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不断深入发展，气候谈判地缘格局也在加速调整：一是随着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程度和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谈判阵营的立场差异和分歧逐渐扩大；二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受到削弱和挑战，以大国协调为特征的合作机制模式不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201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及京都议定书第九次缔约方会议（以下简称华沙气候大会）继续推动气候谈判地缘格局的变化。本文尝试分析华沙大会对既有联合国主导气候治理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未来全球气候谈判地缘格局的新变化，并思考中国面对的压力和应对策略。
一、华沙大会对联合国气候治理合法性的冲击
联合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担当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潘基文认为，“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定义联合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影响。”[1]然而在华沙气候变化大会，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气候变化治理合法性受到质疑和挑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分别来自欧盟和小岛国)的主导下谈判进程非常缓慢，虽然最终通过的决议要求各国为2015年通过、2020年生效的气候变化新协定启动确定自主“贡献”的工作，但是关于“2015年协议”的决定在充满争议的背景下勉强产生，如何体现“公平”和“区别”等重要问题悬而未决[2]，而且决定似乎已经将全球减排谈判拉向了完全松散的格局。
2014年9月气候峰会是潘基文在华沙大会推动的重点成果。2009年9月1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联合国首度气候变化峰会，与之相比，尽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多方筹备2014年9月气候峰会，但各国政府反应审慎，到目前为止正式宣布参加峰会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不多。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潘基文亲自游说到场首脑。但目前只有法国总统奥朗德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加强合作，以确保联合国气候峰会和2015年巴黎谈判取得成功，其余各国政府尚处于相互观望状态[3]。
三是资金机制举步维艰。发达国家没有体现出任何落实长期资金的意愿，到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支持的空头支票依然处于“继续动员”阶段；绿色气候基金没有摆脱“空壳化”的趋势。关于发展中国家最关注的长期资金，最终通过的决定中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只泛泛要求发达国家每两年提交一次最新策略和方法以继续动员和扩大2014～2020年间的融资。在GCF方面通过了引导性决议，要求发达国家在COP20(2014年)到来之前提供及时、有雄心的赠款[4]，以促进GCF正常运转。勉强的亮点是七个欧盟国家和澳大利亚一起，承诺为陷入困境的适应基金注资1亿美元。小岛国联盟提出，华沙大会首要分歧还是气候融资议题[5]。伦敦海外开发协会（ODI）称，2012年发达国家承诺提供12.1亿美元,2013年下降了71%。乐施会报告说,除了英国，发达国家均未发布气候融资数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敦促发达国家必须履行融资承诺[6]。
四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效率下降。2011年以来的德班平台谈判时间进程已过半，群龙无首，虽然“吵而不崩”但谈判效率不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娜-菲格雷菲格雷斯认为和日益威胁人类的气候灾难相比，联合国气候谈判进程仍然缓慢，这主要是因为华沙大会缺少政治决心和政治意愿，以及参与各方对减排的真实承诺[7]。会后媒体认为，联合国气候会议已经表明，它不能保护地球远离快速经济发展下的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伤害[8]。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对联合国气候大会所起作用非常失望，认为只有依靠全球公民运动才可能解决问题，即“需要一个全球气候变化草根运动。”[9]欧洲媒体质疑联合国气候谈判效率，认为气候谈判“目光所及之处无领导”[10]。气候变化科学联盟组织认为联合国谈判体制存在很多问题，谈判变成了空谈[11]，华沙大会没有在评估各国行动和公平性上达成一致的标准[12]。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华沙大会没有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上迈出重要一步。[13]欧洲媒体认为在华沙举行谈判诉诸了策略的、分裂的、联络主义和派系的自私自利行为[14]。
五是各方在华沙气候谈判中的热度都在下降。谈判中各方利益逐渐“水落石出”的情况下，主要国家的气候行动力下降。在各方利益逐渐“水落石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治理的热情在下降。2013年对于欧盟来说，内部分裂和债务危机取代气候变化和低碳问题，成为当前欧洲最突出的问题，欧盟在20%中期减排目标上止步不前，欧洲民众和舆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大幅度下降，因此欧洲的政治层面气候变化推动力相对弱化。而且美国气候变化立法已经停止，加拿大政府也借口无力支付违反《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罚款而退出，日本因核电站事故而放弃了25%的减排目标。美国国会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并限制美国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众议院由共和党掌控，参议院由民主党掌控但共和党仍有较大影响力，而且来自化石燃料生产大省的民主党议员们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反对政府相关提案，多数共和党人仍坚持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行动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因此华沙大会文件里面充满了理解上的割裂，也就是发达国家不能在资金和减排上满足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诉求[15]。英国斯特恩爵士认为，华沙大会与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相比还远远不够[16]。欧盟无法实现更高的减排目标，德国延缓了新能源革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三个国家因对气候行动的失约而被称为气候变化的“新坏男孩”，而俄罗斯对华沙会议几乎所有议题都漠不关心[17],中国和美国也不能做出大幅承诺[18]。华沙大会文件里面充满了理解上的割裂，发达国家不能在资金和减排上满足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诉求[19]欧盟对部分缔约国有较多批评，赫泽高批评了一些“思想狭隘的国家”（媒体认为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20]。
