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度重大研究课题“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的研究成果。
研究目的与基本结论
开展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宏观的视野，对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增长潜力和增长前景做出客观评判，对增长阶段转换的性质和特征做出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为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所需要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所需要推进的改革举措。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整后的年度增长数据，从2003年到2007年的5年间，中国经济连续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2008年增速从上年的14.2%，大幅回落至9.6%，2009年进一步降至9.2%。虽然由于采取了超大力度的需求刺激政策，2010年增速又回升到10%以上，为10.4%，但好景不长，回升乏力，从2011年开始，经济增速持续回落，2011年为9.3%，2012年和2013年均为7.7%，2014年预期目标确定为7.5%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2008年以来的增速回落，如何看待现阶段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及政策研究领域十分关注和热议的一个话题。虽然不同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研究的重点等各有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多种多样，但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增速回落主要是经济景气循环、结构矛盾制约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化，仍具有高速增长的条件和潜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2008年以来经济增速的回落有外部冲击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更本质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不再具有高增长的潜力和可能性，并会很快回落至低速增长水平。
本课题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既不像上述第一种意见那样乐观，也不像第二种意见那样悲观。课题组认为，一方面，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的确正在发生变化，现阶段的增速回落并不仅仅是景气循环和外部冲击等短期因素所致，也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因素的影响，因此，再恢复到以前接近两位数高增长的条件已不再具备；但另一方面，基于对我国发展实际及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后发优势的消失和追赶型增长进程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后发优势性质、结构和程度的变化和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因此，尚不会使我国的潜在增速滑落至低速水平；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课题组认为，在今后大约10－15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课题研究还表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的变化，而是同时意味着增长动力和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中高速增长并不能在延续旧的增长模式下自动实现，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调整去争取，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共同为此做出努力。如果不能真正建立起适应发展阶段变化的、有利于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那么不仅中高速的增长潜力不会变为现实，经济也有可能很快滑落至低速徘徊，甚至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因此，关键还是要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
得出以上判断，首先是基于对后发国家追赶型增长一般规律的研究。之所以首先研究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的规律，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属于一个落后国家的追赶型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要把中国问题说清楚，首先就要把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说清楚。
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的如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等；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尽管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比如，据研究，美国在过去的大约180年的时间里的长期平均增长率大约为3%－4%。这种增长可以形象地称之为“蜗牛爬行式”增长。而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或者，换个角度说，常常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前沿国家在较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和增长任务。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到80年代的韩国。这种增长被称为“压缩式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属于后一种增长，即追赶型增长或压缩式增长。
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之所以能够实现压缩式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简单讲，就是指由于其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拥有的增长潜力和增长优势，这种优势既可以表现在对先进技术、制度、管理经验等的学习、引进、借鉴等方面，也可以表现在较低的劳动力及其他资源要素的成本方面，还可以表现在较为广阔的市场需求潜力等方面。当然，后发优势所决定的，只是追赶型增长的潜力，这种潜力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其他因素，主要是政治经济体制及发展战略和政策等。后发优势与压缩式高增长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没有这种后发优势，后发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压缩式高增长，而仅有后发优势，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压缩式高增长。正因为如此，许多非洲国家都具有后发优势，具有高增长的潜力，但由于其他条件不具备，因此并不能实现高增长。
