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以外的国家对非洲的自然环境、经济情况都有很大的误解，同时世界各国对中非贸易的认知也存在误差。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基于全球产业链的驱动，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其实和国际社会的忽视以及非洲国家机构力量的薄弱有关。非洲应当提升社会组织形态，并加入全球产业联动。通过发展经济，非洲国家也可以有效抵制恐怖主义活动的扩张。
中国网：一直以来，一提到非洲，总是会联想到一些不太好的印象：贫困、疾病、战乱等等。您多次去过非洲，对非洲的印象是怎样的？
唐晓阳：和其它大洲相比，从GDP、从各项的经济、社会指标来衡量，非洲的发展程度是比较落后，因为经济落后也导致它和其它地区的联系接触就比较少，其他国家的人往往通过新闻或者好莱坞大片上得到这些图标化、脸谱化的印象。
大家都觉得非洲肯定特别热，其实非洲的天气甚至比北京甚至中国大部分地区要舒服，空气没有污染，非洲很多地区的气温其实并不高，即使最热的时候也就是35℃左右。在东非有很多高原，常年都是二十几度，非常凉爽，即使西非或者南非有些低洼地段，也就是三十多度。
很多人都认为黑人生活得很苦，充满仇恨，饱受压迫这种感觉，但真正去了那里就会发现，大多非洲人是无忧无虑的，彬彬有礼，非常容易相处，而且非洲并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贫困中，只是贫富差距很大，有些非洲人是相当富有的。另外，非洲人的教育程度也相当高，会多国外语的人很多，教育国际化程度至少不比中国差。
非洲很多地方也有现代化城市，比如说肯尼亚内罗毕，有些地方也已经开始有工厂，像南非和博茨瓦的一些公路建设还都是不错的。
唐晓阳：中非之间多走动，比如短期的旅游，可以促进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去的人越来越多，会有更多的真实的非洲的故事，让国内的人有更多了解以后消除恐惧感，愿意去非洲做贸易，不再那么担心了。
另外一方面，企业因为本身业务需要，需要和当地官员、各种任务打交道，有很多商人现在已经定居在非洲，甚至拿了当地国籍。因此比较长期的、实质性的推动，还要依靠大量在非洲本地进行经贸交流的民间商人。
中国网：中非间的交往日益引起国际和国内的广泛关注。在您最近的新书《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开篇就提到了有人对中国在非投资的种种非议，很多人认为中国对非洲友好，在非投资是别有用心的，甚至有人认为是“新殖民主义”。您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对非洲来说有哪些作用？
唐晓阳：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涉及到包括金融、能源等方面，投资的绝对数额也很大，但是从企业数量来看，最活跃的还是在制造业、商贸或者农业这些领域，这些领域对非洲的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特别对非洲的基础建设来讲，有很大的改进作用。
从投资角度讲，本身属于经济行为，有经济利益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要看投资这一经济行为，客观上是不是能够促进整体经济的繁荣或对整体的市场社会经济发展有益。
从我目前多年来调查研究的经验看，不能仅仅依靠企业的行为，同时也要包括一些政府市场监管方面的行为。从总体上讲，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填补了当地的一些空白，因为中国企业具有一些西方企业没有的优势，使中国企业和中非之间的经贸往来能够如此迅猛发展，为非洲的工业化，以及社会发展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好处。
其实，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服从遵守当地法律的，而且国企等大型企业，也受到中国政府的一些监管，总体上是遵守了当地的市场规则的，当然永远不能完全避免的是投资企业多了，就会有鱼龙混杂的少数存在，有些企业可能会违反了当地一些法律法规，但这些往往也就能比较迅速地得到当地政府的处理和管理。
中国网：在您的调查研究当中，采访过非洲当地很多政要和专家，他们对中国在非投资的态度是怎样的？
唐晓阳：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对中国到当地去投资是非常欢迎的。现在各国政府普遍把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第一位，而中国的投资给当地带来了急需的资金，也创造了大量就业，也能够带去很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大多数当地政府官员是能够从当中看到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好处，是比较欢迎的。可能有不同意见的是反对党，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其实也并不是说完全地否定中国的投资，而是以此作为政治手段与执政党竞争，一旦上台之后，就会马上意识到中国的投资对整个国家的好处，就会向中国企业示好，让整个环境都平稳下来，使中国企业能够在那里安心地投资经营。
中国网：我看到您有个观点，认为亚洲投资者去非洲投资，是给非洲带去了机遇，也带去了挑战。如何理解您的这个观点？
