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访入江昭先生时，他一再强调自己已经很多年不做美国对日政策研究，对中美日三国关系也“没有新的洞见”，过去二十年，他更关心的是一个全球共同体的建立。
采访在哈佛大学迷宫般的怀德纳（Widener）图书馆进行，已退休的入江昭在这里有一间四面皆书的办公室。博士毕业后，入江昭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和芝加哥大学任教，1989年重归母校哈佛，任历史系教授，2005年退休。采访过程中，“联结”（connect）一词被他重复多遍，振振作响。
入江先生1934年出生，这之前的六十六年是1868年明治维新，而这之后的六十六年是2000年世纪之交。纳博科夫曾写道：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不过对入江昭来说，即便在这一线光明里，也满是深渊。
他在美国、中国、日本、欧洲遇到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会觉得这一代颇有些相似之处，“我们在1930年代长大，之前是大萧条，接着是世界大战，而战后又是冷战。很大程度上，直到1970年代前，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于危机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张面孔就是悲苦”。
这似乎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入江昭对今日世界如此之乐观—他的《全球共同体》关注的不是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而是国际组织“在一个正日益全球化或成为全球化的世界中的作用”。这是他提供的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新范式，也有人批评他对国际组织过于乐观和理想主义，而较少看到国际组织自身的问题。
“今天还有哪位美国人记得大萧条时期的情形吗？”入江昭说，“如果有，他会承认，今天的经济再不济，也比当年好多了。今天的年青一代或者比他们年龄稍长的人也许会觉得，我们现在到处都是麻烦和问题，而我倾向于乐观，这是因为我所经历的过去真是非常悲惨的世界。”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1953年来美国上大学，之前对这个国家有何印象？
入江昭（以下简称“入江”）：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总体上他们很好，无论是麦克阿瑟将军还是普通士兵，都是非常有教养的人，当时也少有犯罪活动。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占领日本，让它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国家。从我的角度看，二战时期日本的一切都有问题，学校教育完全是政府宣传，什么东西也学不到，而美占则让日本走上了和平与民主的道路，我是完全支持的，也由此对美国有了非常好的印象，这也是我愿意来这里的原因。
入江：我所就读的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是一所很小的文理学院，那儿的人都很友好开明。当时学校的外国留学生极少。美国很希望在美日、美德关系上达成和解，所以从这两个以前的对手国家招了不少学生。我在那里过得很愉快，没遇到任何偏见。学了四年历史后，我决定要当一个历史学家，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时奠定的。
东：您第一次读《菊与刀》是在什么时候？
入江：在我来美国之前这本书就被翻译成日文了。它有许多精到之处，比如对日本人双面性格的分析。也许有一点点夸大，但大体不错。一方面，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试图增强军力、变成强国，但另一方面，它又强调自己是一个文明的国家，而要凸显自己的文明，它就会经常谈论菊啊、绘画啊、象牙等雅致之物。也许（这种双面性）现在还在。
这本书倒并没有给我太多启发，我指的是，它没有影响到我该如何表现（得更像一个日本人），我只是像所有十八岁的男孩那样表现自己。在1950年代，美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国家，它赢得了二战，经济发展迅速，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也是人们来这里学习的原因。我觉得自己是来学习，而不是来教育美国人的。当时我真的是求知若渴。
东：您1957年申请哈佛大学研究生时，美国没有几所大学有亚洲史的研究。
入江：当时非常幸运，因为哈佛历史系刚刚新开了一个叫“美国与远东关系”的项目，同时研究美国历史和东亚历史。对我来说，这太完美了，因为我不只想成为一位亚洲专家。所以我来哈佛后，选了许多美国历史的课程，这很重要。
东：费正清当时在推动这个项目上起了很大作用？
入江：没错。他认为美国和东亚有必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所以招想同时学习美国与东亚历史的研究生。我很幸运，掌握日文，也能读中文，所以可以把精力更多投入在美国研究上。
东：当时更大的历史图景是什么？
入江：我想除了费正清，道萝茜·博格（Dorothy Borg）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博格并没有任教，但她写了一本关于美国1925—1928年间对华政策的非常好的书。她认为外交史不能局限于欧洲事务，因此有必要培养研究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学者。这非常重要。他们的想法是，你要研究这个题目，就得把自己浸淫于东亚的语言与文化里。那是1956年，如今我们已把这种想法视作理所当然了。他们开设这个项目时，我大四，本打算申请来哈佛研究英国历史，后来费正清和其他学者面试了我，并给了我这个项目的奖学金，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转折。我自此开始关注国际关系，而且从一开始我就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面向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只研究国与国间的外交关系，也应该关注人、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互动。
