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14年4月发布的2013年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总额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而言，始终未能找到有效对策的问题之一，便是以PM2.5（细颗粒物）为代表的严重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除了PM2.5外，从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中国也早已是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其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4%，即全球4分之1的碳排放来自中国。排放量第二的美国与中国合计排放了超过全球3分之1的二氧化碳。
同时，中国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和食品安全方面也面临着各种环境问题（比如，参考文献・井村2007、相川2008）。本文将重新挖掘中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超越由作为环保发达国家的日本提供技术援助这种常规框架，探讨以日中乃至东亚地区的环境问题为中心的合作事业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第一个冲击事件是黄河断流与长江大洪水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尤其在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环境问题也在最近20多年来集中暴露了出来。不过在此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对中国造成重大冲击的是1997年在前所未有的广泛区域内发生的黄河断流事件和1998年发生的长江大洪水事件。
据说，黄河断流是由于不断发展的农业、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增大而引起的。然而，问题绝非这么简单。笔者所在的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为地球研）曾与中国联合进行了黄河断流调查研究项目（黄河项目，负责人：福嶌义宏名誉教授），结果显示，为防止沙漠化而实施的植树造林活动也导致用水量增加，成为黄河断流的原因之一（福嶌2007）。在黄河流域，用水的大半，即约70%为农业用水，而这部分用水量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峰值，在出现断流的90年代后半期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但是另一方面，调查显示，以上世纪80年代为分水岭，黄土高原地区的用水量在此前后差异巨大。这是因为中国作为一项国家事业持续推进的、旨在防止黄土高原沙漠化的植树造林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得到恢复的森林所消耗的水量（蒸发散失量）不断增加，最终导致了黄河下游水量减少。植树造林这种旨在防止沙漠化的环境对策却又引发了黄河断流这样一个新的环境问题。
尽管人们认为造成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直接原因是异常降雨，但致使损失扩大的重要原因是人们在山区砍伐森林，无节制地开垦农地。因此，在长江大洪水之后，中国政府实施了“退耕还林”（限制农地，恢复森林）政策，这一政策在伴随人口增加而不断扩大农地的中国历史上堪称罕见之尝试。
快速的城市开发带来新的环境问题
正如上述事例所示，截至本世纪初，中国为实现粮食自给和粮食增产而大力开发农业，造成了沙漠化和山地的荒废，并最终导致了沙尘增多、缺水和洪水等各种问题。不过，从城市化和工业化日益发展的本世纪头10年后半期开始，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农业开发导致草原消失和沙漠化问题日益加剧的内蒙古自治区，目前煤炭和稀土等矿产开发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城市开发也在迅速发展。过去，这个地区的煤矿大多都采用日本那样的坑道采煤，危险性极大，但现在都改成了大规模的露天采矿，煤矿周边的村镇展开了与中东地区似的城市开发。当地人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下降，已经不存在驱使人们去开发农地的压力了。有些中国的研究人员甚至声称不会再出现沙漠化问题了。
虽然露天煤矿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是新的课题，但开采方被严格地赋予了修复环境的义务。现在的形势与众多日本NGO参与植树造林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特有的对策不断进步
中国的环境问题的确比较严重，但这种理解也并不全面。比如，过去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开始采用某种被称为政策整合或政策组合（policymix）的经济政策，以使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中国的胡锦涛政权也在2004年后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在推进环境对策时尤其注重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利益上的激励效应。
中国约70%的一次能源依赖于煤炭，火力发电厂的硫氧化物排放量高居世界第一。中国曾提出目标，要在2010年前将硫氧化物排放量削减10%。本世纪头5年，中国推出了按排放量征税的制度（排污费）等对策，但收效甚微，而技术领先的日本的脱硫装置又价格昂贵，未能得到推广。不过，2005年以后，中国企业成功地自主开发出脱硫装置，大幅降低了成本。最终，中国制造的脱硫装置迅速普及，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堀井2010）。
此外，中国还积极引入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就太阳能发电所需的太阳能电池晶格的产量而言，起初是日本，后来是德国领先，近2、3年来，中国企业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在风力发电方面，中国目前的装机总量也是世界第一，世界前10大制造商榜单中，中国企业占据了三个席位。在经济利益激励下的环保努力方面，莫如说中国比日本更胜一筹。尤其是在成本上，中国的此类产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一样具有较大优势。
政府、企业与地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圆桌会议”
下面，再介绍一下中国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的情况。这是发生在位于沿海地区的江苏省太湖的事例。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发活动导致江苏省太湖流域污染日益严重，2007年爆发了大规模蓝藻污染事件，一直以太湖作为饮用水源的无锡市停止从太湖取水，演变为一个重大问题（中尾等人2009）。江苏省的经济发达程度堪比上海和浙江省，而江苏省政府强调将环保政策作为指导理念，很早就提出了要建设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小康社会”。
遵循这一指导理念，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江苏省便推出了一系列先进又具有实验性质的环境政策，比如建立了当时在中国还非常少见的环保措施信息公开制度（企业如不公开环境信息，将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并推出了COD（化学需氧量：用于制定河川、湖沼和海域的环境标准）排放权即污染物质排放权的交易试验项目。
