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跨境、跨国人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达到一定规模的国际人口流动必然影响流入国的社会治安，这一点在我国边境和旅游热点地区早已显露，并因北京等大城市近年来一再发生“三非”外国人犯罪等恶性事件而愈加凸显。作为每年入境外国旅游者多达上千万人次、常住外籍人员数以十万计的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不能不对此给予足够关注。更重要的是，根据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还不能忽视国际人口流动对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
多民族混居格局下摩擦与升级风险较高
除了行政或军事支持下移民所造成的多民族混居之外，国际经贸自古以来就常常是多民族混居格局形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外皆然。跨境人口流动是国际经贸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其中一部分跨境流动人口将选择在移入国家常住乃至永久性定居，从而在移入国家／城市形成多民族混居状态。
在不妨碍社会成员之间平等顺畅交流沟通、当地主流社会能牢固保持社会规范共识与既定政治权威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将通过与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而有利于发挥该国、该城市的经济活力；但在上述前提动摇的情况下，多民族混居格局将对该国／城市社会治安形成额外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民族混居将从各方面提高行政和执法机构的管理成本，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壁垒甚至会妨碍执法机构及时掌握和了解治安动向；更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正常状态下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此时都会沦为政治站队的牺牲品，承担维护秩序职责的强力部门、执法机构也常常备受掣肘。看看今日北爱尔兰、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频发的冲突（任何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看看法国近年来多次爆发以穆斯林移民青少年为主的郊区暴乱（甚至蔓延全国），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今埃及亚历山大）扼尼罗河入海口，据交通要冲，作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而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区域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在罗马帝国治下也是整个西方世界仅次于罗马的一流大都会。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如此描绘这座城市的繁荣和人烟稠密：“这座美丽而整齐的大城市仅次于罗马，绕城一周有十五哩，里面居住三十万的自由人和数目相当的奴隶。亚历山大里亚港和阿拉伯及印度进行获利丰硕的贸易，再转运到帝国的首都和各行省。此地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员，人们不是被雇用担任吹玻璃，就是纺织亚麻布，再不就是制造莎草纸。不论男女老幼都从事生产工作，甚至盲人和手脚残废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职业。”
然而，这座繁荣的城市自建立伊始便形成了希腊人和埃及土著混居的格局，国际贸易的发展更使其多民族、多宗教混居格局进一步发展，导致许多在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不成问题的问题无限放大。“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民是一个混杂的民族，把希腊人的虚荣和多变，跟埃及人的倔强和迷信结合在一起。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像是一时买不到肉和扁豆、双方的礼貌不够周到、公共浴场弄错次序的尊卑，甚或宗教问题的争吵，由于广大的民众满怀无法消除的怨恨，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引发一场叛乱。”在这种情况下，杀死一只被视为圣物的猫，就会在多民族、多宗教混居的亚历山大里亚居民中引起宗教上的争执。
到瓦列里安（Valerian）、伽利埃努斯（Gallienus）父子执政时期（西元253～268年），罗马帝国各地军阀蜂起，史称“三十僭主”，亚历山大里亚居民因多民族、多宗教混居而发生的摩擦也随之升级，市民和士兵之间因为一双鞋子发生争执，结果就引起了长达12年的残酷内战（其中有几次短暂而不明确的停战），“在这个受害惨重的城市，各区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每一条街道都浸染着鲜血，每座坚固的建筑物都成为碉堡，直到亚历山大里亚相当大的部分都成为废墟，战乱也没有停息下来”。一度繁荣昌盛的亚历山大里亚最终在这场战乱中沦为荒凉废墟。
古代如此，近现代也是这样。在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金本位“黄金时代”，带有浓郁“自由放任”特征的全球经贸发展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近六千万欧洲移民涌入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约三千万印度移民迁入其他南亚国家、东南亚、南非等地区，约一千万华人迁入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户籍、护照等制度趋向完善，如同“九·一八”之前中俄（苏）陆路边界那样不需任何证件即可出入国境的情形一去不复返，引进劳务等方面的需求仍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移民，而这些移民又常常是通过血缘、地域等关系而接踵到来，从而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形成新的聚居移民群体，某些新的聚居移民群体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如二战之后起初作为劳工少量引入德国的土耳其人已成长为德国第二大民族，西裔已经迅速超越黑人成长为美国第二大族裔，而且是其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他们与当地民族之间的摩擦风险也随之日滋月长，某些摩擦已经开始朝国家认同方向发展。