东：费正清在你们这一代人中影响很大。
入江：他不仅仅是一位老师。我跟着他学习中国历史，他认为我应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而且他一直非常鼓励我，他的鼓励对我影响深远。当时我的英语还不够好，他帮我找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英语老师：傅高义。傅高义每周会来我公寓，帮我补习英语纠正发音。费正清就是这么帮忙。1967年，我写完Across the Pacific一书后，他还为我写了篇很棒的序言，这是非常大的帮助，那时我已经出版过一本书，但在学界还籍籍无名，有这么一位大学者作序推荐，是很重要的。我对费正清非常感念。
东：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研究方法后来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您怎么看他的方法和对这个方法的批评？
入江：我想人们就是这么看待历史的。18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都有了巨大发展，西方的崛起意味着欧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其他地区对这种影响的回应。我认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种方法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有了所谓修正主义学派，他们说，亚洲本身一直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绝不仅仅只是对西方的回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可“冲击—反应”模式，但也一直表示理解。到1990年代左右，我的想法变了。现在我觉得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彼此相连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崛起，也是共同崛起，因为他们之间一直有着持续的、反复的交流。我现在的世界观是，人与文化都在持续的接触与交流中，因此不应再以东西方，或者中国与西方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世界，而应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共同体里。这是我过去二十年一直强调的一件事。当然你可以说从19世纪开始世界就已经往这个方向迈进了，国家间从未完全隔离过。所以，不只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有时是西方对中国的反应，彼此不间断地回应。
东：您自己也曾被看作一位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您自己怎么看这个标签？
入江：嗯，我不喜欢修正主义者这个词的实际所指。1960年代的有一段时间里，费正清和其他学者被修正主义学派攻击，因为他们被认为代表了冷战的一代、正统的一代。年轻人称他们为哈佛系（Harvard establishment），就好像这些哈佛教授都持有同一种观点而且想要把这观点强加于人似的。我后来也曾遭到过这种攻击，1970年代，我也被认为是哈佛系的一部分，虽然我那时还相对年轻，但一直跟随费正清和赖肖尔学习。1970年代就有更年轻的学者写文章说我和体制关系太密。
我倒不介意那些，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主义是件好事。我的意思是，你总会不断修正自己的想法，不是吗？修正主义者自己也会被下一代所修正，我想这就是学术发展的动力。如果每一代都保持原样，就没有学术进步了。
东：“哈佛系”与美国政府那些年的互动如何？
入江：他们在冷战之初一度陷入麻烦中，因为费正清以前对中共有过正面的评价，结果那些对中共有过正面评价的人都被责难，说因为他们美国才失去了中国。在麦卡锡时期，许多大学都被告知不要聘用当过共产党员的学者或者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真是一种洗脑，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软性控制。我觉得哈佛没那么极端，但确实有一些真切的考虑：不要在教职员工里有太多批评美国政府的人。那个时期过后，事情就多多少少恢复了正常。我是1957年来这里的，我认为它基本上是一座自由的学府，我没有感到任何束缚。
东：肯尼迪1961年担任总统后，他邀请不少哈佛教授进入华府担任顾问或者出国担任大使，也是在同一年，您拿到博士学位。当时哈佛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入江：当时大家还是挺兴奋的，毕竟肯尼迪是哈佛毕业生。赖肖尔离开哈佛，出任驻日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斯则出任驻印度大使，当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费正清没有离开。我想他们被总统邀请，还是颇感荣誉的。他们不想从政，但是愿意帮助这样一位总统。有一些教授进入了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迈克乔治·邦迪，文理学院的院长，哈佛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受肯尼迪之邀担任国家安全顾问。邦迪、赖肖尔、加尔布雷斯，还有其他好些人都离开了，这对哈佛学术共同体是个损失。
