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被称为移民国家，但从独立后，一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在经济政策领域，美国虽然倡导市场经济，但推行的实际是自利性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制定和变革，都以提升美国经济竞争优势与实现美国国家利益为原则。近日，新美国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迈克尔·林德在《国家利益》杂志对美国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分析。
精于算计的民族自决
美国通过与英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获取独立后，长期都是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民族自决权的积极拥护者之一。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西洋宪章》中声明：美国人拥护各民族有权脱离多元民族帝国，组成自己的民族国家。
但从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看，华盛顿的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国家安全战略——一种自利的民族主义（self-interested nationalism）。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美墨战争和击败脱离联邦的南方，美国领导人保证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欧洲帝国战场的北美今后将由美国控制。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言，美国小心翼翼地守卫着自己北美地区霸权的同时，确保没有其他大国在欧洲或亚洲能够享有类似的地位。
因此，美国政府宣扬的民族自决政策看上去更像冷酷、精于算计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圣战式的理想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担负着“离岸平衡器”的作用。在其盟友遭受巨大的生命和财富损失之后，美国才以最少的生命和财富损失为代价参战，扭转战局。除了朝鲜和越南战争外，美国还发动了廉价的冷战，一边给共产主义政权的敌人提供补贴和政策建议，另一边通过禁运和军备竞赛拖垮苏联。苏联在军事上的投入可能占了GDP的三分之一，而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的花费没有超过GDP的15%，包括朝鲜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时。
冷战时期的美国，就像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拥护小国的民族自决权利，反对地区帝国，如为了削弱竞争对手苏联，支持东欧国家的独立运动。事实上，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把民族自决远置于民主之上。强调民族独立而非内部民主，是因为世界上许多主权民族国家都是弱小的，相对于有几个强大帝国的世界，他们对美国来说更安全。
国家利益至上的市场指导
今天，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认为，美国一直都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真相并非如此。美国在其经济战略及其安全战略方面，历来奉行的是开明、自利的民族主义，美国并不允许其宣扬的自由民主干扰其自利的国家战略。
从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成功地推行了贸易保护主义（以关税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例如，补贴私人承包商建立了横贯大陆的铁路）和公共研发（如政府资助电报、农业和航空方面的研究），不仅增加了国家收入，也保护了美国“幼稚产业”与英国等对手在出口方面的竞争。在此期间，美国拒绝自由市场意识，支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政策帮助美国工业赶上英国工业，使美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后殖民土地上崛起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美国模式的经济民族主义鼓舞了德国俾斯麦时期和日本明治时期的国家工业化，也鼓舞了其他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者。
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开始鼓吹贸易自由化战略——同样是利己的经济自由民族主义。那时，美国工业与服务业已经足够强大和成熟，可以与其他工业国家竞争夺取市场份额，因此，美国政府开始寻求开放外国消费市场。二战后英法帝国主义陷入困境，美国利用其权力和财富，迫使英法殖民地经济快速解体，而代之以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为中心的全球一体化经济。
在尼克松和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自由民族主义转向后民族主义。尼克松的经济战略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试图通过国家政策手段捍卫美国工业利益，包括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对日本进口产品实行配额制等。
尼克松的民族主义政策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外部的安全和贸易威胁暂时消退了。苏联解体；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被视为美国企业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日本房地产泡沫经济破灭；德国也因为国家统一付出的代价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
与此同时，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最早受益者。海湾战争和对塞尔维亚人战争的胜利，冲昏了美国外交精英们的头脑。一切似乎都表明了美国的竞争优势。这样，在贸易领域，美国再次表现出推动自由贸易政策的热情。如同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所做的那样，美国推行自由贸易，因为他认为其工业霸权在世界市场竞争中能稳操胜券。
巩固竞争优势的经济策略
冷战后美国霸权战略的吸引力取决于普遍的信念：美国如此富有，它可以很容易地摆脱制造业等“旧”行业，产生软件等新的“朝阳”行业；它还能很容易地吸收大量贫穷的低技能移民补充工人队伍。
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全球霸权战略耗费了美国大量资源。霸权战略不仅允许而且鼓励美国的欧洲和亚洲盟友投机取巧，让他们卸掉了大部分国防开支，将更多的资源化为投资投入到促使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民用工业和大面积的社会福利支出上。而美国背起了沉重的军备负担。
其次，美国经济并不总是处于有利的竞争环境。面对一个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难以区分的世界，对美国来讲，世界上三个最重要的国家是未来三大经济体：中国、日本和德国(欧盟只是理论上的单一经济体)。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非自由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体，用各种方法来保持永久商品贸易盈余，直接或间接地以牺牲美国经济利益为代价，损害世界经济。
正如利奥·埃默里认为的那样，在现代世界，一个去工业化的国家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强国，无论其金融家、房地产经纪人和保险高管们多么富有，其零售分销网络多么高效。一个国家允许其制造业消失，其熟练的工业劳动力萎缩，将是极其危险的。未来的大国冲突可能以新的冷战形式出现。在国家竞争的每一个领域，拥有优越的国内生产基地并有强大的经济作为支撑的国家，将拥有很多优势。
今天的制造业革命不可能破坏安全逻辑。昂贵的机器人和无人驾驶飞机成为国际安全竞争中心，使从平民到军事生产迅速转换的两用制造能力变得更加重要。快速成型或3D打印可能允许更大的定制化生产，但认为3D打印会带来家庭和乡村工业的复兴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更有可能的是：采取3D打印最成功的大型工业中，有许多是国家支持或国有的企业。
此外，促进人口增长是美国受人尊敬的传统。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其《1751年关于人类人口增加的观察报告》中指出，美国人视人口增长为企业和自由所带来的利益的明证。亚伯拉罕·林肯期待，美国会有“五亿快乐幸福人”的那一天。美国人口从1790年的400万到1900年的7600万，到今天才达到3.2亿。不过，人口增长没有导致大规模贫困。从1900年至2000年之间，尽管人口从7600万增加到3亿，美国人平均收入却增长了7倍。
基于国家利益的移民政策也应该是美国主导地位新大战略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大手笔的移民政策有助于美国拥有全球的人才和企业库。另一个国家的人才流失即是美国的人才所得。未来移民更有必要，目的是防止人口下降，逐步扩大美国人口数量。中国和印度由于没有移民人口，人口进入峰值后开始下降。如果世界人口波峰在90-120亿开始减少，美国在全球人口、市场和军事力量的相对份额会不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