既然追赶型增长的潜力来源于后发优势，因而后发优势的大小，就决定了追赶型增长潜力的大小；后发优势减弱了，高增长的潜力就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了，高增长的潜力也就不存在了。正是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的这种变化，使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过程还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增速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即，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启动前，一般是传统经济状态下的低速增长，其增速有可能比前沿国家的增速还低。而追赶型增长进程启动后，增速迅速提高，达到远高于前沿国家的水平，并会持续一定时期。而当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发展差距和后发优势消失，增速回落至前沿国家水平。不难看出，由后发国家增长的追赶性质所决定，增速的生命周期特征是内生的，是必然会发生的。只要实现成功追赶，增长速度就必然会收敛于前沿国家的增长水平。当然，也可能追赶不成功，在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前沿国家水平前而增速掉下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落入了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增长陷阱了。
二是增长速度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追赶过程中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会从低收入直接跨入高收入，后发优势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是一个由低到高渐变的过程，而随着发展水平的变化，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后发优势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压缩式增长动力和增长潜力的变化。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增长过程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说明，凡是成功完成追赶任务的经济体，其压缩式高增长过程都不是一下子从高速增长直接转入低速增长，而是会呈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的阶段性变化。有些经济体能够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速增长，实现的平均增速也相对较高，比如，我国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从1953到1979年27年的年均9%左右的高速追赶之后，还维持了自1982至1997年长达16年之久的年均7.3%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而另一些经济体中速增长持续时间则相对较短，实现的平均增速也相对较低。比如，韩国在从1963到1997年的35年时间里，平均增速达到8.2%，而在此后的自1999到2008年的10年里则实现了5.6%的中低速增长。再比如日本，在1946到1973年的27年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4%的高速增长，而在此后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时间里，年均增长率只达到4.4%的中低增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速增长期究竟能持续多久，能够实现多高的平均增速，不仅取决于其增长潜力，也取决于当时一系列的国际、国内环境及条件。进一步观察我国台湾地区及韩日两国增速明显回落、出现增长阶段转变时的发展水平及与前沿国家的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可以发现其相互之间不仅不完全一致，而且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进一步说明，对于相对差距、后发优势、增长潜力和现实增速之间的影响和决定关系，我们决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和类比，而必须根据历史和现实状况做更加深入的研究。相对差距和后发优势决定压缩式增长的潜力这一点从理论上说没有问题，但这个潜力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释放，因而能够实现多长时期、多高水平的高速增长或中速增长，阶段转化何时发生、以什么方式发生，等等，都不仅取决于增长潜力的变化，也取决于其他一系列内外部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变化和影响，因此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考察。
为了进一步说明追赶型经济体增速阶段性变化的内在动因、机理及其对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意义，课题组根据对国际、国内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追赶进程与后发优势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并根据追赶进程中发展水平提升、增长环境和后发优势变化、效率改进方式和增长动力转换等影响关系，概括总结了追赶型增长进程中与增长阶段转换相联系的三种动力机制和增长形态，即数量扩张型高增长、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创新引领型中低增长。
数量扩张型高增长（资本积累＋TFP1）。追赶进程启动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环境的基本特点是：1.要素供给条件非常宽松（比如，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土地资源丰富，大量的优质矿产资源有待开发，环境生态问题尚不构成对增长的制约，等等）。2.需求空间巨大，国际市场几乎空间无限，而国内市场也存在大量的供给空白有待填补。3.存在大量的可以免费使用的适用技术或技术引进成本较低。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很自然地会主要依赖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发展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大量的新企业、新产能产生，而较少有企业和产能被淘汰。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增加，效率的提高则主要是通过要素从闲置状态或低效部门转向高效部门实现。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可称为TFP1。实现TFP1，企业和社会所支付的成本低，从而有更多经济剩余投入积累，从而形成高投资、高增速相互增强的局面。
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TFP1＋TFP2）。经过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与前沿国家的发展差距也会明显缩小，这时，与追赶进程初期的情况相比，经济环境会发生一些重要变化，主要是：1.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要素供给对增长的制约显著增强（比如，虽然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较低、优势仍在，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消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虽然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价格也相对较低，但价格也快速上升，对粗放式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容量越来越成为粗放增长的硬约束）。2.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显著增强。虽然国内基础设施、工业设备投资、房地产投资等仍有增长空间，但与追赶型增长初期的情形相比，空间已经明显缩小，增速也显著放慢，有些地区和领域增长空间已相对饱和，进入质量提升或更新换代阶段。消费品市场需求方面虽然也有较大的扩大和提升空间，但追赶增长初期那种广泛存在的市场供给空白点已经基本不存在，更多的是升级换代的需要。出口市场方面，追赶初期，由于经济体量小，出口占全球份额有限，但随着出口份额的不断增加，对全球市场影响越来越大，受全球市场制约也越来越明显，这一点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明显。3.技术差距虽然依然较大，但像追赶型增长初期那样适用的免费的先进技术越来越少，技术引进不仅成本上升，而且难度增加。在这样的条件下，过去那种以简单的数量扩张型粗放增长为主的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将需要转向主要依靠质量的提升和效率的提高来推动，而效率的提高除继续来自于资源要素从闲置状态或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TFP1）外，将会越来越多地依靠行业内部企业之间和不同技术产能之间的优胜劣汰（TFP2）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优胜劣汰，新的企业、新的产能的出现往往会导致旧的企业、产能被淘汰而退出市场，而不像追赶初期那样新产能的出现并不需要大量淘汰旧的产能。