在1961到1963年肯尼迪执政的三年期间，坊间有一种共识：你应该帮助这位总统。即使你不进入政府，你也可以时不时去往华盛顿发挥作用。比如我的导师，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就会在周末去华盛顿给政府提供咨询。此后，随着肯尼迪遇刺和约翰逊成为新总统，事情开始有了变化，再后来，随着越战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受欢迎，为政府工作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人们可能会说，哦，你在支持政府参加越战。在越战期间，有无数反战会议和集会召开，许多学者都变得非常反战，所以如果你还为华盛顿工作，也会被连带批评。某种意义上，肯尼迪时代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有那么一位总统，你愿意为其工作。
东：赖肖尔出任驻日大使给日美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
入江：他的确试着走遍全日本，与当地人，包括小人物建立联结。他被一位日本青年袭击是一场悲剧。很不幸的是，自那以后到现在，日本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个问题。
东：赖肖尔任驻日大使期间，也是日本左翼运动开始衰落的时期，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吗？
入江：非常好的问题。左翼开始衰落的部分原因是反美情绪开始衰落。赖肖尔花了很大气力去和左派沟通，他认为需要了解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批评美国的人，这种沟通的结果是，一些激进反美者开始转为亲近美国。不过除此之外，这种转变也是因为整个国家的转向：对追求经济发展成果更感兴趣。人们开始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他们关注的重点从政治转向经济，现在仍是如此。我的确有些担心现在的局势，如果经济问题被转移到政治领域，可能酿成严重后果。在日本国内有一些势力鼓吹民族主义，我对此一直很忧虑。我们得看看局势会怎样发展。不过我也得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只要日本保持和中国、韩国、美国等的交流，那些交流中的人们会让日本的外交政策更理性。
东：有人称赖肖尔、约翰·加尔布雷斯、乔治·凯南为冷战知识分子，您怎么看？
入江：我想这个称呼当然适用于乔治·凯南，在很大程度上，他建立了处理美苏关系的框架。赖肖尔也算冷战知识分子，如果考虑到他非常反苏的话。加尔布雷斯就未必如此。如果有这么一个统称的话，那么就是他们都接受了冷战的世界格局，接受了这么一个事实：世界已经被划分成了美苏两个阵营。这种局面直到1970年代才有所改观。这也是1970年代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那个年代，尼克松访华、访苏，会见戈尔巴乔夫，冷战格局渐渐弱化，人们开始想象也许冷战将会终结，这些事情都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而在1960年代，全世界的冷战神经还是紧绷着的。
东：您的妹妹嫁给了马克·塞尔登（Mark Seldon），后者在1960年代是非常积极的反战人士。
入江：马克·塞尔登、约翰·道尔还有其他一些人在1970年代成立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他们强烈反对越战。我也不怎么喜欢越战，但并不想卷入反战运动。我只想继续自己的学业，我也不觉得自己和哈佛系格格不入。以他们的观点，是反对哈佛系、反对赖肖尔、费正清的，他们也反对现代化理论、反对“冲击—反应”理论等等，但我不太认同他们，觉得自己仍是哈佛的一部分，不愿意批判哈佛，那么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体制的一员了。从这个角度，马克当时确实是激进、直言的。
也许他们使得美国与东亚关系成了最受研究生关注的领域之一，也令一些学者开始对亚洲事务感兴趣。不过就这个委员会本身而言，我不觉得产生了太大影响。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要对这个社会施加任何影响，我就必须依靠自己的作品。
东：您也不像当年的一些美国年轻人一样对“文革”和毛泽东着迷。
入江：是的。我也不清楚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认同中国的“文革”，或者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文化革命。也许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专家，所以多少有点距离感，不过我也没有卷入日本的政治，我想我大概就是那种书斋型的历史学家（arm-chair historians）吧。我当年是反战的，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总觉得研究和写作才是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想法自然是错的。许多人批评我两耳不闻窗外事。我想自己确实不是一个容易被政治激发热情的人。我当然有各种看法，但我选择通过思想、写作而非行动来与他人交流。
东：不过据说您近年来被认为越来越激进，特别是在一些日本人看来。
入江：这是因为日本和美国都右转了。在1960年代，美国政治、日本政治、中国政治都相当激进，我想我并不认可。到了1970年代以后，美国和日本都变得保守化了，而我并没有怎么改变，结果就是我显得“激进”了。
太多人和体制、和政府、和所谓的“权力结构”走得太近。许多人变得非常民族主义，而我一直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民族主义，我既不愿意认同日本式的民族主义，也不愿意认同美国式的民族主义。
东：您在1980年代早期就开始思考，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权力体，也是一个文化体，国际关系也是跨文化关系，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是什么使得您有了这种思考？
