于多年斗争经验，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是将国家安全寄希望于捍卫和拓展国家安全空间，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24]同时，毛泽东客观分析了美国军事实力，这种真实的力量对比，使中国反而以弱胜强，最终迫使美国全面收缩，为新中国赢得了50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这场战争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但它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至今值得回味和咀嚼。
中华民族崛起离不开愚公精神
自近代被纳入国际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来，中国先贤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先后尝试了依靠技术引进（洋务运动）、依靠君主改革（戊戌变法）、依靠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等不同道路，但无一成功。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5]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遗嘱，而中国共产党则认真践行这两大原则。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长达28年的斗争，实际就是愚公道路与智叟模式的较量。蒋介石对内依靠江浙财团，对外依靠英美势力。一旦遇到重大挑战，蒋介石总寄希望于外力：日本占领东北，坐等国联调停；1937年中国已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直到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才敢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善借天时，堪称现代智叟。而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愚公路线：不信邪不怕鬼，对内依靠劳苦大众，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外借助苏联但不失独立自主，并最终打破了美苏企图牺牲中国的雅尔塔秘密条约。不仅止此，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战成平手，一扫近百年来面对列强屡战屡败的屈辱经历。按照西方的说法，只有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当时，中美实力悬殊，中国打平了就是打胜了。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始于新中国建立。愚公道路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26]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智叟似智实愚，愚公似愚实智。追随和依附外部异己力量的智叟思维，看似减小了崛起阻力，实则使国家陷入政治矮化、经济依附的怪圈不能自拔，发展道路越走越窄；而愚公道路看似荆棘坎坷，实则使国家赢得长远和最终利益。这就像家猪与野猪的区别：野猪风餐露宿，随时面临饥饿、疾病及猎人或其他猛兽威胁，每天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家猪生活在圈好的猪圈内，每天定点吃喝，有病还有兽医医治，看似最理性、最趋利避害，但它们的最终命运却是被主人杀掉或卖掉。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战略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强国事业，尤其是将中国建成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事业，如同愚公直面家前的太行、王屋二山一样，没有捷径可循；唯有弘扬愚公精神，几代人矢志不渝，“挖山不止”，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在“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愚公的不懈努力最终感动天帝，帮其把大山搬走。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相信真的还有天帝。对共产党人而言，人民就是天帝，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胜利。
注：
[1]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1104页。
[2]这有点像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但准确地说，二者实际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与“以奇为本，以正为用”的战略原则差异。另外，本文主要探讨那些幅员较大的国家，而诸如新加坡、卡塔尔、科威特这样的小国则不在讨论之列。
[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5]（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3、47页。
[6]（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7]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64.
[8]（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9]（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0]（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7-308页。
[11]（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56页。
[13]（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346页。
[14]同前，《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第339页。
[15]（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6]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17]详见拙文：《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
[18]（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0页。
[19]（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22]（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24]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士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26]1972年9月6日，毛泽东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韩毓海：“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反面教材’的价值”，载《绿叶》，200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