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布莱尔和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吗？它回来了。面貌和名字换过了，但政府可以——也应该——结合社会民主价值和现代自由经济学的思想又回到了中心舞台。
在2000年6月由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主持的柏林领导人会议上第三条道路似乎成了未来之路。这次会议是布莱尔谋划的产物（尽管他因为妻子生产而没有出席）。但克林顿发表了关于新技术如何有助于解决旧时代社会弊端的雄辩的长篇演讲。瑞典和新西兰领导人指出你可以让国家变得更精干、更有效。而南非的姆贝基、巴西的卡多佐和智利的拉各斯（我也是拉各斯代表团的成员）宣称，第三条道路可以顺利地套用到所谓的第三世界头上。
不幸的是，这一幕并不长久。掷地有声的进步治理（progressive governance）论并没有轻松地变为持久的政治哲学。戈尔用克林顿经济学换取传统民粹主义，结果败给了小布什。社会民主党及其盟友在多个欧洲国家失去了权力。伊拉克战争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第三条道路领导人所鼓吹的一些政策遭到严重抨击。
快速回到现状。39岁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总理伦齐常常被称为意大利最后的希望。他承诺（尽管没怎么兑现过）采取深刻的劳动力市场和财政改革。在选举中胜出后，伦齐获得了来自布莱尔本人的赞美，布莱尔称"伦齐有活力、有创造力、有毅力，能获得成功。"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总理瓦尔斯正在把政治资本押注于雄心勃勃的削减税收和支出计划，该计划并不受其所在政党传统派的支持。来自正统左派的批评指责他"照搬布莱尔和施罗德的方案。"
伦齐和瓦尔斯——以及西班牙社会党（Socialist Party）的桑切斯（Pedro Sánchez）——是更广泛的趋势的一部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许多中左翼政客试图在投资于就业和技能的同时动员市场、刺激增长。
因此，迫切的需要是回归第三条道路思想的直接原因。毫不奇怪，债务重重的欧洲政府正在苦寻低财政成本的新社会政策。但德国保守主义政府所推行的严厉紧缩与新一代南欧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渐进调整并不相同。
保守派要求将财政调整放在首位，不管结果如何。读过凯恩斯的现代社会民主党知道，一些立刻调整是使计划可信的必要条件。但他们还知道，增加人力资本和实体基础设施支出是限制财政收缩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强化经济的增长潜力的必要条件。
另一个让第三条道路思想重获市场的原因是它管用。施罗德在21世纪初重组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努力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事后看来，施罗德的努力将德国从欧洲病夫变为欧洲大陆的出口冠军。北欧国家是实验新方法提供公共服务、同时采取劳动力关系上的"弹性保障"（flexicurity）的先锋。结果：它们实现了稳增长、高就业、低公债的三重目标。
这些思想的效果并不局限于北欧富国。智利民主联盟（Concertación）、秘鲁加西亚、巴西卡多佐政府都从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日程中汲取了灵感。他们在各自国家都引起过（或引起着）争议。但他们都不可否认地开启了各自国家前所未有的民主整合和经济现代化过程。
在即将到来的巴西总统选举中，现任总统罗塞夫的两名主要对手都在鼓吹回归昔日好时光的政策。与卡多佐同一政党的内弗斯（Aécio Neves）这样做并不令人奇怪。但社会主义者席尔瓦（Marina Silva）这么做相当令人瞩目。她提出了签署超越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新贸易契约、让巴西中央银行独立等口号。在出任首相的第一周就授予英格兰银行完全独立地位的布莱尔一定会很自豪。
国家和时间存在很多不同，但最终这些成功经验中包含了四个共同思想。首先是政策务实主义。重要的是什么管用，而不是什么在意识形态上纯正。争论国家应该大些还是小些既冗长又毫无意义，还不如问问什么类型的国家干预、在哪些地方进行干预更有效实在。
第二个思想是财政现实主义。预算审慎值得追求（不可持续的赤字顾名思义是无法持续下去的），也具有进步性（当情况转坏时，穷人和脆弱群体受创最重）。
第三个思想是现代福利国家。国家可以也应该实行收入和财富再分配，但与此同时不能破坏工作和储蓄的激励。政府不能只是做点宣传，而应该致力于保证好工作和好收入。
最后，第三条道路是由进步自由主义定义的。自由和平等是互补而非矛盾的原则。如果规则得到合理制定，人民自由决定和行动的社会可以成为机会公平分布的社会。反之，没有最低限度的人人平等，自由就只能是海市蜃楼。
这四个思想未第三条道路注入了生命力，让它在今天获得了第二次机会--尽管它早就应该成为全人类的第一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