二、华沙大会后全球气候治理转变的重要趋向与发展趋势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华沙大会是通向2015年达成普遍法律协议的一个重要的垫脚石。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菲格雷斯也认为，“华沙大会在三个目标方面有进展，一是气候融资；二是迈向2014和2015气候谈判的清晰路径；三是损失和损害。但鉴于全球气候灾害频发，各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代价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必须立刻开始行动。”[21]但是效率滞后和权威性下降无法推动各国为向全面减排转变提供动力。其次，美国、欧盟、发展中等大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倡议和领导能力都有所下降，围绕气候变化引发的新地缘经济竞争激烈。展望未来，华沙大会既带来机遇，也充满挑战。华沙谈判可以看出,全球气候治理重要趋势是，从制度建设的主线朝向大国政治的主线，从以往全球治理的各国共同利益，逐渐让位于地缘政治经济的推手；以往以谈判谋求成果为核心,转变为来自中、美、欧三方的核心角力和多元博弈。
首先，气候变化治理主线让位与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全球气候治理所伴随的碳排放空间争夺、新能源技术和市场竞争、碳关税和低碳贸易壁垒、低碳经济发展等因素会显著影响传统地缘政治经济面貌，诱发新一轮分化和重组。气候变化进一步推动关系人类基本生存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水、能源和粮食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影响、彼此制约并极具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地缘政治经济纽带，这种政治经济纽带成为新的全球地缘竞争高地，其中尤其以能源为主。从全球地缘经济历史演变来看，当前能源创新是气候博弈的核心，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是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即出现了下一代能源的主导国[22]。气候变化危机为权力竞争带来了新的机会和特征，低碳国际竞争力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动力，世界主要国家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占据科技发展制高点和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而竞相努力，能源战略和能源技术的发展转型从未停歇。欧盟在过去二十年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渗入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之中，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付出巨大努力取得长足进步，2012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比1990年下降21.8%，人均排放也在逐年下降；2011年年末欧盟出台《2050年欧洲能源路线图》，详尽描述了2050年欧洲能源系统实现零排放的政策框架和技术选择；欧盟的中坚力量德国奉行“弃核”的能源体系转型战略，各种手段并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为各国能源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2012年，可再生能源在德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达到12%，在电力消费中的比例达到20%以上；英国顺利完成了2012年排放比1990年降低26.6%,2008-2012累积排放28.91亿吨，顺利完成第一期碳预算。欧盟还将金融竞争力和气候政策挂钩，通过欧元定价的碳交易，带动欧盟相关的金融服务发展，并向全球渗透，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优势地位，进而谋求地缘经济优势[23]。奥巴马政府发布《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4]以能源利用方式的调整为中心，借助页岩气革命等带来的美国能源创新和能效革命，提升美国减排能力和气候变化议程的国际领导地位,强调与中国、欧洲等新能源竞争基础上的气候政策。[25]奥巴马在2014年国情咨文中提出，“中国等其他国家主导清洁能源市场，并由此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2013年，风能占据了美国新能源的一半份额。那么，就让我们创造更多吧。太阳能变得越来越廉价，让我们努力把花费降得更低。只要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仍在研发新能源，我们也必须这么做。美国必须支持和鼓励这些有助于使天然气燃烧变得更清洁和保护空气水源的研究和科技”。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向大国政治主线回归。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由于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而形成国家利益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了许多气候谈判阵营，如欧盟、伞形集团[26]、77国集团加中国、小岛屿联盟[27]、石油输出国组织等。有两条主线贯穿于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其一是关于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伞形联盟的矛盾，其二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矛盾。多哈会议之后，这两种矛盾都有上升。华沙会议以来，两大阵营的界限有所模糊。随着“巴厘路线图”谈判进入尾声，发达国家“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水平减排指标”既成事实，加之在资金、技术转让方面的不作为，引发发展中国家普遍不满，在多哈会议要求发达国家履行义务的呼声强烈，平台谈判处于次要位置。在此背景下，南北矛盾是主调，发展中国家内部声音相对一致，欧美合流，LMDC(+基础四国)发挥重要作用，气候变化谈判逐步回归“大国政治”格局。气候变化谈判传统的“两大阵营”格局仍然存在，但欧盟、美国、发展中国家“三股势力”鼎足而立的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为将美国拉入“2015年协定”中并共同拆除“防火墙”，欧盟暂时放弃了对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的全球协议的要求，全力支持美国。“基础四国”在政治上保持团结，与其他“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一起起到了抗衡欧美的作用。尽管“小岛国集团”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独立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AILAC)的诉求依然强烈，但在逐渐回归“大国政治”的谈判格局中显得力不从心。但从不同角度看，“小岛国集团”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受到轻视和损害，将更多地损害已经分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团结。
