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一种剥削制度中劳作从而改革它，或者从外部攻击它——身为一名左翼，是应当两者都做，还是都不做呢？这个原则问题自卡尔•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起就饱受争议，且一直困扰着西方左翼人士，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答案一直很简单：一切从工人的利益出发。但左翼经常无法就到底哪种方法最符合工人的利益达成一致，于是情况变得复杂。左翼人士分裂成不同的组织，各自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这种不团结的做法使得目标不清，制造勾心斗角和分裂，带来更多坏处而非益处。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提及美国著名中左派学者、纽约城市大学的杰出教授理查德•沃林，他最近深化了自己对所谓西方激进知识分子的批判，谴责他们未能为左翼政治做出有意义贡献。作为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学生和挚友，沃林的批评回溯了哈贝马斯对福柯以及其他有时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进行的众所周知的批判。沃林的批判与哈贝马斯类似，他批评了斯拉沃热•齐泽克和阿兰•巴迪欧之类颇为流行的理论家给左翼政治带来不利影响。最近在上海举行的几次讲座中，沃林都重复了这些主张。笔者已在国际马克思主义期刊《科学与社会》和中文期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就此问题撰文探讨，并将借本文进一步对该问题展开讨论。
后马克思主义：口头的激进者，行动上的侏儒
首先，沃林将“后马克思主义”现象问题化是正确的，但我们先要弄清这个词的含义。有人说后马克思主义和另一个“后”主义即后现代主义类似，走到了一个分水岭，遇到了一个所谓的“批判转向”，这个转向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前苏联的批判，也与西方学术界深入探讨二战后法国理论的时间重叠。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数个历史条件，本文将涉及其中两个。首先，后马克思主义部分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后者一般避开革命和激进的政治，专注于理论研究；其次，苏联已解体，而许多西方理论家又享受着舒适的生活，极易脱离像阶级斗争、革命、真正的政治参与之类令人不适的概念。这些理论家倾向于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相似的政治行动者视为可怕的悲剧。但若这么想，那么后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具体是什么？若激进的政治只能被视为悲剧，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就该被视为闹剧一场。
无论采用哪种说法，笔者都从根本上同意沃林的观点，即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是无力的。沃林担忧左派因后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承担政治责任而分裂，进而无力推动他眼中西方民主的传统，即进步事业。但笔者担忧的并非是他们拒绝在现存制度中进行参与，而是他们未能参与到任何形式的政治之中。更重要的是，正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中部分展示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背弃了激进的政治。去年笔者曾在对詹尼•瓦狄默的新书《解释学的共产主义》（2011）的书评中提及此问题。瓦狄默的中心理论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共产主义，他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余波中提出的“弱思想”（weak thought）概念，与齐泽克最新发表的后危机赞歌《不要行动，只要思考》（2012）不谋而合。虽说不该“以貌取书”，但是这本书的封面却生动展现了其内容：齐泽克本人因在说话时控制不住的挥舞双手而出名，但封面上的他站在一辆燃烧的汽车前，紧皱眉头，双手插袋。似乎在告诫人们不要行动，只要皱眉思考。
齐泽克的新书令人大伤脑筋。一方面，书中呈现了一种错误的二元对立，因为思考即是行动的一种方式。但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中，思考和行动是无法分离的。正如马克思著名的第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思考并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石之一。如果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个原则已完全过时故摈弃之，那么就不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批判性的转折，反而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转折。这样一来，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
