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典型日本官员相比，现年58岁的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行长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更像一位经济学教授，细致、务实、学术。
10月22日下午，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套房内，面对满屋随行人员和桌上成摞的资料，中尾武彦对财新记者的提问即兴而谈，谈至兴起滔滔不绝。
中尾武彦此次访华的时间点颇为特殊，恰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筹备风生水起。一方面亚行在本地区运营已有50年，其主要业务之一就是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而亚洲基础设施领域仍存在巨大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亚行行长一职长期由日本人担任，亚投行则由中国牵头，凡此种种，使亚行与亚投行如何共处备受关注。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10月22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上表示，亚投行和亚行互为补充，他曾与中尾武彦多次面谈，亚行“非常欢迎中方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认为我们是互补的，而且愿意和我们联合进行项目融资，今后我们会有很好的合作”。
中尾武彦则说，亚投行一旦正式成立，亚行已准备好，考虑在共同的优先发展领域与亚投行进行适当的合作。“至关重要的是，在其项目和规划中，亚投行在采购和环境与社会保障标准方面采用国际最佳做法”。 作为中国宏观经济长期观察者，中尾武彦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关注，他此行在与楼继伟的会面中，讨论了亚行如何帮助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他还参加了由国家发改委与亚行共同主办的“十三五”规划合作研究高层研讨会。
在与财新记者专访中，中尾对中国经济表现出信心。他认为中国经济确实正向国内需求拉动转型，应推动产业升级；政府更加谨慎，不会重复大规模刺激计划。尽管面临房地产和地方债问题等挑战，“如果政府能够持续推出好的政策，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的震荡”。
财新记者：你怎么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尾武彦：第一，确实存在对于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第二，过去50年亚行在本地区扮演重要角色，有人说亚投行的目的是基础设施，亚行的目的是减贫，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亚行最大的对外贷款是贷给电力、交通等项目。减贫是亚行的终极目标，但是我们实现减贫的主要手段正是基础设施建设。自上世纪70年代起，亚行已经从农业开始对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资金援助。我们也正在提升借贷能力，提高效率，为包括中国在内的45个发展中成员国服务。第三，所有银行都应当符合国际环境和社会保障标准。第四，亚投行成立后，亚行已经准备好与其开展合适的合作，比如共同融资。
财新记者：怎么看中国经济现状？全球都在关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你觉得中国政府会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吗？
中尾武彦：中国今年GDP增速将在7.5%左右，这也是政府设定的目标。尽管比金融危机期间10％左右的增速要低，但是中国正朝着更和谐的经济转型，更加重视环境、社会、资源等问题，就业数据也向好。7.5%的增速还是非常高，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十三五”规划会对GDP增速设定怎样的目标，但整体而言，我希望中国经济增速保持稳健。
中国增长模式正在向国内需求拉动转型。在危机前，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是10%，现在是2%，这意味着近期增长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2009年所有G7国家出现负增长，中国GDP增速为9.2%。依靠国内需求拉动，中国可以战胜一些困难。
当然，中国不能重复大规模刺激计划，不过当时那种G7国家全部负增长的局面也是十分罕见的。现在中国政府也更加谨慎，更关注结构改革，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正确。外部失衡得到改善，消费很重要，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已经调整；内部失衡主要包括过多强调投资，这部分是因为此前的刺激计划。如何提振依靠消费拉动的增长是一个挑战。消费关乎民生问题，投资则关系到未来生产力增长，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投资，可能会出现过度投资的问题。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持续推出好的政策，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的震荡。
财新记者：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中尾武彦：内部挑战包括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增速低于预期等，外部挑战包括中东局势、疾病、俄罗斯受制裁等地缘政治问题。在房地产危机方面，中国经济增速稳定，通胀率保持在2%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问题是可控的。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占到GDP的30%左右，这其实是金融危机的遗产，地方政府在金融危机后加大投入。但是这一问题也是可控的。三中全会提到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责任分配，包括让地方政府承担更大责任。我们和中国财长谈了如何使地方政府收入更加平等，如何加强地方政府对债务的管控等。即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更加透明，也还是需要加强对债务的管控。我们还讨论怎样设计对地方债的监管。如果政策正确，房地产和地方债都不会产生严重问题。
财新记者：很多经济学家都表达了对中国地方债问题的担忧，似乎曾在发达经济体出现的信贷扩张问题现在正在新兴市场蔓延，你怎么看？
中尾武彦：有这种担忧，也可以有些调整。的确出现一些地方融资平台破产，但也是正常的市场现象。尤其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并不像日本当年出现信贷危机时已处于一个增长周期的尾声，所以一面需要对信贷问题加以重视，必要时给予干预；另一面也要看到中国的信贷问题与发达经济体并不相同。
财新记者：在中国经济中，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尾武彦：虽然三中全会指出市场需要在经济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是政府还是非常重要。所谓“市场是万能”的说法是一种误解。市场是经济的引擎。如果想市场发挥好作用，需要反垄断、鼓励竞争的政策，良好的金融监管，还需要教育、警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这些都是需要政府通过税收实现。
财新记者：你关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多年，近期人民币国际化动作频频，你怎么看待现状以及未来走向？
中尾武彦：我关注这一话题七年了，自我在日本财务省任职时就开始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更加国际化的货币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在全球范围，如果能用人民币进行进出口贸易或者投资融资自然很好。这可以理解，也应该发生。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开始，到经常账户，再到资本账户。
但是想要人民币真正国际化，中国需使国内资本市场更加自由，扩大、加深金融市场，实现汇率自由化。这尚未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将是漫长的过程。
财新记者：你怎么看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中尾武彦：亚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最近说过，陷阱不仅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有，任何经济体都有可能出现。低收入国家可能无法摆脱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实现更高的收入是很大的挑战。
对中国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推动产业升级，应该更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受益于发达经济体已有的技术以及外国直接投资，随着城镇化推进，刘易斯拐点出现，工人数量增长不如以前，工资增速也放缓，如果中国不进行创新，很难保持增长。
财新记者：你觉得亚太地区一体化下一步该怎么走？
中尾武彦：很重要的是加强贸易一体化，包括服务业，确立一些争端解决机制。同时，道路的互联互通以及地区工程也很重要，包括打通从中国到中亚、南亚的道路。地区金融一体化，出现地区债券市场。地区一体化不仅是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还要有好的政策，包括管理、市场准入、法律体系等。
财新记者：你担任亚行行长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亚行改革推进如何？
中尾武彦：亚行的45个发展中经济体成员中约有30个都是中等收入国家，他们都可以通过发行本国货币债券来融资。为什么还要来找亚行呢？因为他们不仅想获得资金支持，还希望得到知识支持，并寄望于亚行对于其他出资方的影响力。我希望加强亚行的借贷能力，提升效率，尤其关注地区主要经济体，比如加大了在中国的人员投入。我还希望能够加深亚行在相关领域的专业性，比如交通、电力、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