假如聚居移民群体人数在当地占比较少，一方面，他们因与当地原住民接触交流机会高而更容易融合于当地生活风俗、文化传统、政治认同；另一方面，人数的明显劣势也能有效遏制聚居移民群体中不轨之辈的异念。假如聚居移民群体人数虽多，但是在较长时间跨度内陆续到来，或是因原籍、宗教信仰等不同而不可能形成对当地有潜在敌意的单一移民群体，那么，他们也更有可能陆续融合于当地，或无法形成足够强大的挑战力量。但是，假如聚居移民群体在较短时间内就膨胀到了很大数量，并以原国籍、民族、宗教等为凝聚核心而形成了足够大的单一移民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成员较多地倾向于通过指责当地规则和政治权威不公来获得更多利益和增进本群体的凝聚力，而不是在遵循当地既定规则、服从当地政治权威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奋斗出人头地，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假如单一外来移民、特别是文化传统与当地主流社会差异较大的外来移民人数增长到一定程度，并在局部地区日渐占据多数，只要东道国政治环境适宜，声称代表这个群体的政治力量就将应运而生。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为了维护、扩张自己在政坛上的“江湖地位”，他们所要努力推进的就不会是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认同直至最终融合，而是刻意强调、乃至制造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对这类不同给予“宽容”。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诸如“多元文化”之类“政治正确”的思潮下，他们的这种倾向又会受到进一步激励。由于大城市就业等机会较多，外来移民群体较多地集中于大城市，进一步放大了这类政治力量的能量。英国21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显示，当时49%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伦敦，以至于近年有“伦敦斯坦”之称；根据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推测，2019年，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市（Leicester）就将成为欧洲第一个白人非多数的城市（即白人占总人口比例低于50%）；到2024年，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将成为白人不足50%的所谓“多元化城市”。
对移入国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政治统一威胁最大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从外部进入的某个单一移民群体甚至可能在一个地区占据多数而“鸠占鹊巢”。各国、各地区历史上这种事情所在多有，在当今世界民族冲突的最热点地区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科索沃和斯里兰卡泰米尔人问题就是典型。科索沃本系塞尔维亚民族和文化发祥地，土耳其统治时期阿尔巴尼亚人大量迁入，跃居当地主体民族，埋下了当今科索沃问题的根源。斯里兰卡本是2500年前僧伽罗族建立的单一民族国家，公元前2世纪前后，泰米尔人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从5世纪至16世纪，岛内僧伽罗王国和泰米尔王国之间征战不断。到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用强制手段将印度殖民地南部数十万泰米尔劳工迁至斯里兰卡中部和南部种植园劳动，导致锡兰岛上本来人数不多的泰米尔族社会急剧膨胀，斯里兰卡独立后泰米尔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8%，斯里兰卡旷日持久的内战实源于此。所谓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和“挑拨离间”的民族政策，不过是助推已有的矛盾和仇恨滋长而已，并不是产生矛盾和仇恨的根源。
今天，仍有不少国家因国际经贸发展和收容难民而在国内陆续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单一聚居外来移民群体，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和步入歧途的“多元文化”等方针政策又激励了这些外来移民群体拒绝融合于当地社会，而是围绕着原国籍、民族、宗教等核心形成了对当地社会具有或明或暗敌意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正日益成型并具备现实的行动能力，而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会以暴乱等相当激烈的方式暴露出来；倘若假以时日，未必不会走向追求分疆裂土的政治对抗。
由于地缘、历史等各方面的联系，二战之后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接纳了大批穆斯林移民，这些移民相互之间在故国可能深陷国家、民族、部族之争，但在欧洲社会却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日益趋向形成一个单一的穆斯林移民群体。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长导致不少社区、城市穆斯林色彩日益浓厚，某些城市甚至正在成为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占多数的地方，某些国家本土民族在未来人口构成中可能落到一半以下，这一切又驱使更多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拒绝认同当地文化、风俗乃至政治，伊斯兰教法高于东道国法律的思潮流传甚广，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以至于出现了将“欧洲”与“阿拉伯”合而为一形成的新词——“欧拉伯”（Eurabia）。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越来越多的西欧国家乃至北美、澳大利亚，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与当地社会冲突问题日益浮现，其中不少冲突已经涉及上述群体对当地社会的政治敌视，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杀案、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等就是如此。近年来，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等西欧大国政要相继公开抨击多元文化主义，指责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已经失败，这表明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的外来移民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已经极为明显，即使一贯喜好自我标榜“多元化”、“宽容”的西欧国家社会也无法继续视而不见。