第三，大国气候博弈推动新的地区性联盟变化。当前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核心角力和博弈主要来自中国、美国、欧盟三方，然而随着联合国平台谈判能力下降，地区性集团开始兴起并且逐渐成为谈判中的重要力量，表达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特别是这些联盟各自与欧美中印等大国合作、不断影响着气候谈判总体的平衡和声势。一方面欧美等大国拉拢地区性气候联盟并成立新的协调机制。欧盟+小岛国、伞形集团+AILAC（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独立联盟）的格局，逐渐打破了发展中国家以七十七国集团+中国为主体的团结。哥伦比亚等部分拉美国家由于在政治经济上与美国联系密切，在气候谈判中也积极呼应美国的主张。美国自2007年发起了主要经济体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进程。这项进程包括世界上最大的17个经济体，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它与联合国气候机制的关系是模棱两可的、部分而言是冲突的。欧盟已经组成卡塔赫纳论坛(Cartagena Dialogue for Progressive Actions)，[28]并对谈判进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主要成员国包括的发展中国家有安提瓜和巴布达、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秘鲁、萨摩亚、马拉维、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墨西哥、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乌干达等；包括的发达国家如比利时、法国、德国、加纳、新西兰、挪威、西班牙、荷兰、英国等。2012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瑞典、加纳、孟加拉国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发起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旨在减少黑碳、甲烷及氢氟碳化合物等三种污染物的排放,现已有大约30多个成员。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也通过“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等联盟巩固原有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巴西、阿根廷等另外一些拉美新兴经济体国家与中国、印度、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形成“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等联盟，避免为本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设定过于严格的量化减排任务。在华沙气候大会,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提出了促成大会成功的四点建议，包括要加大落实以往承诺的力度，尽快开启德班平台的谈判，要在减排、适应、资金、技术和透明度等关键问题上取得平衡结果，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协议应有约束力等，并表示，“基础四国”为此共同做出努力。[29]委内瑞拉等一部分拉美国家也和中国合作，在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中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展斗争。
如上所述，是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谈判继续处于群龙无首、低效乏力的局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影响力、正当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受到挑战。各利益集团的矛盾与合作已经取代全球气候治理而成为全球气候政治的主轴。会议中谈判集团的组织也预示着地缘政治经济取代全球共同利益而成为气候谈判未来的发展方向。2015年巴黎大会全球减排体系的建设将会成为气候谈判和外交中的主要线索，欧美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气候外交成为气候变化谈判进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一）对中国有利气候谈判地缘环境持续恶化
对中国有利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将进一步虚化。历史责任和南北区分是华沙会议的重要焦点。立场相似发展中国家集团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防火墙体现在气候变化公约的原则中，即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印度气候谈判代表普拉萨德强烈维护防火墙，认为鉴于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不可推卸的责任，发达国家必须把减排目标增加到40%，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履行它们的“承诺”，只有发达国家会有强制性减排“任务”。[30]为了反对“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美国气候谈判代表斯特恩认为，195个国家达成的协议中将“贡献”而不是“承诺”引入新政策中，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和一个相当艰难的谈判。[31]美国只对没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谈判结果满意，美国要求每个国家都可以在2014年气候谈判会议拿出减排承诺，斯特恩认为，“应该有更强的语言清晰地表明什么时候停止“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防火墙，并且让中国和印度提出减排国家自主承诺。”[32]第三世界网络（TWN）认为[33]，西方国家想要在新的气候协议中推到这面“防火墙”，它们支持所有的国家在适用协议上一律平等。欧盟则认为防火墙必须反映当前的现实而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限制。[34]欧盟赫泽高认为，在旧体制中的承诺和行动之间还有这个防火墙，但华沙会议让其只剩下一个词了，这可以更快捷地在巴黎实现谈判目标。[35]欧盟赫泽高认为少数发展中国家坚持防“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影响了谈判进程。[36]发展中国家部分接受了共同在2020年后做出自主贡献，美国气候大使斯特恩对华沙大会喜不自禁，认为达到了毁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南北防火墙的外交目的。