入江：不进入文化层面，你不可能真正理解外交事务。以美国和中国为例，在1980年代，美国的实力比中国强大得多，但中美之间的认知、文化冲突就已存在，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即便在盟友国家间，在美国人与英国人、加拿大人、日本人之间，仍会有彼此误解，这些误解有时会影响至深。这就让我开始思考，国际关系到头来很大程度上是跨文化关系。现在回过头能看得更清楚，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世界的确开始变化，国与国的界限开始变得没那么重要，经济全球化逐渐开始，整个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把国家当作唯一主角自然就会有失偏颇，你得考虑国家中的人，而你要考察人，你就得考察他们的思想、见解、态度。我想这就是我理解今日世界的方法。从1970年代起， 人比国家重要了。我当年没这么表述，但今天我会这么说。
东：当年其他学者怎么看待您的思考？
入江：可能是我是少数派，极少的少数派。要到1980年代末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想法。要了解这么多国家的文化很不容易，但你只有了解了它们，才能更有现实感。你得做许多额外的阅读、研究等等。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可比仅仅阅读外交档案难多了，这一点可能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即使困难，也得去做，今天，我们要时刻记住的一件事情就是，全球有70亿人，而不是只有200多个国家。70亿人被分散在200多个国家里，但人与人直接的联结已经让国与国的边界不那么重要了。
东：您曾说，当您开始研究国家之间的彼此观察、看法、误解时，并没有怎么意识到这其实是1960年代的产物。能具体说一说吗？
入江昭：我开始对mutual images感兴趣或许是因为我来自日本，一直就很好奇于美国人如何看待日本和中国。我同时也觉得，国际关系的研究不能离开这些事情：形象、偏见、误解。不过真正让我进入这个领域还是因为越战。美国去越南打这么一场战争，其合理性遭到巨大质疑，但同时我又有一种感觉，美国人对越南几乎一无所知。其实对中国也是如此。那时中国的“文革”正在进行中，美国却对它如此无知。我感到，如果你要研究中美关系这样的话题，你就必须回答关于无知、偏见和误解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也许是文化研究方向的一步，而文化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面向里会更为具体化。
东：mutual images究竟有多重要？
入江：即使是在1960年代，这个问题就已经非常非常重要了。当时中美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没有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大陆也没有美国游客，我对当时的情况是很不高兴的，交流的匮乏才会带来如此多的偏见。1980年代以后情况大为改观，如今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误解和偏见自然还在，但已远非当年无知的程度。我现在比从前乐观了，就我的理解，如今已经很难截然区分什么是中国思维什么是美国思维，一些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思考，一些美国人则像中国人一样思考，想法不分彼此，人与人也彼此混杂（everybody is mixed up），这是好事。
东：但如果你看看过去十到十五年的中日关系，好像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
入江：官方关系上自然会有起起落落。我持乐观态度的原因是，如今两国间已有如此之多的交流、接触，不可能再断绝了。我的意思是，不太可能回到1950年代了。我认为，即便他们以官方语言讨论冲突时，也有一种彼此依存感在那里。只要这种交流持续，情形就会比两国政府如何又对彼此说了什么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人民要比政府重要，我相信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
东：中日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对方国家的民调也不是很乐观。
入江：这些总是在变化。解决办法是保持交流。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国召开相关研讨会，日本学者应该参加，如果有类似的机会，人们都应该参加。同时应该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去日本。在日本的大学里有一千名中国教师，他们自然会影响日本学生对中国的理解。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改变世界也许很慢，但我想事情会越来越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来说，联结（connections）都是一个关键词。
东：您曾在中国的一个讲座里提到过东亚共同体的前景，您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共同体在197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
入江：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一直有一个全球共同体的观念，不仅是中日两国。1970年代，两国关系刚刚起步，但全球共同体的观念、人与人应该建立彼此联系的观念是在70年代生根的。冷战还在那里，但经济全球化已然开始，环境问题也开始涌现，等等。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会说，许多事情都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这许多事情不仅仅包括冷战的终结，更包括那种联结感、彼此依存感。
东：您觉得1970年代的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