唐晓阳：亚洲投资者对非洲的投资，要看到更深的机理——是要在全球产业链基础上的驱动。
一方面，亚洲地区自身的生产成本提高了，需要到非洲投资；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非洲，当我们产业扩大了，可能在当地要更多的市场，而且我们需要一些原材料或者上游产业的支持。这些都是全球产业发展的态势所决定的，在这样的发展下，亚洲企业去非洲投资，它其实是顺应全球产业链大势的新的发展方向。
如果非洲能够把握住这个大势，制定合适的政策或者做出相应的努力，更好地和亚洲投资者进行合作，那非洲就能够和全球产业链接轨，就赶上新一轮的发展浪潮，这是一个机遇。
挑战则在于，如果非洲不能够正确地把这样一个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把握住，不能够作出相应的努力，如果一味狭隘地进行保护主义，可能暂时保护了本国企业，长久看来，是把自己隔离于全球化趋势之外。
因此，在受益于全球趋势的同时，也需要很多自身的配套努力，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政策等方面，都要能够鼓励全球性国际化的投资和经贸往来的需要，不然无法和全球产业链相衔接。
中国网：目前埃博拉病毒对非洲的影响甚至全球的影响都很大。可以说，埃博拉病毒也不完全是非洲自己的问题，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负一些责任。
唐晓阳：目前为止，从形态来看埃博拉病毒更像是我们以前的非典，埃博拉病毒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大家都不敢去那里，会形成一种恐慌。
这其实和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埃博拉病毒的忽视有关。埃博拉病毒以前的爆发基本上都是在非洲内陆很偏远的地区，死亡率也很高，但是当地太落后闭塞，所以对外界没影响。这就造成了现在没有疫苗，其实并不是病毒本身多么难治，而是医药公司没有花力气去研究，但是这一次爆发就不同了，持续时间、散布范围都远远超过了前几次，所以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有了补贴，医药公司开始研制疫苗，估计疫苗和治疗药物应该在不久就会有出来。
另一方面，埃博拉病毒疫情的传播，也跟西非这几个小国机构力量太薄弱紧密有关。很多地方疫情出现后，情况就比较混乱，比如说到医院里面抢病人，一些医生和主要官员在最需要的时候逃离了现场……
这就需要国家加强自身的管理能力，目前美国是答应了派三千个军事人员到利比里亚去参加埃博拉的管控工作，中国也派了医生在那里，然后做了很多医疗方面的协助工作。所以，目前各方面对埃博拉所表现出的关注程度，可以说没有先例的，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国际支援力量能够弥补当地在公共卫生和公共管理上面的缺陷。
中国网：说到底，这些问题都跟当地的贫穷落后是脱不开干系的，非洲各国应该如何解决好发展的问题？
唐晓阳：如果一个国家很小，政府管理又比较弱，人又没有足够的文化，没有很好的商贸环境，很难吸引投资，也就很难发展起来。
我在《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详细）这本书里主要提到了发展的问题。因为中国其实也曾经经历过非常贫穷的阶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非洲独立的时候，中国甚至还要比非洲更贫穷，亚洲比非洲当时总体的经济水平更落后，但是亚洲在过去的三四十中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非洲。
我在书里提到的不是经济学上的研究，更多地是从哲学或者更宏观的角度，讲到现代的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国家没能发展，而有些国家能迅速发展？
我认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带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首先牵涉到的就是社会的组织形态，包括观念上对市场经济、对资本的接受程度，同时，社会观念、社会组织形态和思想观念又是否能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和生产力的成果，与相应的外部条件互动以后，可能会带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从欧洲开始，扩展到美洲，再到亚洲这样一个全球产业联动的趋势，现在市场经济一定是要走全球化的联动道路，这个就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同时也是在开放的原因，中国与全球的产业链接轨了。
如今，亚洲已经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一条，现在又在进一步延伸，然后再带动非洲。非洲以前的落后，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意识形态，非洲当时的情况跟中国的明朝、清朝一样，是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形态；后来落后了被殖民，独立之后又不像亚洲这样有非常强大的国家，没有达到现代化、工业化所需要的强大的组织功能。
中国网：非洲如何才能搭上全球产业链进程？