上街扔石块的左翼知识分子
2008年以前，齐泽克等人曾预言一场危机将到来，他们作为激进知识分子和预言家卖出了很多书。正如沃林所言，这些人自称新列宁主义者。但当危机真正降临，他们反而站出来批评上街游行的工人。事实上，他们的批判会带来更深层和更大的麻烦。在伦敦举行的2009年马克思主义会议上，齐泽克作了题为“什么是今天的革命家？”的演讲，他称革命家应无情的批评一切，甚至包括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其他真正参与政治斗争的左翼同志们。
笔者并非暗示左翼知识分子必须在肢体斗争中冲锋陷阵以维持政治上的团结，笔者也不认为批判性思想家应该在政治迫害对左翼进程造成伤害而非帮助时保持沉默。但因赞扬“列宁主义的不宽容”早已受到诟病的齐泽克，仍固执己见于自己备受质疑的批判性分析，以至于未能理解革命中列宁主义的重要性，以及积极解决政治实践，特别是革命政治实践中必然的不完美的重要性。齐泽克的另一个咒语“我们必须学会更好的失败”，实际上误读了列宁“更努力学习，再试一次”的警言。其实无论齐泽克的意图是何（他的意图一向不清晰），他未能理解的革命真理其实很简单：当工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时你应尽你所能支持他们，如果你无法表示支持，更确切地说如果你的处境微妙，那就至少在这一刻保持沉默，别让他们遭受警察和你的两面夹击。
并非每个左翼学者都经历了完全的惨败。事实上让•保罗•萨特就是一个正面榜样，福柯和爱德华•萨义德也是如此。许多进步人士都理解被捕的意义所在，美国民权运动的领导人都理解政治团结，就连乔治•克鲁尼都甘愿为自己最喜欢的事业进监狱。这么看来左翼知识分子没有时间参加运动就显得十分可笑，但或许也情有可原。例如尽管萨特尽全力想被捕，但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下令“没人能逮捕伏尔泰”，这让萨特很尴尬。更大的原因是许多西方左翼学者欲与他们的前辈划清界限，后者即便在斯大林最糟的暴行为天下所知时也拒绝批评前苏联。这令人不禁好奇为何齐泽克笔下对斯大林的维护多于对查韦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
一定有一种更好的平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梅洛•庞蒂曾写道“反共产主义者对遍布四处的暴力视而不见，而高尚的同情者对无人能直面暴力的事实视而不见。”萨特认为即使辩证已瓦解，也还得选择不那么邪恶的一方。故无论共产主义政治变得多么无理或暴力，他都会为之辩护。但福柯和德勒兹等学者拒绝通过参与一种暴力来对抗另一种，特别是在看清苏维埃帝国、国家资本主义和镇压行为相对西方军事和市场霸权并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之后。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避谈至今仍让左翼知识分子蒙羞的昔日沉默外，很多战后批判理论都致力于取代萨特。尽管现今网络上有许多萨特、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及其他人一起在街上抗议的照片，随后很多人却将萨特的街头运动视为一种无效，甚至是反知识分子的滑稽行为。即便如此，谁能忘记萨特和波伏瓦在古巴与切•格瓦拉会面的照片？谁能忘记萨特将格瓦拉形容为他见过的最完美的人？又有谁能忘记格瓦拉的挣扎和牺牲？这不是浪漫化。恰恰相反，从工人和革命家的视角来看，格瓦拉的一生完全不浪漫，但好莱坞却将他的人生完全浪漫化（如2004年上映的电影《摩托日记》），各种时尚产物亦将格瓦拉的形象商品化。无论如何批判萨特，人们都该记得即使在福柯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仍因参加抗议活动并在斗争混乱之时扔掷砖块而出名。而萨义德吸收了大量福柯思想，他因在街头加入巴勒斯坦青年并向以色列军队投掷石块而出名。笔者无意证明这种活动有效，且从某种角度看来他们这么做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但至少他们身上体现的理念与我们现在从主要左翼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不同。
齐泽克分析流行文化，好比狗追自己尾巴
政治失灵会带来严重后果，故左派对法西斯主义一直深表担忧。齐泽克曾说过如果资本主义现在失灵，那么法西斯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可能崛起。齐泽克也常引用本雅明的话：“法西斯主义兴起是每一场失败革命的前兆”。沃林质疑最近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在欧洲甚至美国兴起与左翼未能推动渐进的改革相关。相反，笔者认为激进的左翼分子既不够激进也不够唯物，以至于不能参与到工人和他们的处境中去，不能代表他们的问题。作为纯粹的理论家他们是无齿的老虎，只有舌头。他们未能发展群众路线。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对法国农民支持路易•波拿巴的著名讽刺：“他们无法代表自己，只能被代表。”