从较长历史跨度上考察，其他条件相同，内部统一性较高的社会在艰难困苦之时更有凝聚力，而内部统一性较低的社会则往往只能共享乐而难以共患难。二战之后西方在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外来移民与东道国社会相对和谐，不等于现在和未来也和谐。因为彼时外来移民人数尚少，而且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大饼”可以分享；现在西方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大不如前，2013年全球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50.4%，仅中国一国就占15.4%，超过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3.1%）；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低速增长期，西方经济增长低于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饼”缩小，社会异质性却大大提高，必然驱使人们转向小集团身份认同以求在资源竞争中取得助力，移民与东道国本土社会的矛盾也就日甚一日了。
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难民甚至将母国的摩擦冲突乃至战乱带到了东道国。由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明显优于孟加拉国，大批孟加拉国非法移民涌入印度，2010年时印度政府即有高官在防范非法移民的活动中声称此类非法移民已逾2000万，导致西孟加拉、阿萨姆等邦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阿萨姆等东北各邦人口结构变化尤为显著。这些孟加拉国非法移民多数是穆斯林，在印度各移入地与当地原住民产生了一系列摩擦，在东北各邦的冲突更是堪称暴烈。
在连年战乱之中，大批索马里难民涌入相对和平繁荣的肯尼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伊斯特利区因聚居着众多索马里难民而被当地人称为“小摩加迪沙”，也被许多索马里难民视为自己的“第二首都”。结果这个区域不仅因治安恶化而成为当地人心目中最不安全的区域，而且成为索马里恐怖主义势力招募新兵的基地。2013年9月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恐怖袭击案震惊世界，而伊斯特利区的索马里青年难民就是此次袭击组织者索马里青年党的重要兵源。在长期潜移默化之下，居住在当地的索马里移民和肯尼亚贫民道德价值观念已经严重错乱，对恐怖主义袭击纵容乃至乐观其成的心态蔓延。在西门购物中心袭击案之后，居住在伊斯特利区的索马里移民和肯尼亚贫民更愿意相信这场袭击是政府军导演的把戏，目的是提升总统肯雅塔的威望，强化其亲西方政策的合理性。
外来居民群体挑战与背叛中国政府的历史教训
在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中，源于从境外迁入者不止一个：境内哈萨克族聚居地本系准噶尔汗国故地，清军消灭准噶尔汗国之后没有推行从内地移民实边政策，卡外哈萨克牧民借机不断流入准噶尔空地游牧，清军屡驱不尽，天长日久，遂在卡内形成哈萨克族聚居区；维吾尔族先祖回鹘人从漠北迁入河西，然后逐步迁入西域而成为南疆多数民族；回民先辈源于唐宋时期来华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人，以及元朝跟随蒙古人征服中国的色目人；延边朝鲜族先辈本系清末以来陆续从朝鲜迁入的逃荒流民；俄罗斯族系从俄罗斯迁入；塔塔尔族、撒拉族系从俄罗斯和中亚迁入，其中塔塔尔族本是俄罗斯帝国境内的鞑靼族，在清末以降中俄通商过程中流入中国。在当前的国际经贸发展中，中国也已经或正在形成新的达到数万人乃至十万人规模的聚居外来民族群体，如浙江义乌的中东穆斯林商人群体，广州的黑人群体，北京望京、五道口和青岛的韩国人群体，香港的菲律宾佣工群体，等等。还有一些外来民族以难民身份得到了我国的收容，形成了规模不一的聚居群落，聚居在云南瑞丽的罗兴亚难民群体已有数万之众，以“难民”名义滞留香港、实际上属于经济移民的南亚人和北非人也已经超过万人。
在国际经贸发展中，境外迁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数不多，便不至于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构成挑战；倘若人数众多，甚至在足够广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聚居社会，便有可能成为威胁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的隐患，直至发展成为公开的挑战。在中国历史上，随国际贸易迁入民族武力挑战或背叛中国政府的案例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广州大食和波斯人武装作乱、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团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屡次作乱三大案例最为典型，尤其是宋元之际因国际贸易发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团及其头面人物蒲寿庚家族，其背叛行径性质最为严重。