其次，发达国家既希望通过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的竞争，淡化历史责任，转嫁自身减排责任，更希望德班平台可以延缓中国崛起和发展，继续维持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随着气候变化谈判方内部减排能力、潜力、经济实力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排放格局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大国上来[37]。首先，不少西方媒体对立场相似发展中国家集团(LMDC)进行攻击。第三世界网络（TWN）认为，发达国家已经与新兴经济体在减排问题上形成了对决之势。发达国家媒体认为，制约华沙谈判中负面因素是立场相似发展中国家集团。美国谈判代表斯特恩认为立场相似发展中国家集团是气候谈判大会的主要断层线。媒体认为由于秘鲁和委内瑞拉、中国、印度等政治关系良好，因此2014年立场相似发展中国家集团会影响谈判进程。[38]其次，美国和欧盟等把焦点转向中国和印度，要求中国和印度把所有气候变化谈判的底牌都亮出来[39]，强调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如中国应该参加减排[40]。美国气候谈判代表斯特恩认为，“中国说承诺应只适用于发达国家，这让人很吃惊。我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时间隧道。这是很荒唐的。美国反对区别责任并推动建立一个适合所有国家的全球体制。[41]斯特恩还提出，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年度资金将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在气候融资做出贡献。[42]第三，欧盟催促中国和美国扮演积极作用,欧盟代表赫泽高称：要想气候谈判成功，中美两国必须接受严格的减排目标，并提供资金来帮助穷国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赫泽高认为，中国的人均排放已经超过欧洲的人均排放，美国和中国贡献了全球2/5的碳排放[43]，且一直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44]
国集团+中国”，另外还有小岛国联盟、OPEC国家，主张延续《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要求发达国家继续实施强制性减排的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基金。但是，发展中国家阵营分裂较为严重，同为发展中国家，同样寻求经济发展的空间，但在气候问题上的诉求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小岛国联盟由于在气候问题上面临灭顶之灾，所以要求实施最为严厉的全面减排措施；而“77国集团+中国”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也由于自身没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加上发达国家的拉拢，因此也要求实施全面的减排措施。于是小岛国联盟联合最不发达国家一齐向新兴国家施压，要求中国等国家接受强制性排放的协议。此外，发达国家还成功地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发达国家将中国等新兴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做法，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等国家是气候谈判中的累赘，只有将这些国家排除出自己的阵营，才能从发达国家那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这些国家转而向新兴发展中大国国家施压。认为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应该减排的有欧美等发达国家、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以及部分被分化的发展中国家，其总数已经远超半数谈判成员国。在德班会议上，以“欧盟路线图”为代表，最终得到了190多个国家中的120多个国家的支持；再除去反对实施减排的OPEC和俄罗斯等国家，剩下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国家显得比较孤立，面临的舆论压力巨大。
首先中国需要深入理解既有的全球气候地缘变化，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如何协调中国、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如何继续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德班平台制度建设。一是承认气候变化已经带来了新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变化，传统的联合国自上而下治理已经很难把各国碳排放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二是承认竞争也是推动气候谈判的动力。中美欧等大国竞争不仅仅是存在威斯特伐利亚权力体系的“你之所得即是我之所失的零和关系”中，低碳和新能源竞争可以有效推动全球作为新能源发展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行，也可以提升新能源大国的实质话语和倡议权等，当前中欧美等可再生能源大国继续引领气候治理，而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如巴西、北欧国家)的地位不断上升。
其次，中国需要平衡好发展中国家和最大排放国家的身份，引领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自身的发展空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已成为最主要的排放大国之一。双重身份致使我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受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为此，为了避免双重身份对我国压力这一不利趋势的发展，强调中国发展中国家阵营领导的身份，中国应努力争取发展中国家谈判阵营最广泛的团结。需要强化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特有分歧和矛盾，但南北矛盾始终是中国制定对外气候变化战略的基本出发点。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基础四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四国[45]，基础四国必须搞好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