在形容当代思想时，詹姆逊在《理论的意识形态》（2009）中写道“我们每天依然行走在典型的资本主义旧世界中，但我们的头脑却在媒体和超级卖场/郊区所创造的截然不同的迷幻气氛中徘徊。”这句话用在齐泽克和他的追随者身上尤为正确。他对流行文化的分析是迷人而愉快的，但通常仅此而已。鉴于齐泽克本人已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他分析流行文化就好比狗追逐自己的尾巴，没有结果。这是一种伪批判。但鉴于左翼一直与流行文化密不可分，切•格瓦拉和其他类似思想家的存在被贬低成时尚宣言也在意料之中。对拜物的分析成了新的拜物行为，这种激进的“思想”本身即是一种商品。由此可见齐泽克之流的著作与《搏击俱乐部》（1999）之类的电影并无差异，该电影通过令人作呕的大众商品形式悄悄向消费者们传达了一个反资本主义幻想。
亲身参战，或团结的沉默
多数左翼人士，特别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们不止在政治上无能，在经济领域也毫无作为。他们对托马斯•皮克迪的新书《二十一世纪的资本》（2014）的评论可谓是不温不火。大卫•哈维和齐泽克最近都对此书发表了回应。他们对皮克迪的研究表示感谢，但都未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书中提供的数据做出真正的分析或批判。当然，他们二人都对皮克迪口中资本主义创造不平等、摧毁民主的结论很满意。但许多左翼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金融时报》中反皮克迪的文章，因为理解皮克迪的数据需要掌握另一种的专业知识，他们无法自行分析。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只能阅读以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或不加批判地接受皮克迪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们已沦落到只能从理论角度批判皮克迪提出的解决方案，而这并非强烈的唯物主义批判。
了解了左翼人士的无能后，就能完全理解为何要鼓励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建立伙伴关系，学习一些经济和政治知识，继而在实际的基础上追求进步。正如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1929-1935）中所言，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实际参与到阵地战和游击战的辩证法之中。以史为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孙中山还在世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携手，一方面是为了共建民族战线，合作抗日；另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尚不够强大，故无法与国民党直接抗衡，争夺国家政权。所以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是一种阵地战，不仅能帮助国家抵御外敌，也帮助壮大了中国共产党最后直接进行游击战的能力，进而最终掌握了国家权力。西方左翼人士也应这么做，同时尝试这两种斗争方式。他们该参与阵地战，即为了获得能力和经验积极参与现存的政治体系，这样一来当时机恰当时就能更好发挥自身的力量。如果这个要求过高，那左翼人士至少该在人们上街游行、抗议资本主义惩罚工人和维持资产阶级霸权的行为时缄口不言并保持一种沉默的团结。
“只有傻瓜才会做出牺牲”
借用马克•吐温的书名，今天的多数学者就好似“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佬”，在决战日，身为革命英雄却抛弃了自己的政治责任，留在家中照料家人，导致革命最终失败。这么说是否过于刻薄？或许此类批评对于当今的理论家们还太过温和了。在皮埃尔•布迪厄的著作《学院人》（1990）中有一个更强的批判，暗示那些声称小心避开实用主义的人其实受到实用主义更深刻的影响。布迪厄用“串通一气的敌人”一词来描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巴黎索邦大学互相辩论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知识精英。正如他所言，辩论的双方都完全归属现存体系，故双方都未真正追求剧烈的变革。与之相反，双方都从批判对方中获益。可以说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
不幸的是，因为大多数学者仍遵从少作为甚至不作为的风气，情况并未发生大的改变。我们确实写作、授课、辩论，但我们这么做的出发点是认定“只有傻瓜才会做出牺牲”的特权位置。笔者深信这是一种控告，并会引发更加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庞大的间谍网络、新帝国主义、军事独裁、经济危机、最近抬头的法西斯主义、高度集权的统治以及在环境灾难边缘上岌岌可危的地球等等，面对这些严峻的形势我们听到有人说“不要行动，只要思考。”左翼人士听够了空洞的理论，他们需要深思，更需要组织，他们缺少的是一条统一战线。在2009年马克思主义会议上，齐泽克曾开玩笑称自由派从未认清他们享受的民主和自由有一小部分是由左派斗争得来并加以保护的。我们该这样回应他和他的追随者：没错，那时至少还有一小部分，但现在几乎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