唐朝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以至于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称“从8世纪至13世纪是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天方夜谭》中也描绘了商人辛伯达扬帆中国的故事，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广州形成了庞大的阿拉伯商人聚居区——蕃坊，阿拉伯史籍称9世纪70年代广州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及其他外国人有12万之多。然而，这个庞大的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政府和社会之间并不只有和谐相处，而是存在形形色色的摩擦，这些摩擦曾经发展到公然武力挑战唐朝政府的程度。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正值安史之乱叛军猖獗、全国兵力集中调往华北战场之际，大食和波斯商人武装一度趁火打劫攻占兵力薄弱的广州，迫使广州刺史韦利见弃城逃亡，大掠之后扬帆而去，正穷于应付安史之乱的唐朝政府竟不能奈何。到乾符六年（西元879年），黄巢军队攻占广州后几乎杀尽城中大食人和波斯人，这个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社会之间的摩擦才以极端形式得到了解决，而万里之外希拉夫港（今伊朗塔黑里）、翁蛮省（阿曼）两地众多对华贸易商也因此事变而大面积破产。
“君不见泉州闭门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元］泉州晋江释大奎：《筑城曲》）从历史上看，唐朝之后江南爆发过穆斯林与中国社会大规模对抗的唯一地区是泉州。正是在唐宋两朝作为世界第一大港埠时期，泉州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移民社团，在此基础上先后发生了南宋末年泉州蒲寿庚背叛南宋事变，以及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乱。依托泉州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庞大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团，身为阿拉伯人后裔的蒲寿庚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闽广招抚使等高官多年。然而，南宋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陆秀夫、张世杰等率南宋“行朝”逃亡至泉州，深受宋王朝恩典的蒲寿庚却杀害泉州城内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军士兵数万人降元。元朝末年，曾深受蒙元统治者重用、享有高于中国本土民族地位的泉州色目人集团又企图割据泉州自立，亦思巴奚叛乱持续十年之久，最终被忠于元朝的陈友定部平定。
清朝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政权、统一新疆之后，旅居南疆的浩罕汗国商人屡次兴风作浪，或资助和卓后裔作乱，或招引浩罕侵略军多次入寇，甚或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嘉庆二十五年（西元1820年）至道光七年（西元1827年），在浩罕的支持下，新疆和卓后裔张格尔先后4次入犯新疆沿边作乱，其中道光六年（1826年）浩罕出动支持张格尔的军队竟逾万人，接连攻陷南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田四大重镇。道光七年（西元1827年）末张格尔被擒获正法后30年间，浩罕仍多次支持其境内新疆和卓后裔侵犯和骚扰南疆，仅规模较大的就有三起，即道光十年（西元1830年）“玉素甫之乱”、道光二十七年（西元1847年）“七和卓之乱”、咸丰七年（西元1857年）“倭里罕和卓之乱”。正因为浩罕商人（清人称之为“安集延人”）屡次协助张格尔作乱，本来在西北陆地口岸和南方广州口岸对外商颇为宽容、重视保护外商经济权益和人身安全的清政府忍无可忍，于道光八年（1828年）下令稽查其在喀什噶尔等地有安家置产者，分年驱逐。
中国跨境人口流入现状与增长趋势
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经济大国，当今我国跨境人口流入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这种人口流入一方面体现在日益增多的外国旅游者。2006～2011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入境外国旅游者人数从2221.0万人次增长到2711.2万人次。另一方面体现在日益增多的常住外籍人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居住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593832人，接近60万，其中男性为336245人，女性为257587人。按国籍分，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外籍人员数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是：韩国120750人，美国71493人，日本66159人，缅甸39776人，越南36205人，加拿大19990人，法国15087人，印度15051人，德国14446人，澳大利亚13286人。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其他国家人员181589人。如果考虑到没有接受普查登记的在华“三非”外国人，常住我国的外籍人员应明显超过60万。
在国内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国内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等压力下，在中国大幅度增加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政策取向下，来华常住外国人还有持续大幅增长之势。在一些边境地区，我国边民越来越多地使用邻国人工为自己建房、做工；在深受“民工荒”困扰的珠三角等地区，企业使用合法、非法越南等外国劳工的情况越来越多，甚至在远离边境的湖南等内地省份都发现了非法务工的越南人。至于非法入境、居留的越南新娘等，甚至在华北各省份也多有发现。
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吸引力，外国来华留学生正在日益增长；为了在国际社会创造更有利于我国的环境，我们也有必要吸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如我国多年来一直是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而贸易、外交谈判归根结底做的是人的工作，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国内有众多来华留学生且他们在政府、经济、舆论各界身居其位，那么可想而知，不仅我国与该国的经贸发展会更快，遇到的摩擦、“中国威胁论”的噪音也会减少很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新世纪初，全球留学生总人数中就已有14%是中国留学生。相比之下，多年来在吸收来华留学生方面我们成绩相当一般，以至于2006年笔者接受国家外文局委托研究项目时，发现墨西哥这个人口近亿，在拉美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当时每年公派来华留学生不过区区12人，且来华留学生中学习语言、文化者多，学习经贸专业者不足。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且正在快速改变。
