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近期提出“一带一路”概念，涉及多个文化地理和国际地缘区域，包括中国西部城市集群及其辐射的国际区域，中国东南沿海城市集群及其辐射的东南亚区域，中亚、近东、中东新兴经济体、俄罗斯经济体、南亚国家集群、非洲东海岸经济体所构成的“泛金砖五国”（缺巴西）框架。
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它的提出必须通过具体而微的策略和路径落地，而“一带一路”概念从内核来说，其实可以视为一种中国跨洋战略传播和交往体系。
故此，“一带一路”的“战略立体”首先要在国际传播、信息融合、媒介合作等方面，解决好“点线面”设计和执行问题。
作为海洋大国，中国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但正如《半岛都市报》社长郑立波所说，中国的沿海省份“近海而不亲海”，即使是对生活在海边的中国人来说，海洋既熟悉又陌生，这也与中国媒体整体欠缺海洋报道能力和知识塑造能力有关。
在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之前，首先应该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文化带万花筒背后的细节，它不仅要求中国媒体对海洋文化和国民海洋意识进行丰富和充实，还需要一种超越区域地理的新型报道范式。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走出去，中国不仅要塑造更具文化对话力和理解力的外向型形象和知识，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媒体应该对国际海洋事务，进行更为系统的关注和研究。以海洋保护为例，中国媒体不仅应关心与中国直接相关的海洋问题，还应广泛关注日本核泄漏和跨洋污染、日本商业捕鲸、英国石油公司海洋污染、深海管理倡议等国际海洋环境议题。通过这些主题，中国媒体和受众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在重大海洋事务的媒体传播、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国家协同等方面的做法，为中国发生类似事件时积累经验，形成“海洋媒介判例”和“海洋媒体报道记忆”——有中国媒体深度参与的国际海洋事务报道。
进而言之，在国际海洋事务中广泛加入中国媒体人、学者、决策人的视角和观点，同时让中国公众获得更为动态、深入、持续、系统的海洋知识。否则，中国在处理类似康菲石油公司污染渤海湾事件时，无法实现媒体监控、企业自律、公民监督、国家海洋良治的协同效果。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如果发生在中国国门之外的涉海污染或负面话题时，中国媒体才能在国际媒体竞争中有所准备，能进行正面、积极的沟通和协同，具备话题生成和辨析能力。中国媒体圈既要监督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一视同仁，促进负责任的投资行为实现；也要防止海外媒体利用某些把柄和文化沟通弱点，进行针对中国资本的海外围剿。
回到中国东海岸领域这一话题，这一区域存在多种离间的力量，包括东北亚的朝鲜、俄罗斯、日本地缘冲突，东海、黄海的渔业国际纠纷，南中国海的国际力量侵蚀等，即使是完全为中国所有的渤海湾区域，也因康菲石油污染等事件，随时可能演化为国际话题和争端。目前，南中国海问题因为声索国和美日等国际力量的干涉，大打国际仲裁牌，试图使之国际化，所以面对中国东海岸的多重现实和潜在危险，国家应该将整个中国“东海岸线”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在政治国际传播、主权维护、区域治理、力量协同等方面，进行“决策一体化”和媒体信息融合。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设计开启了一些新的“线路”空间：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可能成为亚洲的“地中海海岸线”。此外，随着大洋的纽带，中国的东海岸线和印度洋东西海岸线、安达曼海岸线、孟加拉海岸线、阿拉伯海岸线、北冰洋极地海岸线等，都存在战略协同、民间互动、商业开发、知识创新等方面的合作空间。围绕海岸线的共同面临问题，可生成新的国际谈判、合作、协作空间和架构。
不同海岸线的合作机制
针对海岸线附近海域频繁出现的环境污染、渔船事故、气候灾难、国际海盗等问题，中国应联合其他相关国家，成立共同应对机制，针对这些区域的互信和跨文化传播；不同海岸线区域之间，还应设计更为开放的谈话平台（如“丝绸之路国际海岸线协作机制”），超越小的地缘政治界限，躲避南中国海区域政治地理和局部利益纠葛的潜在雷区，设计具有区域和全局重要性的“一级目录”议题，进行跨越多条海岸线的国际“东西对话”机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西海岸等跨太平洋海洋治理单位直接对话，尤其是通过气候变化、地震海啸、海洋污染、海洋生物保护、国际渔业等共同话题，进行更多协同。
如果中国能抓住“一带一路”跨洋战略传播和交往体系这一特征进一步挖掘，不仅能开创临近海洋地理的合作和协同，还能促进“山海阻隔”的不同区域间形成合作。
以中国东海岸线与非洲东西海岸线为例，两者虽然隔着万里之遥，但因具体商务、文化、政治、人员互动而联系在一起。中国广州、温州、义乌等地的非洲侨居人群达到几十万人之巨，在传统的属地管理视角下，这是巨大的变数和管理难题。但是如果能从国际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在自己家门口甚至文化腹地，实现海外政务、国家治理、文化传播的机遇。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大陆型国家在政治治理上的“出海口”。
基于笔者针对广州、义乌、温州等地的多次考察，中国如果能适度调整海外非洲侨居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类型，使之更为多元，并将这些侨居的人群同中国海外项目、非洲投资、国际传播、国际扶贫、生态保护、涉非语言服务、涉非海外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在国际治理层面，将广州的“黑人区”与浙江义乌商品城、上海和北京的非洲侨居人群，通过具体活动、媒体、项目进行联合，中国就可在自己国家，创造一个鲜活的国际治理案例和丝绸之路文化融合案例——海岸线治理案例。
笔者在广州“黑人村”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几乎没有一个针对数量巨大的非洲侨民的媒体平台、社区媒体、中非互动媒体平台，缺乏针对这些侨民的多语种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错失了通过这些群体的中国生活经验，传递中国管理智慧和国际治理能力的机会。
一带一路之下，只有点线成面，聚滴成海的思维，中国才能在古代丝绸的纽带记忆之下，寻找到现代国家集群的新纽带和新介质，开启东西交往、南南合作、南北互动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