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3月8日举行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记者关于2014年中国外交展望的问题时，把中国5月主办“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和11月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作为2014年中国外交的两场重头戏，并冠以“主场外交”之名，引发国内媒体热议。而亚信上海峰会的成功举行，使得舆论更加关注中国未来主场外交的发展。[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主办重要多边会议并非始于今日，如果算上每年在中国举行的双边外交活动则更多，但将“主场外交”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概念提出，并上升为全年外交任务的重要内容尚属首次。这说明中国政府已明确意识到，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联系日益密切和频繁，中国外交的“主场时刻”也不断增多，[2]
亟需把主场外交放在中国对外战略的全局中加以运筹，从而更好地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本文从新时期主场外交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出发，分析中国开展主场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重点探讨未来中国进一步做好主场外交需要关注的问题，以期为我们今后更好地运筹外交全局、发挥主场外交优势提供一些思路。
一、主场外交的概念与内涵
从形式上看，一国除了在国（境）外开展的外交外事活动，其他在本国开展的外交活动似乎都应纳入主场外交范畴，可谓有外交之时就有了主场外交之日。然而如此界定主场外交显然没有抓住“主场”的实质。真正的主场外交应同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明确外交活动的“地理场域”，即在“本国（境）内”而非国（境）外开展；二是明确东道主对外交活动的“能动性”，即东道主应当发挥重要乃至主导作用；三是明确外交活动对服务本国总体外交任务具有“积极正面作用”。本文对主场外交的定义为：在一国（境）内开展的，由东道主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并能对维护和拓展该国国家利益发挥积极影响的各类重要外交活动，包括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
强调主场外交概念的上述三层内涵，是因为它不仅指涉外交活动的“地理范畴”，更要体现东道主政府的“能动范畴”，即政府有意识、有能力对外交活动（特别是多边外交）的议题、进程、效果等内容进行规划并施加重要影响，并善用主场优势进行有效运筹，从而放大外交活动对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的功能，达到一般外交难以企及的效果。正如国际问题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主场外交是体育比赛中“主场效应”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生动体现，它意味着东道主可以利用主场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优势，掌握或增强国际话语权，拟定有利于本国的议题或议程，推动制定有利于本国的国际规则或秩序，从而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3]
如果东道主仅仅负责提供场所，对外交活动的议题、进程、效果等实质性内容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甚至被其他国家或机构“反客为主”，东道主的所谓主场外交则名不副实。或者，尽管东道主有良好愿望，但囿于自身的战略意识欠缺或运筹能力不足等原因，无法借此推进本国的内政外交议程，甚至因为举措失当而对本国国家利益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则更是与东道主开展主场外交的初衷背道而驰。由此可见，主场外交历史悠久，主权国家都在开展，但只有综合国力强大、具备外交“主场能力”的国家才能真正有效发挥主场外交优势，实现自身外交目标。
二、主场外交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21世纪以来，各国外交转型蔚然成风，外交形态日益丰富，内涵也不断发生深刻变化。[4]
特别是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今天，国际社会成员更加重视主场外交，希望通过主场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强化外交在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方面的功能，在此过程中，主场外交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
首先，各国更加重视多边外交的规模效应。在主场外交活动中，除了传统的双边外交活动，如外国领导人的正式访问外，各国更加积极地争取具有国际影响的多边国际会议的主办权，包括各种多边国际机制的定期峰会，如G20峰会、G8峰会、金砖峰会、APEC领导人峰会等，以及一些年度多边国际论坛，如核安全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年会等。此外，举办奥运会等综合性国际重大体育赛事，举办世博会等大型国际会展活动，也成为各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主办多边国际会议能够使东道主对多边会议机制的议程、议题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升本国对国际重大议程、议题的话语权，多边国际会议参加成员的多寡、与会代表级别的高低也是检验主办方国际影响力、感召力的重要指标，并直接关系到多边国际会议机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5]
近年来，随着非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美国、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设立本国与非洲领导人的高峰论坛，邀请非洲大陆国家领导人集体参与，推进双方政治、经济、人文的机制化合作，展示对非洲大陆发展进程的影响力，成为近年来各国开展主场外交的一道特色风景，也再次印证了此类集体峰会规模效应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其次，各国更加重视发挥主场外交的整体效应。随着外交主体多元化、外交形态多样化深入发展，外交涉及的领域已经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外交内涵日益丰富。除了传统的首脑外交、政府外交以外，公共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地方（城市）外交等外交新形态不断涌现，既拓展了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也进一步发挥出外交的整体效应。主场外交，尤其是多边主场外交，往往成为国家集中展示外交整体和复合效应的最佳时机。一方面，主办国可借举办多边外交活动之机，进一步提升自身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交流水平，提高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一些全球性、综合性的体育、人文或科技交流盛会，如奥运会、世界杯、世博会等，都因为体现了当前外交领域广、主体多、互动性强等特点，得到大国，尤其是新兴大国的青睐。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都积极申办和承办奥运会、世博会、世界杯、洲际运动会等综合性国际体育、文化和科技盛会，希望借此拉动本国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和国际交流水平，展示对外开放新形象。[6]