由于人口老龄化，我国初等、中等学校入学人数已经连续多年减少。普通小学入学人数1978年为3315.4万人，1995年为2531.8万人，2009年已经减少至1637.8万人的低谷，2011年也仅仅回升至1736.8万人；普通中学入学人数1978年为2698.9万人，2003年达到2947.4万人的高峰，到2011年已经减少至2484.8万人。高考考生人数也由此从几年前开始减少。在高等教育经历了大幅度扩招的背景下，假如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势头不变，未来高校遭遇“考生荒”和相应的财务危机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届时，相当一部分高校将会把眼光投向外国留学生，不能排除即使明知其中很多人只不过是打着来华“留学”旗号非法就业和企图长期居留，也听之任之的情况发生。
迁入民族对中国当前社会治安与政治经济环境的潜在冲击
在这样的对外贸易和跨境人口流动发展趋势下，我国东部和南方对外经贸发达地区正在形成新的迁入民族群体，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冲突风险相应开始滋长。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某些恶性外国人犯罪事件曾经引起广泛关注，在堪称“世界小商品王国”的浙江义乌，这项风险尤其值得关注。
在华外国人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本来，明代以来南方省市回民少有聚居，且与中亚、西亚、北非穆斯林社会大本营宗教和商业交流较少，其宗教情绪相对淡漠，宗教本土化倾向较为强烈，被称为“有信仰、无教门”，“有回族、无穆斯林”。明清之交，正是以金陵人王岱舆（约1584～1670）、刘智（1660～1745）为最杰出代表的一批回民学者在汉文译著活动中提出了“二元忠诚”的观念，即提倡“忠主忠君”，实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从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一元忠诚”到“二元忠诚”的变革，堪称迈出了伊斯兰教儒学化以求适应中国社会的最大一步。后来瓦哈比教派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传入中国西北，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进程遭遇大幅度逆转，但对南方回民群体和社会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近代史上长江、珠江流域诸省不曾发生重大汉回冲突，平时也几乎不曾听闻西北、华北省份和云南时有发生的汉回摩擦。然而，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正在南方某些局部地区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一点，最典型者莫过于浙江义乌。
作为世界最大小商品市场，义乌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商人，不肖之辈也混杂其中。在现实生活中，仍占少数的外国人已经制造了义乌大多数的刑事犯罪案件，以至于中央政府前几年不得不从外交部和商务部各调派一名干部担任义乌市副市长；接连发生的印度商人赖债事件，更在2011、2012两年发展成了中印两国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与这些相比，潜在风险更大的是当地外国穆斯林社区的出现、膨胀以及由此而来的潜在文化冲突风险。
阿拉伯、伊朗等中东国家居民本来就富有经商的文化传统，经商技能较高，且拥有一定资本和商业关系网络积累，在来华外国人群体中，他们生存发展能力较强，加之中东纷乱不已，深受中国繁荣和安定吸引的中东国家穆斯林商人纷纷挈家长住义乌，已经在当地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外国穆斯林社区。为了发展外向经济，义乌当地政府努力给阿拉伯人移民定居和生活提供种种便利，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外国穆斯林社区的出现与发展。随着当地外国穆斯林群体扩大，他们已经开始对当地施加文化影响。本来，在义乌乃至整个江南，当地回民妇女已无佩戴头巾风俗，但在这些中东穆斯林的影响下，某些受雇于外国穆斯林客商的当地回民妇女也戴上了头巾。照此趋势潜移默化发展下去，未必不会出现西北、西南一部分穆斯林居民宗教认同压倒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局面。由于汉族必须遵守计划生育规定而少数民族和外国移民无需遵守，当地穆斯林社区人口规模不仅绝对膨胀，而且必将相对扩大，其人口占当地常住人口比例有持续上升趋势；如果当地穆斯林社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这种改变的认同未必没有可能转化为冲突的实际行动。法国穆斯林移民聚居区屡次发生规模不断扩大、一旦发生就迅速蔓延的暴力冲突；2005年悉尼本地基督徒与穆斯林移民后裔之间的种族、宗教暴乱；东伦敦穆斯林聚居区有人开始上街“执行”伊斯兰教法，2013年伦敦、巴黎闹市街头先后发生穆斯林移民残杀军人事件；等等。所有这一切，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广州的黑人是另外一个已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治安问题的迁入民族群体。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大批非洲黑人聚居到广州小北路、三元里大道等地区，截至2009年，官方登记的广州常住的非洲人为2万多，但由于非法居留者占绝大多数，有估计认为广州常住非洲黑人人口已达20万左右，年增长30%～40%。这些随着对外贸易发展而来的非法居留者对中国法律和执法机关缺乏敬畏，违法行为猖獗。广州警方网站“广州金盾网”曾指黑人聚居的矿泉街一带“以特定地域为特征的吸毒、贩毒团伙仍经常盘踞其间，交易其间”。随着其人数的增长，他们已经出现了公然结伙对抗中国法律和执法机关的苗头。2009年7月15日，由于两名非法居留的黑人（其中一人当时还有非法兑换外币行为）在逃避广州警方治安检查时受伤，数百名非洲黑人居然包围、冲击矿泉街派出所数小时之久。2012年6月18日，一名黑人因车费纠纷与广州当地居民打斗，警方接报警后赴现场将双方带回矿泉街派出所进一步调查。这名黑人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上百黑人再次围攻矿泉街派出所，堵塞道路交通，持石头砖块打砸警车和过路车辆车窗，并追打警察。