第三是推动基础四国协调合作。基础四国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谈判集团。“基础四国”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并且短期内难以下降。由于排放量总量较大，也招致不少国家的非议。因此，“基础四国”需要采取既能适应自身发展又不违背国际原则的气候变化政策，化解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在应对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中，基础四国的立场应该表现出了很高的协调性，，基础四国的协调行动将会有利于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在公约框架下展开，有利于德班平台安排的达成：基础四国应该坚持谈判需要继续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坚持双轨并行的谈判机制、坚决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作为国际气候谈判及合作的基础性原则。基础四国必须坚持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须接受“三可”要求（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并且要求发达国家尽快落实允诺的快速启动资金。基础四国应该加强与基础四国内部的能源气候合作，全面启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与培训。与南非、印度、巴西等共同推动新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合作。基础四国应该推动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专家提出“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equitable acces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ASD)的理念，试图对公平和“共区”原则进行新的阐述，并进而探索在德班平台谈判中将公平原则具体操作的思路。[46]
第四是推动气候谈判地缘朝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变化。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自身的核心利益，涉及到欧洲、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主要大国的核心发展利益，在2015年巴黎气候谈判大会之前，中国要以不影响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为基础，对发达国家批评留有余地，以实现张弛有度的务实外交，中国应该保持和美国的减排默契，不要公开指责美国的气候政策，防止欧洲利用美国压中国让步。新兴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为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特别是在资金和技术领域。发展中国家阵营在要求发达国家履行资金技术承诺方面存在共同的需求和合作空间。
第五，当前中国的发展有必要在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之间寻求一个更加合理的平衡点，中央无疑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进行了思想上的动员，包括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不过，就具体的工作和改革进程而言，环境保护仍然阻力重重，其短板效应与日俱增，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相比于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仅靠内部的主动调整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来自环境污染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够适当地借助于国际力量，来进行某种倒逼，或许将是我们在环境保护上的一种策略性政策选择。在气候变化治理和地缘格局都在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接受一些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上的条件，既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提高国际声誉，同时也可以将国际压力转变为国内保护环境，尤其是推进环境保护体制变革的动力，进而化被动为主动，从长期扭转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的失衡格局。
注释：
[1]Fiona Harvey,“As the Warsaw climate talks end,the hard work is just beginning,”,Nov.26,2013.
[2]Annan,Kofi,“Climate crisis:Who will act?International”,New York Times [Paris]25Nov 2013.
[3]Nivedita Khandekar,“Warsaw deliver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talks”,Hindustan Times,Nov.24,2013.
[4]Nesru Jemal,”Disappointing Compromises At Cop19in Warsaw,”All Africa,Nov.26,2013.
[5]“TWN Warsaw”News Update No.29,29November 2013,Published by Third World Network,www.twn.my
[6]Nesru Jemal,“Disappointing Compromises At Cop19in Warsaw,”All Africa,Nov.26,2013.
[7]Leahy,Stephen.“CLIMATE CHANGE:CRITICS BRAND CLIMATE TALKS ANOTHER LOST OPPORTUNITY.”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New York]11Dec 2012.
[8]“Opinion:Expectations low -and still disappointed”，Deutsche Welle,December 24，2013。
[9]Annan,Kofi,“Climate crisis:Who will act?International”,New York Times [Paris]25Nov 2013.
[10]“Opinion:Expectations low -and still disappointed”，Deutsche Welle,Nov.24,2013.
[11]TOM HARRIS.“UN pushing climate nonsense”.The Ottawa Sun Dec.15,2012.
[12]“Graham Lloyd,Doha""""s Politics Of Envy Environment”.The Australian Dec.14,2012.