另一方面，主办国可发挥主场外交的大舞台功能，统筹和协同双边、多边外交和其他各种形态的外交活动，积聚和营造复合效应。当前，各国外交议程的丰富程度大幅提升，各种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占据了领导人的大量国务时间，因而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在规划及制定主场外交议程中，都更加重视双边、多边的有机结合，更加有意识地统筹和协同包括经济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等多种形态，避免因外交议程的分散、脱节，或是外交手段的单一而弱化效果或浪费资源。主办方往往利用东道主“特权”，主动开展“集束式”的双边交往互动，通过邀请一些重要的非成员国与会，以多边促进双边互动；[7]
同时通过积极的双边互动，促进多边议题的推进和落实。因此，发挥双边多边外交有机结合、多元外交形态协同的复合效应，已经成为各国开展主场外交的重要着力点。
第三，各国更加重视核心理念的立体传播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检验主场外交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就是东道主能否有效向外界传递其政策的核心理念，其宣示的政策核心理念越能引起国内外共鸣，对国际议程的影响就越重要、越持久。特别是在多边国际会议上，东道主不仅重视能否出台既代表时代发展方向、又符合自身利益的成果文件或政策宣言，更重视与各种媒体的互动来传播会议成果，放大和延伸其影响。在社会信息化，尤其是新媒体和新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密室外交和官方外交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转型。各国在开展主场外交时，日益重视与国内外舆论就外交议题设置展开互动，利用主场外交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根据外交目标和任务，提前规划、制定舆论议题。由于领导人言论的权威性，其对舆论引领有着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因此，不少国家领导人亲自上阵，接受媒体专访，主动塑造、引领舆论方向。[8]
同时，东道主还积极发挥本国智库学者和舆论领袖的作用，利用国内外媒体和舆论资源，延伸扩展主场外交的舆论效应，起到配合主场外交任务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主场时刻”的频率明显增加。中国政府除了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双边外交外，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残奥会、世博会等大型国际盛会。中国发起的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外交平台影响和声誉日隆，有评论认为“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在本土建立‘外交主场’、进行‘主场外交’的能力”。[9]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强调外交的战略谋划、主动塑造、开拓创新和积极运筹的思维和意识，开启了中国外交的新征程，也赋予主场外交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0]
因此，在全面认识中国主场外交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基础上，趋利避害，扬长补短，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调动各方资源，不断发挥主场外交优势，实现总体外交任务。综合分析来看，中国在当前开展主场外交具备三方面有利条件：
首先，“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期待和重视，中国主场外交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承担的国际责任，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中国已经站在了国际舞台的中央。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外交上更加主动有为，积极进取。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政府不断推出新理念、新倡议。在发展大国关系，特别是对美关系中，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构想，发出了中美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成为引领当前中美关系话语的核心概念。[11]
在周边关系议题上，中国政府不但倡导“亲、诚、惠、容”理念，而且相继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在地区和国际上产生热烈反响。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议题上，中国政府针对当前亚洲安全合作长期滞后于经济合作的现实，不断丰富新安全观内涵。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峰会上作主旨发言，正式提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首次全面阐释了中国对亚洲安全观内涵的认识，并提出构建亚洲安全新架构的设想，引发与会代表的高度认同和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12]
总之，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繁荣和国际和平稳定的作用愈加突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倡议”和“中国声音”的需求和期待也不断提高，中国具备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主场外交优势的国际舆论条件。