激化来华外国人社会治安冲突的因素。有一系列因素已经或可能提高来华外国人造成社会治安冲突的风险：首要的因素是相当一部分来华外国人属于没有稳定工作的跨国流民。无一技之长亦无资本者自不待言，就是来华小商人，其经营波动性也非常大，丧失资本、沦为跨国流民的概率较高。而由于中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占有突出优势，相当一部分资本不多的外国人、特别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国民看中了这个所需资本不多的行业。为此，他们甚至往往采用欺诈性手段骗取中国企业机构的邀请函，获得商务签证来到中国后就撕掉自己的身份证件，令中国警方无法遣返他们，无限期地居留中国采办货物，通过国际邮递等渠道发给母国亲友，在母国国内市场销售。丧失产业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成为流民，这是历代中国社会中最不安定、最具有破坏性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流民与知识分子在政治领袖领导下结成的联盟是推动中国三千年来社会王朝变更的主要力量，知识分子赋予流民的自发运动以理论、目标、理想、策略，政治领袖则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因此，流民这个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最不算数的阶层，在一定条件下却又是最算数的可怕政治力量。即使在没有改朝换代的平时，流民中不少人也往往加入黑社会，或是窃贼、盗匪等其他非政治性反社会势力，对社会治安形成重大威胁，同时又成为政治反对力量筹划非常之变时可资利用的后备力量。
其次，经过数次来华外国人公然对抗中国法律、围攻中国执法机关却没有遭到相应严厉惩处的事件，某些来华外国人很可能已经从中获得负面激励，企图将领头闹事作为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某些国内居民也很可能会不分青红皂白或明或暗地支持特定来华外国人群体闹事。这一潜在风险不可低估，尤以穆斯林群体为甚。中国穆斯林群体相当广泛陷入的误区是以狭隘的宗教认同压倒法律、道德和国家外交战略，国内的汉回居民之间本来鸡毛蒜皮的小摩擦动辄引起临近地区乃至外省回民不分青红皂白的“声援”，乃至参与武斗，以至于升级激化不可收拾；在国外发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争时，国内也不乏穆斯林极端分子积极声援国外争端中的穆斯林一方，更准确地说是极端派别穆斯林一方。无论是“9·11”事件，还是法国、比利时等国穆斯林头巾之争，以及2010年初瑞士全民公决禁止继续修建清真寺宣礼塔之争，莫不如此。即使是1998年印尼暴力排华事件这样震动世界的野蛮行为，受害者又是与我国国民血脉相连的华人，国内某些伊斯兰教网站也公然否认存在这起野蛮事件，声称血淋淋的印尼排华事件照片是汉人伪造的黄色照片。在这些国内伊斯兰教网站上，某些言行已经达到了公然挑战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认同的地步。国内未来倘若发生外国穆斯林与中国居民冲突事件，国内穆斯林极端分子完全有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积极支持违法犯罪的在华外国穆斯林。
国际经贸中的经济利益将进一步激励国内穆斯林极端分子的上述道德风险。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一些从事宗教学习的青年满拉、学有所成的阿訇转向阿拉伯语培训或者阿拉伯语翻译行业，使得阿语翻译成为流动穆斯林人口中文化程度较高、收入相对丰厚的一个群体。如在浙江义乌，由于该地吸引了大批来自中东、北非、中亚各地的穆斯林商人，越来越多通晓阿拉伯语，宗教信仰、饮食禁忌与国外穆斯林相同的中国穆斯林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或自己开办公司从事商贸活动，或从事翻译、文秘、餐饮等服务工作，或从事商品生产和加工工作。以来自宁夏吴忠地区的阿拉伯语翻译为例，2006年义乌市阿拉伯语翻译40%左右来自宁夏吴忠，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在1000人左右，人均年薪2万元左右。其中一些翻译已成为外商公司高级职员，收入更高。还有30多名阿拉伯语翻译已有自己的外贸公司，或成为企业办事处负责人，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2007年底吴忠市评选出的“十佳阿语翻译”中，5人年收入50万元以上，5人年收入20万元以上。吴忠市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办事处，为在义乌的吴忠人提供各种服务。广州也有大批阿拉伯语翻译，同样以宁夏籍穆斯林为多。据调查，截至2005年3月，仅来自宁夏同心和西海固地区的阿拉伯语翻译人员就不少于200人。为更好地协调和管理阿拉伯语翻译人员，吴忠市政府专门在广州设立了翻译工作站。这些机构和人员对我们发展国际贸易是必要的，但不排除其中有部分人是极端分子，或可能发展成为极端分子。
某些来华外国人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的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民族成员迁入后开始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并挑唆某些中国国民背弃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言行极为放肆。在延边等地区，这种动向就表现得相当明显，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的隐患正在快速孳生。二战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其官方史书肆意歪曲、捏造历史，大肆宣扬对东北的领土野心，用歪曲的历史观灌输下一代，韩国尤甚，某些韩国政客甚至公然一再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2004年9月3日，金元雄等朝野59名议员向韩国国会提交了《间岛协约》无效决议案，声称我国延边地区（他们称之为“间岛”）是日本非法割让给中国的韩国领土，而且这种“割让”无效。2011年8月16日，一批韩国“社会贤达”在首尔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所谓“间岛临时政府”，并公布了“临时政府”徽章。从徽章可看出，他们企图占有的所谓“间岛”囊括了中国东北地区整个东半部直至辽西走廊，外加乌苏里江以东。