[13]Karl Ritter,“Modest deal on climate targets break deadlock at UN talks”,Associated Press,Nov.24,2013.
[14]“Opinion:Expectations low -and still disappointed”,Nov.24,2013.
[15]SECTORAL POLICIES Brussels,22/11/2013(Agence Europe)。
[16]Mariëtte LE ROUX,“End of UN climate talks breaks fast for Philippines envoy”,Agence France Presse,Nov.24,2013.
[17]Angelina Davydova,“Russia""""s silence on climate change helps no one”,Nov.25,2013.
[18]“Opinion:Expectations low -and still disappointed”，Deutsche Welle,Nov.24,2013.
[19]“Climate Change ”,Sectoral Policies Brussels,(Agence Europe),Nov.22,2013.
[20]Dave Keating,“Climate action goes national”,European Voice,Nov.28,2013.
[21]McDonald,Frank.,“Climate deal reached in Warsaw but critics say it is too weak in face of crisis”,Irish Times [Dublin],Nov.25,2013:10.
[22]转引自于宏源：《权力转移中的能源链及其挑战》，《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第29-34页。
[23]薄燕，陈志敏：《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盟领导能力的弱化》，《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37-46页。
[24]Amy Edwards,“President Obama Unveils Climate Action Plan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Adapt 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Mondaq Business Briefing,July 15,2013.
[25]张敏：《高科技产业的“欧洲梦”》，《瞭望》，2010年第9期。
[26]伞形集团以美国为主，集结其它非欧盟的工业国家所组成，由日本、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组成。
[27]小岛国联盟这是由一些低洼与岛屿的国家成立的特设联盟，这些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直接威胁其国家的生存，所以对希望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对世界各国碳排放采取严格的限制。
[28]Duncan Clark,“How Fossil Fuel Reserves Match UN Climate Negotiating Positions,”Guardian,February 13,2012.
[29]TWN Warsaw News Update No.29,29November 2013,Published by Third World Network,www.twn.my
[30]SECTORAL POLICIES Brussels,(Agence Europe),Nov.22,2013..
[31]“Warsaw Climate Deal CriticizedInside”,EPA.com""""s Daily Briefing,Nov.26,2013.
[32]“Climate conference""""s results expected to be modest”,The Washington Post,Nov.23,2013.
[33]“TWN Warsaw”News Update No.29,29November 2013,Published by Third World Network,www.twn.my
[34]Urmi·A·Goswami,“UN climate talks:European Union and Like Minded Developing Countries trade accusations,”The Economic Times,Nov.23,2013.
[35]Climate talks limp towards Paris pact,PACNEWS,the Pacific News Agency Service,Nov.25,2013.
[36]Fiona Harvey,“Climate talks in trouble as EU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clash,”The Guardian,Nov.23,2013.
[37]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发展中大国的减排潜力日益增加，2000年到2030年，基于能源使用的碳排放量2/3或者3/4增长量来自发展中国家。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20年，发达国家总体排放量相对1990年将减少4%，其中美国减少3%、欧盟23%、日本10%、俄罗斯27%；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则会有大幅度的上升，预计发展中国家整体排放量将增加107%，其中中国将增加275%、印度224%
[38]Fiona Harvey,“As the Warsaw climate talks end,the hard work is just beginning,”,Nov.26,2013.
[39]McDonald,Frank,“Climate deal reached in Warsaw but critics say it is too weak in face of crisis,”Irish Times [Dublin]Nov.25,2013:10.
[40]“Last-Minute Deal at UN Climate Talks”,FARS News Agency,,Nov.24,2013.
[41]Goswami,Urmi A·Warsaw，“climate change talks come to a close with deal;key issues unresolved [ET Cetera]The Economic Times (Online)[New Delhi]25Nov 2013.
[42]Nitin SethiU.S.’backtracking throws climate finance into disarrayThe Hindu,,Nov.23,2013.
[43]Lean,Geoffrey,“China:now an example to the world?”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UK)]Nov.23,2013:30.
[44]Josie Le Blond,US and China must act on climate change rhetoric,says German ministerGuardian.co.uk,,Nov.26,2013.
[45]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第十四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http://www.ccchina.gov.cn/archiver/ccchinacn/UpFile/Files/Default/20130222103414654944.pdf.2014年4月8日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