其次，“中国道路”和“中国故事”极大增强了中国主场外交的吸引力。主场外交的成效如何，不仅取决于东道主对外交议程和活动的周密组织和精心安排，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东道主“主场”自身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指主场的“硬件”能力，如物质能力和自然环境等，也包括东道主向国际社会展现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一般而言，综合实力越强，越容易积聚主场外交的“人气”。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不仅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和体制提供了经验，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心。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非常希望亲身了解、实地体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这也成为近年来中国成功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多边盛会，吸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领导人和各界精英广泛参与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对内启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对外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的旗帜，强调发展模式多样化和包容互鉴的学习精神，这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普遍共鸣，为中国的主场外交赢得更多的“国际人气”。
第三，中国具备集中力量办主场外交的政治体制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优势能够保证充分有效地动员国内各种力量。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国际盛会，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及其延伸效应，使国内各方面的条件更加成熟，硬件、软件更加完备，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观念和能力不断提高。“政府外交的各种思维、理念、手段都在这里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强化了组织领导机制和战略规划能力”、“完善了大型国际活动外交的机制体制”、“提高了干部队伍的外事能力”。[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外交的战略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强调外交外事工作的“立体思维”、“立体操作”，高度重视加强外交工作的“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牢固树立外交一盘棋思想”，从而“保障中央对对外工作的领导、决策、管理、处突等各项功能顺利实施”。[14]
与此同时，中国主场外交在可预见的将来仍面临不少障碍和挑战。首先，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借主场外交提升国际影响力心怀警惕甚至不满，这是影响中国主场多边外交的最大外部因素。当前，大国关系已进入综合国力全方位博弈的新阶段，各国更加重视制度性权力，包括国际议程设置权、话语权的竞争。主场外交，尤其是发挥多边外交的主场优势，已逐渐成为大国争取及强化自身制度性权力的重要渠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国际格局“东升西降”态势持续，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合作与牵制中，预防性牵制甚至遏制的一面不断上升，对于中国借主场外交提升影响力更为敏感和疑虑，明里暗里试图削弱中国主场外交的正面效果。[15]
其次，不少周边国家在参与中国的主场多边外交时心态复杂。周边国家和地区总体上希望搭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车，也乐见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方面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部分国家，或与中国有直接的政治、经济或安全利益纠纷，或担心中国主导周边议程后对其不利，或慑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压力，往往并不愿意马上积极支持中国在主场外交场合提出的一些倡议，尤其在可能涉及美国利益的倡议上，态度更是暧昧和消极。[16]再者，相较于主场双边外交而言，中国举办主场多边外交的经验仍然相对欠缺。在举办数量和层次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尤其对主场多边外交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包括主题及议程设置、重要成员的协调配合、国内外舆论的把握和引导、多边机制的能力提升、应对及处置意外干扰能力、学术网络和智库平台的支撑等方面，仍处于学习和积累经验的阶段。
四、对进一步办好主场外交的几点思考
首先，中国的主场外交要进一步明确未来5至10年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中国开展主场外交的总体目标就是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战略任务为指引，通过战略规划和内外资源统筹，充分发挥中国外交主场“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效应，积极捍卫国家利益，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营造于中国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维护并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的主场外交应主要包含两方面的任务要求：一是因势利导、扩大影响。未来5至10年内，中国主场外交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把新时期中国提出的外交新理念、新思维、新构想进一步体系化和具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中国梦”、“新义利观”、“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和构想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反响。中国要系统规划未来几年将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金砖峰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欧领导人峰会、中国和中东欧经贸合作论坛、G20等多场主场外交，发挥上述活动的规模效应，通过与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有机结合，形成具有包容性并能引起国际共鸣的主场外交议程，同时发挥主客场外交之间的衔接和呼应，推动“中国理念”的传播和“中国方案”的落实，一方面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为区域与国际和平稳定发展合作提供思想动力。二是固本强基，突出重点。未来5至10年，中国主场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动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有机统一的大周边秩序逐步形成。中国应在总结2014年亚信上海峰会和APEC北京峰会的基础上，全面规划中国的周边合作框架，延伸两次峰会的积极成果，把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周边经济合作和以“亚洲新安全观”为核心的周边安全合作统一起来。未来几年，中国不仅将担任亚信会议主席国，每年还将主办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并将以东道主身份举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阿合作论坛等周边重要对话论坛。因此，要通过整体规划，创设相关工作机制，把主办上述多场地区多边外交活动转化为推进“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传播和践行“亚洲新安全观”的重要平台，并与整体的双边外交、客场外交相结合，培育和深化周边外交的重要战略支撑带，推进中国与周边的“亲、诚、惠、容”关系。