在韩国，鼓吹所谓“收复间岛”的组织相当活跃，参与者不乏国会议员和巨商大贾，韩国前总统李明博也曾参与。在长春亚冬会领奖台上高举“白头山是我国领土”纸牌的韩国女运动员就是在这种思想灌输下成长起来的。2011年11月10日，三星公司在上海举行手机新机型发布会，三星电子移动通信部总裁亲临主持，会上巨幅中国地图竟然将东北东半部用界线划出，中印边界也按照印度主张划出。如果不是韩方企业管理层久经这种思潮熏陶而习以为常，无论如何不会发生此等事件。
由于韩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暂时高于中国，韩国已成为中国大陆第六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以“韩流”为代表的韩国文化产品对华输出业绩斐然，延边和东北某些朝鲜族居民的政治认同已经或正在发生转向，出现了一些将对韩国交流置于对中国效忠义务之上的倾向。以至于韩国联合通讯社2008年11月7日报道有些韩国人开始在中国朝鲜族居住区承包农地现象时，竟然声称这是韩国资本、技术与朝鲜族地区农地相结合以避免朝鲜族地区“农地流失”的方法，言外之意，视朝鲜族聚居区的中国国土为臆想中的韩国—朝鲜族共同体私产，别人不得染指。我们切不可忘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犹太人社团正是通过持续在巴勒斯坦收购土地而获取了立足点，最终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的。延边自治州地方政府某些民族干部、某些部门存在浓重的狭隘地方民族心态，延边某些朝鲜族居民政治认同动摇，韩资企业、韩国旅游者、韩国基督教传教士刻意笼络渗透，这三种因素已经形成相互增进的恶性循环。假如我们继续掉以轻心，未来未尝没有可能爆发严重事态。
在我国收容并给予优厚待遇的罗兴亚难民中，相当一部分人也积极支持、参与了针对中国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活动，以至于罗兴亚人阿布·扎尔·布尔米已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的穆夫提，以一贯激烈反华、主张对华人和华资企业发动圣战而闻名。
从人口构成角度看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的潜在长久风险。同时，对于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除了关注此事对当地各派政治势力力量消长、经济财政负担等问题外，我们也不可忽视它可能带来的其他方面问题。因为香港有外籍佣工约30万人，其中12.5万人在港居住超过7年。特区政府评估，一旦外佣争取到居港权，以每个家庭4人计算，这些外佣将带来12.5万名配偶和25万名儿童，最终香港的人口将增加50万人。这样一座城市，陡然增加50万并不认同这个国家的居民，其影响如何，我们不能忽视。
抑制移民群体挑战东道国社会避险机制在当今中国社会亟待加强
城市外来移民稀释机制及其被破坏。如前文所述，在逐利动机驱动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中，外来移民通常集中于东道国城市；假如东道国国民人数足够多，而且能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顺畅流动，通常能够有效“稀释”城市中的外来移民，使之无法占据局部多数，进而抑制移民群体挑战东道国社会的风险，增强其融入东道国主流社会的倾向。然而，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和对外国人的片面超国民待遇两者相结合，已经破坏了上述避险机制。我国现行户籍制度阻碍农村居民移居城市、其他地区居民移居大城市，与此同时，对外资、外国人的全方位超国民待遇则蔚然成风，这种超国民待遇不仅包括社会上多年来啧有烦言的税收优惠，更囊括语言文字、购买房地产等众多方面。在迎接奥运的旗号下，我们不是借机向海外推广汉语，而是在北京强行推广的士司机乃至普通居民学英语；主要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对外国人购买房地产施加多方面限制，我国则多年未有任何限制，只是单向扩大准许外国人购买房产的区域，直到房价高涨、民怨沸腾的2007年才出台房地产限外令，但到2009年，北京、广东等最发达地区就在“反危机”旗号下急不可耐地放宽了限外令。由于上述对外资、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往往是在所谓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旗号下给予的，而我国又有超过1/4的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上述避险机制遭受破坏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
现行户籍制度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有其历史合理性，彼时两者并不足以造成破坏上述避险机制的风险，因为当时中国货币收入水平较低，不足以对外国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而且国内移民难度低于跨境移民。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受吸引来华淘金，运输的发达也使得偷渡难度日益降低，加之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情况变化使得原来无风险的制度开始形成了风险，要求我们作出相应调整。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激励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土居民竞争时的天然劣势、在一个不熟悉社会生活的困难压力，本来也足以有效遏制外来移民的增长，并在无形之中激励他们尽快融入东道国社会。但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无形屏障，从几个方面直接间接地激励了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正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谓“发展完善”激励了独身、离婚、同性恋、丁克等生活方式，成为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上述生活方式从社会边缘成为“时尚”的最强大推动力量，传统家庭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而且，这种现象一旦露出苗头，就会由于道德风险等原因而加速发展，因为即使在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环境里，无子女者也将从今天父母们的教育投资中获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将进一步显著放大他们获利的规模，从而激励社会上的这种道德风险，加剧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而在老龄化人口结构下，要想继续维持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一途。