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汽车的保险杠比欧洲汽车的保险杠大。这听上去或许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但对于负责谈判一项美欧贸易协定的外交官们而言，诸如此类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开放市场曾经意味着消除壁垒，这些壁垒旨在保护本国生产商免受外国竞争的威胁。目前欧美当局给人的印象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也是这样一种协议。实际上，这项拟议的协定属于另一种类型。
多数旧式壁垒已经消除，如今的贸易谈判代表们把注意力放在了消除欧美市场现行监管规定之间的差异。谈判的目的不再是消除保护主义措施，而是要协调那些防止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预防措施。
这种努力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以往的谈判。当你致力于降低关税时，消费者会因为价格下跌而称赞你，而生产者则会抱怨你取消了保护主义措施。当我们开始讨论监管协调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生产者对这类措施出台的可能性感到兴奋，因为它们会对医药、食品、金融产品、汽车等一切商品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些措施可能会引起消费者担忧——他们担心这意味着废除对他们有益的预防性保护措施。
怎么才能拿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与美国和欧洲的监管规定都比较接近的方案呢？双方的监管规定有着同样的目的，但在保护消费者的力度和方式上不尽相同。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比围绕关税的讨价还价要困难得多。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着手创建单一欧洲市场以来，欧洲人就一直在应对这一挑战。未能明确TTIP谈判也涉及监管协调是一大失策。要化解公众的疑虑，谈判代表们需要做到透明。
另一个政治障碍与一项计划有关：假如投资者认为地方法规威胁到自己的投资，可以依据该协定起诉政府。谈判代表们似乎忘记了反全球化的活动人士。这些声势很大的少数群体正设法说服消费者，他们将不得不食用以含氯消毒液处理过的鸡肉，不得不食用转基因食品，同时美国数据隐私法将被强加在他们身上。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再引入潜在的投资者与政府争端，将会加重不信任感。
双方还低估了德国民意的变化。当我在1999年至2004年担任欧盟贸易专员时，我们能相信德国公众会支持更大力度的贸易开放。但最近的民调显示，德国人对美国的信任感远远不及过去——对于一个需要他们相信美国监管机构的协定而言，这是个不好的征兆。
我们怎么才能让TTIP重新步入正轨呢？必须奉行透明原则。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解释，80%的谈判内容涉及监管趋同。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我们可能会在初期收获一些成果，但这是一个长期项目。如果要容忍投资者与政府争端，那么这类争端必须有明显更加合理的理由。一旦法规上存在差异，谈判代表们应该解释，彼此不会触动对方的规定，或者双方都会实行现行保护措施中最严格的措施。
最后，双方应保留扩容TTIP以纳入其他感兴趣国家的可能性。如果欧盟和美国克服了上述障碍，让TTIP协定回归正轨，那么他们有望建立起全球监管基准，这将有助于兑现开放贸易的承诺。
作者介绍：
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出生于法国。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先后就读于包括巴黎高等商业学校(HEC)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ENA)在内的多所知名的政治和经济院校。
1981年至1983年，拉米担任法国前经济和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的顾问，后又担任法国前总理皮埃尔·莫鲁瓦的私人办公室副主任。德洛尔1985年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再次将拉米招入麾下。1985年至1994年，拉米一直担任德洛尔的办公室主任，并代表德洛尔参加西方七国会议。1994年至1999年，拉米进入里昂信贷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1999年9月至2004年11月，拉米出任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事务的委员。
从2005年9月到2013年8月，拉米连续担任两届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目前他还参与欧洲-雅克德洛尔学院研究所智库的工作，担任世界旅游业道德委员会主席、牛津马丁学院"后代委员会"主席、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副主席，并参与到全球海洋委员会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及相关国际事务的各种项目中。他还是卢浮宫音乐家古乐团(马克·闵可夫斯基乐团)董事会主席,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以及汤姆森路透创办者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巴黎高等商业学校兼职教授，欧洲的西蒙娜·韦伊治理中心(洪堡-瓦德利那治理大学)战略顾问等。
拉米是关于全球治理、欧洲和国际贸易的若干书籍和报告的作者。他最近的出版著作是《为了将来的现在》和《日内瓦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