其次，中国的主场外交中要加强“前、中、后”场的协调配合，扩大主场外交的正面溢出效应。主场外交的溢出效果如何，一要看前期的“暖场”准备，即中国主场外交的议程设置能否得到各参与方以及国际社会的正面回应。例如，中国在整体规划未来几年的主场外交时，要善于将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构想，有机地内嵌于即将主办的机制性多边国际和地区峰会议程之中，包括上合峰会、中国和中东欧经贸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为此，中国除了事先要开展深入和充分的内部论证，从概念、内涵、目标、任务、可行性、风险和困难、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等多方面进行研判，还要及早与相关方面沟通，形成积极的舆论氛围。二要看会议期间能否“聚焦议题”，避免主题分散甚至脱轨。中国在筹备主场外交之前，要对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内外干扰因素做多种“预想情景”及“沙盘推演”，以确保会议主题不“跑题”、不“失焦”。例如在亚信上海峰会前夕，越南、菲律宾等国借南海纠纷问题向中国挑衅，越南境内还爆发了针对中国企业员工的打砸抢烧事件，亚信会议议程是否会受此影响一度成为国际舆论焦点。但在会议期间，中国始终紧扣“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这一主题，习近平主席在主旨发言中全面深入阐述了亚洲新安全观，与多位亚信成员国领导人积极探讨，共同谋划如何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亚信上海峰会成功发表《上海宣言》，成为推动亚信会议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指导文件。三要看主场外交后的书面成果，特别是主办的多边会议成果能否“落地有声”。中国在未来两年担任亚信会议主席国期间，要充分把握机遇，善用主席国主导权，对包括推进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建立亚洲执法安全合作论坛，建立亚洲安全应急中心，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强化亚信体制机制，提高亚信机制的开放包容水平，增强亚信智库网络的智力支撑能力等事项，做好系统规划，制定行动方案并有效落实。而对于中国即将主办的APEC会议，以及未来可能主办的金砖峰会、G20等年度机制性国际多边会议能否取得成功，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议程的衔接、延续以及成果落实可核查程度。因此，中国更要超前规划，在设计相关会议主题和议程时，既要“瞻前”，更要“顾后”，尤其要加强与前、后两任的主席国协同配合，保证重大议程的可延续与成果的可持续。
再次，中国要创造性地构建主场外交的议题联盟，提升主场外交的“国际气场”。中国在进一步扩大主场外交、形成主场多边外交对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持久效应过程中，要更加善于围绕多边会议的重大议程，推动形成于中国有利的多种议题联盟，特别是与大国之间的议题联盟。为此，中国既要进一步协调金砖国家在全球重大经济和政治议程中的立场，尽可能形成新兴市场国家的抱团优势，确保中国的核心利益得到维护；又要善于发现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安全领域中的利益汇合点，积极发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作用。同时，中国还应积极发挥中等强国在主场外交中积极而独特的作用。例如，亚信机制既具备为亚洲地区中等强国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基因，又为中等强国发挥作用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应积极运筹，用好地区中等强国在亚洲新安全观上与中国相似和趋同的历史机遇，一方面借助中等强国在亚洲新安全观上的创新能力和话语影响，扎实推进亚洲新安全观在周边地区的案例运用、经验总结和理论建设，使新安全观在亚信平台落地生根。另一方面，中国要规划在亚信框架下与中等强国合作的机制能力建设，尤其是秘书处的协调统筹能力，为未来亚信会议的升级版做好体制机制准备。
最后，中国要更加重视主场外交中智库网络和舆论传播的支撑作用。中国要借鉴国际上成熟的多边会议机制与智库网络密切合作的经验，继续加大对本国智库围绕亚信会议、金砖国家、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专项研究方面投入，提高中国智库在相关议题研究中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还需创新激励机制，强化中国智库的国际交流和共同研究能力，扩大研究共同体规模，在国际上搭建一系列高端智库二轨平台，一起为中国的主场外交和多边机制发展提供智力服务。
注：
[1]“王毅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记者问”，新华网，2014年3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08/c_119669879.htm；董彦：“周明伟委员：‘主场外交’是历史新机遇”，《北京周报》，2014年3月13日；“亚信峰会中国‘主场外交’尝试破解亚洲安全困局”，中国新闻网，2014年5月22日，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522/391812.s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29日）金灿荣、孙西辉：“主场外交让中国外交更主动”，《中国报道》，2014年第2期，第34-35页。
[2]据不完全统计，在2013年全年和2014年上半年（截至7月底），仅以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主持的主场外交（包括双边和多边）分别达到164场和77场。其中2013年的主场多边外交为14场，双边150场。2014年上半年的主场多边外交为8场，双边69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及新华网信息统计，感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季伊昕为该统计所做的贡献。
[3]张颖：“办好主场外交尽显中国魅力”，《前线》，2014年第5期，第32-34页。
[4]参见赵可金：《外交学原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