唐晓阳：第一，目前来讲，比较多的有一种叫FlyingGeese（雁行模式），比如说纺织业、制鞋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再到东南亚，然后到中国，现在可能就到非洲了。但目前此类投资仍处在试验阶段，数量不多。
第二，就像我在《亚洲投资对非洲纺织工业的影响》这份报告里提到的，中国不少亚洲企业到非洲当地去，中国企业到当地种棉花，收购棉花，在要原材料的同时做一些加工，把原材料这一端口慢慢地进行工业化加工，从而进入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
第三，还有许多看似规模很小的工厂为了满足当地市场需要而在非洲投资生产。这些亚洲企业具有一些非洲国家原本没有的机器设备、市场意识或者技术，他们针对当地市场的生产经营，也能够为当地的工业化打好基础。
其实，对全球产业链的理解也要更放宽，怎么样能把其他国家的资金技术能吸引进来，二十一世纪的工业化不可能靠一个国家单独发展，一定是要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融合，开放市场，才能得到最有竞争力的发展。
中国网：ISIS这个恐怖组织会不会让北非变成下一个中东？
唐晓阳：现在ISIS主要还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附近活动，以前的基地组织有个叫“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就是在北非活动，随着2011年的利比亚的卡扎非政权崩溃以后，就更滋生了很多恐怖主义的增长。
所以，目前为止，ISIS并没有在非洲产生直接威胁，但是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组织等恐怖组织，对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以及尼日利亚这些西非国家都造成了一定直接的威胁；至于中东的恐怖主义，除了现在已经对西非造成直接威胁外，东非也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活动的高发区，比如索马里的Al Shabaab，组织，已经在肯尼亚造成了多起恐怖事件，对当地的经济投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非洲很久以来都有一条线，大概在赤道以北10度左右，从索马里到苏丹，再到中非、乍德，再到尼日利亚、马里，这条线是基督教和伊斯兰相遇的地方，所以冲突比较复杂，也比较频繁。
这几年来看，情况似乎有些恶化，特别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但从总体来讲，非洲最近的十几年来，政治经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只是个别国家有一些起伏。
中国网：有什么途径可以将恐怖组织的危害降到最低？
唐晓阳：这其实在国际社会有共识，就是要增加他们的就业，让年轻人有事干，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发展经济。
因为恐怖主义拉拢的年轻人，大多数没有正当职业，或者社会地位比较低。从这一点上来讲，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找到工作，有正当的收入，从目前看还是根本方法。
中国网：如何让那些对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或者商人，更好地融入非洲社会？
唐晓阳：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从更长远的、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目前为止，不可否认大多数企业还可能比较遵守规矩的，但是仍然有一些民营企业难以管理，他们的目标利益太狭窄，对他们来讲，只要立刻能拿到钱，个人利益得到满足，无论是用行贿还是污染环境或者用恶性竞争的手段，都不惜一试。
所以，如果这些企业到非洲的话，他们应该看到的是非洲当地长远的潜力。如果能在当地长远发展下去的话，这对企业本身来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因为目前非洲还是一片少有的没怎么开垦的市场，如果是真正用心去非洲准备开垦几十年的话，就必须认真培养当地员工，认真了解当地风俗，保护环境，不会做杀鸡取卵的事情。
作者介绍：
唐晓阳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同时也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哲学、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与非洲的互动。
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唐晓阳重点研究中非关系，尤其侧重于研究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以及中国对非洲实施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差异化援助和支持。
加入清华大学之前，唐晓阳曾就职于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此外他还曾为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其他研究中心和咨询公司担任咨询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