入江：是的，非常被低估了。1970年代应该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萨拉·斯奈德（Sarah B. Snyder）曾经写过一本《人权行动主义与冷战的终结》（Human Rights Activ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她在书中说，1970年代是美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时期，随着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签订，一些受到鼓舞的苏联人起来发声，最后才有了冷战的结束。她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也把1970年代视作转折的年代。除了在人权领域，环保领域也是如此。环保运动在1970年代开始变得非常重要，不只是美苏关系，其他许多领域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在十年前所作的《全球共同体》一书里谈到了非政府组织。在1970年代，全球的非政府组织从900增加到10000个，这是非常让人惊讶的增长。此外，跨国公司的数量也在1970年代迅速增长。这都是为什么我说，在1970年代国家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单个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逊于国与国之间的联结。
东：您怎么看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
入江：“历史的终结”试图表明，美国的民主是最终答案。但并非如此。我不认为所有国家都会变成美国，但我确实认为所有国家终将融合在一起。我现在最喜欢的一个词是混杂性（hybridity），美国自己也将越来越像其他国家。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的思考方式会越来越接近，我想。而且他们之间已经有如此多共同点了。现在中国人遍布美国，遍布世界，这是件好事，就像美国人遍布全球一样。他们都在为全球共同体建立纽带。
以巴关系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拒绝与彼此接触，这挺可悲的。但只要他们彼此接触多一些，就有机会发展一种彼此依存感。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e）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东：福山曾在一篇书评里说，“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有真正的文化聚合（culture convergence），看起来也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民主这一意识形态的传播，而非基于文化国际主义者的工作”。
入江：我同意文化国际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做得还不够。我想说的是，它确实提升了一种文化联结意识，但必须和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结合起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联结。今天我会说，联结比国际主义重要。国际主义给人一种精英感，给人一种艺术家、知识分子彼此交流想法的感觉。但实际上这是全世界参与的一种交流。全球有20亿网民，我自己不用Facebook或者Twitter，但我的孙辈们用，年青的一代用，这是一种共享，不是吗？这个世界已经不那么简单了。没错，是要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是要全世界彼此分享的民主。另外，文化国际主义应该是文化人本主义（culture humanism），希望我们不会再回到20世纪上半叶了。
东：您是否曾有过身份认同的焦虑？
入江：我不觉得自己是日本人或者美国人。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学家。学术无国界。当我写作时，我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学家来写作的，这就是我的身份意识。我对此感到很满意，我也觉得越来越多的人会和我一样。比如，一个音乐家，不会总想着他的国籍，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
东：不过身份认同不只是自己选择的事情，也和别人怎么看待你有关。
入江：也许是吧。我不知道人们怎么看我，但我并不关心。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觉得我是个日本历史学家，那是他们的事，我自己才不这么认为（笑）。我希望人们从我的作品里理解我。
东：您对这个世界非常乐观，那有没有什么让您忧虑的事情？
入江：我想最大的潜在危险就是民族主义。因为我是支持国际主义与全球共同体的，所以会觉得任何把某个国家与国际社会分离开来的事情都是危险的。好在全世界并没有几个国家是那样的。1930年代的日本正是那样一个国家，今天，人们不会再支持这种精神上的隔绝，大多数人会支持交流。那么，除非某一天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说，够了，不要再交流了，我们要建立壁垒、隔阂，阻断联结，那自然会非常危险，幸运的是，这种事情并未发生。
东：对于美日的右转，您可曾感到失望？
入江：我觉得美国基本上还算开明之国，当然，长时间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国内问题也令国家分裂，有时甚至有让国家陷入停滞的趋势。不过我不觉得美国变保守会带来什么大的危险，茶党那些人当然很民族主义而且反国际主义，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会保持开放。我比较担心的是日本。只要存在着要求再武装化、修订和平宪法的势力，就始终是个麻烦。我的愿望是日本人坚持战后所有那些好的东西。有一些保守主义者反对1945年以来的所有东西，这是非常负面和危险的态度，石原慎太郎强化了这种态度。确实有一些人是这么看待战后岁月的，虽然我不觉得这些人的数量有多大。
我希望1945年后出生的年轻一些的人不要像他们那样极端保守，但我们还不知道会怎样。有时候，老人家就得提醒年轻人过去的岁月曾经多么糟糕和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