尽管这些政策并不能让问题得到完全解决，但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当地建立起了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参与的圆桌会议，即讨论本地区环境政策的圆桌会议机制（大冢2010）。在中国国内，召开这种圆桌会议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尝试类似于日本的淀川等地的流域委员会。要解决环境问题，企业、居民以及NGO等组织的主动参与在提高实效性和预防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或许中国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
东亚的环境地缘政治阻碍各方建立合作关系
从国际上看，自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全球环境峰会以来，全球变暖问题逐渐成为世界头号议题。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在全球变暖问题，以及相关伦理问题上具有非常明显的理想主义思想，长期引领着全球的舆论导向。其背景原因在于，冷战终结后被划入“欧洲”的东欧各国在能源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等领域效率低下，反而容易通过较少的投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可以认为，随着冷战结束而在欧盟（EU）内部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同化，促使区域内各国在环境问题上也建立了互惠关系。
与之相比，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与欧洲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同质性相比，东亚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差异极大，导致互惠关系难以形成。这里不仅有日本和韩国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有中国这样一面维持着社会主义国家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体制，一面又在彻底地向市场主义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共性的战略互惠关系。
在环境问题方面，除了PM2.5和过去就一直存在的沙尘问题外，海洋污染等问题也让人首先关注到上风与下风（上游与下游）的关联性。目前存在一种极为特殊的地缘政治状况，位于上风的中国正面临二氧化碳等多种因工业活动引发的公害型污染问题，而位于下风的日本却在节能和防治环境污染领域拥有世界顶尖技术。
针对全球变暖和酸雨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欧洲具有不得不共同应对威胁的地区性特点，而在明显具有上风和下风关系的东亚地区，却难以找出可以共同应对的威胁。此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一些不一定需要日本技术的领域，比如环境相关技术、太阳能板、硫酸脱硫装置等。可以认为，日本似乎太拘泥于技术合作这种思维模式，对本质性的区域合作缺乏框架和构想。
建立作为自然灾害频发地的战略互惠关系
那么，在东亚地区是否真的无法找到环境合作方面的战略互惠关系呢？其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等国提出的气候安全保障论，或者说环境安全保障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能否解决环境问题事关整个地区和区内各国的政治及社会稳定，所以要采取预防措施。除了这种观点外，东亚地区还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放眼东亚，或者说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区域，由于地处环太平洋尤其是太平洋西侧地带，所以亚洲季风气候特点显著，源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火山众多，地震频发。亚洲季风是造成梅雨和台风等灾害的根源，而地震除了自身造成的灾害外，还会引发海啸这样的严重灾害，比如日本在东日本大地震中，以及此前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在苏门答腊海域地震中遭受的海啸。
环太平洋，尤其是东亚到东南亚这一带地区，是全球罕见的自然灾害频发地带。人为造成的威胁，比如全球变暖问题，对我们而言的确是一个重大威胁。可以认为，2013年末侵袭菲律宾的台风也是受其影响所致。除了这种人为造成的问题外，还有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的火山和地震等自然环境变动问题，针对这种种威胁，确实有必要建立国际合作框架（米本2011）。如果能在东亚地区达成这种共识，并向全世界提出建议，应该就有可能形成涵盖环境问题等在内的、地区性的战略互惠关系。
借助多边研究人员网络推进合作
在现实中，也有看似难以合作的国家借助环境问题不断推进联合研究工作的事例。地球研的“阿穆尔・鄂霍茨克项目”（负责人：白岩孝行副教授）便是其中之一，项目调查结束后，大家仍希望在尚未形成政府间合作关系的阿穆尔河（黑龙江-——译注）流域各国之间建立科学工作者层面的合作关系。明确了对阿穆尔河及与之相通的鄂霍茨克海环境加以保护的必要性后，各国通过研究人员这一渠道，致力于共同解决相互关联的环境问题，并建立了探索共同利益的机制（阿穆尔・鄂霍茨克共同体）。除了政治和经济外，基于所谓的二轨外交的长期性努力对增进地区互信也十分重要。
过去，在与中国开展的环保合作方面，往往是采用日中双边合作的形式。然而，考虑到东亚政治和经济的非同质性，莫如说更需要开展多边合作。此外，过去日本普遍认为本国的环境技术先进，而中国还很落后，倾向于从技术合作或技术供应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一直拘泥于这种思维，恐怕将一事无成。
在此，笔者想再次强调，日本应当积极主张开展作为“国际公共财富”的国际共同研究活动。换言之，日本应该大力宣传环境问题本身就是安全保障的一部分，解决环境问题将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因此各国都应该积极推进多边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相川泰：《中国污染——“公害大陆”的环境报告》（SOFTBANK Creative，2008）
井村秀文：《中国的环境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化学同人，2007）
大冢健司编：《中国的水环境保护与治理——为构建太湖流域相关制度》（亚洲经济研究所，2010）
洼田顺平、中村知子（合著）：“中国的水问题与节水政策的走向”（秋道智弥、小松和彦、中村康夫编《人与水I 水与环境》、勉诚出版，pp275-304，2010）
中尾正义、钱新、郑跃军编：《中国的水环境问题——开发导致的缺水》（勉诚出版，2009）
福嶌义宏：《黄河断流——中国大河面临的水与环境问题》（地球研丛书，昭和堂，2008）
堀井伸浩编著：《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否克服资源与环境制约？》（亚洲经济研究所，2010）
米本昌平：《地球变动的政治学》（弘文堂，2011）
作者介绍：
洼田顺平，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研究推进战略中心教授（副所长）。专攻水文学、森林水文学和防砂学。生于1957年。1987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研究科林学专业博士课程毕业（农学博士）。曾任东京农工大学农学系副教授、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研究部副教授等职，2012年起任现职。撰写并主编了《中央欧亚大陆环境史（全4卷）》（临川书店，2012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