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班加罗尔凭借软件服务外包的强势发展成为全球软件产业的著名聚集地，被誉为印度“硅谷”，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带动作用。当前，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也经受着固有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严峻挑战。服务外包产业在国际后金融危机时代格外抢眼，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包产业不仅实现了较快增长，而且为制造业发展保驾护航。因此，科学研判我国发展制造业服务外包的形势，深入研究优势与不足，对于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进而向制造强国迈进具有重大意义。
服务外包是一种商业行为，即企业（或机构）以提高效率、优化产出为目标，将生产环节的部分中间业务活动以契约形式委托给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来完成。相应地，服务外包产业是指从事服务外包业务活动并从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的企业集合。按照业务类型可划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按照业务来源地可划分为在岸外包和离岸外包。
从发展规模看，IDC的数据表明，近年来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逐年提高，2012年达1217.2亿美元，增长18.6%，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三个市场的发包总额占到全球的88%。近几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增长迅速，2013年合同执行金额达638.5亿美元，增长37.1%。截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服务外包企业24818家，从业人员536.1万人，其中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比高达66.4%，高智力资源密集特征十分明显。
从应用领域看，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问卷调查2013》数据显示，2012年在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客户中，纯制造业占40.3%，与制造业相关的建筑及房地产占19.4%、生物制药占17.8%、电子信息占7.8%。事实上，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边界日益模糊，工业设计、运营维护等服务与制造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可以说，制造业是服务外包产业赖以生存的根基。
综合来看，服务外包产业是人才、技术、知识高度密集的领域，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服务外包产业已成为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必然趋势。
（二）深刻认识并加快发展制造业服务外包产业，对我国迈向制造强国意义重大
一是发展制造业服务外包已成为加速推进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制造业多年来快速发展赖以维系的要素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来自周边国家争夺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同时，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也急剧增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发展模式迫切需要我国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生产效率。制造业服务外包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绿色产业特性，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并明显缓解节能减排压力，助力工业转型升级的加速推进。
二是发展制造业服务外包成为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手段。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制造业服务化、绿色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凸显，不少西方发达经济体都将服务外包产业视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支点。我国应牢牢把握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业态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顺势大力发展制造业服务外包产业，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增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政策支持、市场潜力和人力供给是较大优势
一是政府非常重视，整体条件较好。自2000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不少政策和措施，用于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特别是2009年以来，国务院密集印发了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若干复函，确定了多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予以扶持。与此同时，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交通、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际化程度和全球影响力不断提高，这些都为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二是市场潜力巨大，制造业基础雄厚。从市场需求看，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庞大的消费基数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从产业基础看，我国是全球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不仅规模总量大而且门类齐全，加之百万数量级的制造业企业，这些条件都为发展制造业服务外包产业提供了坚实的成长基础和可靠的配套保障。
三是人力供给充裕，成本相对较低。从服务外包的本质看，其起源与发展是市场利益驱动形成分工和集聚的结果，是企业为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而把特定业务环节进行外包的市场过程。因此，我国充足的劳动力基础和较低的流动门槛，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了天然的要素保障。与此同时，虽然近几年我国沿海地区土地、劳动力等成本有所上升，但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经营成本仍然较低，在全球主要接包地中仍有一定竞争力。
（二）发展环境、人才储备和企业规模是明显短板
一是发展环境有待改善，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亟待加强。首先，我国虽然出台了大量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但与印度等国家相比，政策力度仍然相对较小，且不少优惠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贯彻落实较难。其次，我国不少行业的技术标准体系与国际通用规范并不一致，从而导致企业业务发展障碍重重。最后，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对于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还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已成为制约国外发包商将业务包给我国最大的担忧。
二是技术人才储备不足，特别是中高端专业人才缺口较大。我国劳动力供给虽然相对充裕，但技术人才总量明显不足，一个突出现象是，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与企业“用工荒”共存。诚然，企业用人与劳动成本密切相关，但调查数据显示，很多企业更苦于招不到合格的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缺口巨大。以广东省为例，2013年全省技能人才市场求人倍率始终处于1.4以上的高位，远高于市场1.05—1.1的总体水平，特别是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更是超过2.0，凸显了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
三是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行业影响力相对较低。2012年在我国21159家服务外包企业中，合同执行金额低于500万美元的约占74.5%，超过1亿美元（我国将之划为大企业）的仅占3.1%，而印度服务外包企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印度将之划为大企业）的近50%。此外，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且行业影响力较低，导致以轻资产为主的制造业服务外包企业在融资方面也受到较大约束，“规模小—贷款难—发展慢”的恶性循环抑制了企业持续发展。
思考与建议
（一）改善产业发展环境
一是要不断强化政策支持，提高对服务贸易出口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注重扶持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企业。与此同时，加大对企业的调研力度，切实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在关税、生产税、中央销售税、增值税、服务税等多个方面，印度政府都制定了鼓励政策，力度较大且可操作性较强，对印度软件科技园和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是要持续完善法律环境，适时对服务外包产业进行立法，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印度政府专门出台了《信息技术法》，对非法复制软件、伪造电子签名等行为都制定了十分具体且相当严厉的惩治条款。受此影响，印度企业普遍非常重视信息安全措施，大部分企业通过了相关信息安全体系认证。
（二）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一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推动高中低端人才梯队合理发展，促进人才结构从“橄榄型”向“金字塔型”转变。作为成熟软件产业的代表，印度形成了比较合理的高、中、低三级人才结构体系：顶层是一些项目经理等高端管理技术人才，中层是系统分析员等技术领军人才，底层是程序员等大量的基础技术人才。
二是加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真正人才。印度始终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对技术人才的支撑，每年新增软件人才的80%左右都是由职业教育和培训来供给。“订单式”的职业教育，为印度培养了大量技能熟练的中低端技术人才，能够很快给企业带来实际效用。
三是加快建立服务外包技能人才信息库，打通人才与企业之间的信息鸿沟。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政府就投资“科学人才库”，在部分发达国家建立了海外专家人才数据库，并将关注重点聚焦在能够解决软件服务领域关键问题的人才上。人才库的建立，不仅使印度掌握了全球软件人才分布状况，而且使印度在引进相关人才方面也占据了主动地位。
（三）强化“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品牌并重
要顺应国际服务外包多元化发展趋势，依托我国强大的制造基础，引导企业改变“服务外包是低端业务”的狭隘认识，从“重制造、轻服务”向“服务和制造并重”转变，推动我国制造业服务外包向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生物医药研发等高端领域拓展，重视打造“中国服务”品牌，提高我国制造业服务外包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虽然软件服务外包品牌已享誉全球，但印度近年来正在寻求转型升级并努力从服务走向制造，很多企业都提出“服务向产品转型”，旨在改变长期以来主要从事外包而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形象。客观上，我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方面拥有坚实的“产品”基础，依托并利用好“中国制造”来扩大“中国服务”的知名度，将极大加强我国制造业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