这一问题在西欧大国中以德国表现最为突出，英国等其他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间接制造了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但同样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又从几个方面使得通过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消解社会赡养压力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
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
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但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是与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
第三，在有福利救济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气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中必然会有某些个人和势力选择挑头闹事争取更多福利，以此为自己争取外来移民群体“领袖”地位。而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在欧洲国家内部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事实上，上述机制已经在英国和许多西欧国家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近年来，外来移民、特别是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的外来移民增长及其负面冲击已经在西欧国家引起了相当多的反思。倘若没有经济制度方面的相应变革配合，他们的抨击最终只能沦为空谈而无助于解决问题。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国内消费增长多年滞后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今日中国，适度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消费需求，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在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消费的同时，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别国经验教训，对其副作用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
片面迁就少数族群思潮的误区。潜在风险更大的是，某些影响颇大的思潮不是鼓励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认同中国主流，通过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以赢得发展空间，而是抵制认同中国主流，抵制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为此而漠视总体上人口更多的东道国本土主体民族的权益，压制其自由，以迁就少数族群，甚至实质上主张取消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承担任何效忠国家的义务，国家却必须无穷无尽地给予其格外优厚的待遇。无论是在现实问题还是在历史问题上，都不难看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南宋末年，阿拉伯后裔蒲寿庚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闽广招抚使等高官多年，宋王朝政府对待他不可不谓优厚，他却在元军进逼时屠杀南宋宗室、官兵和士大夫向元军投降，从而理所当然受到中国正统史书的谴责，明朝政权也对其后裔给予了禁止入仕的严厉惩处。但到了当前某些研究回民、穆斯林的学者笔下，却出现了这样为蒲寿庚辩护的言辞：“对蒲寿庚，后人记载多致微词，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对他叛宋降元的指责，因为这违反了中国忠君、报国的传统。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蒲寿庚虽在宋朝为官，但毕竟也属经商的‘蕃人’。商人有商人的价值观，侨民有侨民的处境，不应该要求他一定要忠于某一个皇帝或某一个朝代。”这种言论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即蒲寿庚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侨民商人，而是已经担任南宋王朝高级官员多年，因此理当承担效忠南宋国家及其君主、政府的义务。为其推卸责任，其实质就是主张中国必须给穆斯林想得到的一切优惠和特权，但穆斯林无须向中国承担起码的责任义务。抱有如此历史观念的个人与群体，对待现实中的效忠国家、遵守国家法规、民族和谐等义务，他们又会如何表现？
对当前的在华外国人违法犯罪等问题，中国社会上也不乏打着种种旗号盲目为其辩解者，有些辩解已经完全打破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底线。
某些个人、群体和机构的政治私利动机。某些个人、群体和机构的政治私利动机也在削弱中国社会抑制移民挑战的机制，甚至在激励、教唆外来移民挑战中国社会。在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中，泛民阵营之所以支持外佣取得居港权，重要目的之一是企图藉此取得这几十万人的“铁票”，以便在未来的香港选举政治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样是为了政治私利，托派组织“社会主义行动”香港支部及其实际领导人梁国雄一贯教唆组织滞留香港的南亚、北非流民闹事，要求取得“政治难民”身份，并提高对其经济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