[5]2014年5月，中国接任亚信会议主席国后举办上海峰会，有包括亚信成员国、观察员、峰会客人在内的46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负责人或代表与会，其中包括1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成为亚信历史上参加国家和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一次。在中国强有力推动下，会议发表了进一步加强亚信成员安全合作和会议机制发展的《上海宣言》，成为亚信会议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导文件。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东道主的综合国力越强，主场的规模效应越能发挥，反过来也有利于多边会议机制本身的持续发展。
[6] “金砖五环：竞相申办五类体育大赛 世界杯中国梦”，搜狐网，2013年4月1日，http：//sports.sohu.com/20130401/n371280855.s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29日）
[7]在2014年亚信上海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12位参加峰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柬埔寨、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阿塞拜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伊朗）。2014年11月，中国即将主办APEC北京峰会，中国政府已邀请印度、蒙古等非成员国与会，就是中国借东道主优势，发展与印度、蒙古双边关系的重要步骤。
[8]2014年索契冬奥会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专门举行与媒体记者的交流会，内容涉及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令人印象深刻。2014年8月，在美国举办的首次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上，奥巴马总统接受《经济学人》的专访，进一步阐释美国对非政策，特别是传递了美国要加快步伐发展与非洲大陆经济关系的强烈信息。“奥巴马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全文：教非洲如何应对中国投资”，观察者网，2014年8月5日，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4_08_05_253360.s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29日）
[10]王毅：“开启中国外交新征程——王毅外长在‘新起点、新理念、新实践—2013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上的演讲”，《世界知识》，2014年第1期，第28-31页。
[11]尽管美国国内舆论，包括官方和智库学者对于中国首倡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仍存在不同解读，对未来中美之间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不同判断，对于如何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提出了不同的设想和建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讨论当前乃至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话语中的核心概念。尽管美国国内舆论，包括官方和智库学者对于中国首倡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仍存在不同解读，对未来中美之间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不同判断，对于如何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提出了不同的设想和建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讨论当前乃至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话语中的核心概念。
[12]国外媒体对亚信上海峰会进行了详细报道，例如：“亚信峰会：习近平倡议亚洲新安全秩序”，BBC中文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catsindrag.co.uk/news/news.php？href=/zhongwen/simp/china/2014/05/140521_china_russia_summit.s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29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将提出‘新型亚洲安全观’”，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5月19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cnpol/story20140519-344578。（上网时间：2014年8月29日）
[13]杨洁勉等：《中国世博外交》，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63-67页。
[14]杨洁篪：“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国际问题研究》，2014第1期，第6页。
[15]最近的典型例子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借首届美国-非洲峰会宣扬美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时，不时贬低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关系，甚至把中国在非投资妖魔化为“只为夺取非洲的资源”；此外，在2014年亚信上海峰会结束后，西方舆论断章取义，刻意曲解中国在峰会上倡导的“亚洲的事务终究要靠亚洲人自己解决，亚洲的安全要用亚洲智慧来处理”的含义，把它贴上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加以污名化。
[16]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访问印尼时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李克强总理2014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再次重申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尽管美国和日本表示质疑，但包括许多东盟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都表示了支持态度。一些重要经济体如韩国和印度等，虽然最初态度比较谨慎，但也表达了愿意同中国积极沟通的意愿。相对而言，很多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对中国质疑美国在亚太加强军事同盟的合理性、呼吁建立亚洲新安全架构的立场态度比较暧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