创新引领型中低增长（TFP2＋TFP3）。追赶进程的后期，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进一步缩小，增长环境也会随之出现新的变化，主要是：1.工资和其他要素的价格虽然还不及前沿国家水平，但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范围内基本丧失比较优势。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2.需求方面，城市化水平接近峰值，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的建设已基本完成，剩下的主要是更新换代和质量提升问题。消费品市场也基本饱和，如果没有新的技术突破，也只能是更新换代。出口方面，大多数出口产品已经是与技术前沿国家的中低端产业的竞争，因此，贸易摩擦不断。3.技术方面，技术引进不仅价格高昂，而且由于越来越接近技术核心，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越来越多，引进的难度越来越大。4.与此同时，不论是从技术水平、人才队伍，还是从产业基础、资金实力来看，进行前沿创新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在继续进行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的同时，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试图通过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和技术路线获取高额利润（TFP3）。实现TFP3需要企业投入更多资金，面临更高市场和技术路线的风险。也需要经济体投入更多社会先行资本，建设完备的教育、科研、金融体系。该阶段追赶难度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潜力回落到更低水平。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结合以上对后发国家追赶型增长过程一般规律的分析，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压缩式高增长，支撑我国经济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增长模式的一组条件（要素供给条件、需求空间条件、技术引进条件等）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国经济正在告别追赶型增长过程中的数量扩张型高增长（资本积累＋TFP1）阶段，正在进入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TFP1＋TFP2）阶段，因此，经济不再具有过去那样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潜力。
其次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现阶段我们面临的增速回落，显然也不应当被认为是我国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接近追赶成功、因此后发优势基本消失、追赶型增长即将结束（即将进入创新引领型增长阶段TFP2＋TFP3）时的减速，而是高速增长之后后发优势相对弱化、相对减小背景下追赶型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减速。这是因为，尽管经过多年的追赶型高速增长，我国的发展水平大幅提高，与前沿国家的差距显著缩小，但差距仍然明显存在，比较优势并没有消失，变化的只是比较优势的性质和程度。比如，从总体发展水平来讲，目前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从技术水平来讲，根据课题组的定量测算，目前我国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30年，但与相同增长阶段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的历史阶段相比，我们基本相当，部分领域还有超越。从要素成本来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大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竞争优势显著。比如，据测算，如果按照现价美元计算，201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14%，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仅相当于美国的20%－30%。同样，从需求方面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需求空间有所缩小，但与前沿发达国家相比，需求空间仍然要大得多。比如，不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欠账依然很多，质量有待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基本上还是空白，公共服务设施也有待完善，农房提高抗震标准、加固改造、农田水利建设、加大退耕还林等等，更是任务艰巨、投资需求巨大。再比如，制造业投资中的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升级，消费领域的信息消费、服务性消费等等，都存在较大的投资和增长空间。因此，我国后发优势并没有终结，追赶任务也没有完成，压缩式增长的条件和潜力依然是存在的。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分析和把握下一步的增长潜力呢？从国际经验来看，如前所述，我国台湾地区在高速追赶之后，实现了长达16年之久的年均7.3%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而日韩在高增长阶段结束后，只实现了大约10年左右的4%—6%的中低速增长。台湾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较高、较长时期的中速增长，可能与其正好赶上中国大陆地区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增长有关。而日韩增速较低，既与其经济结构内在矛盾有关，也与当时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
联系到我国，课题组分析认为，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我国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我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其次，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我国每年毕业600万—700万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还比如，我国制造业优势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最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如果改革能够取得进展，就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改革红利；等等。基于这些独特优势，课题组认为在今后大约10—15年的时期里，我国具有争取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首个挑战，是能否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能否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创新投融资体制，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比如，如前所述，现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想象一下，只要将现在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只要将现在的农房按最基本的抗震标准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只要使我国广大的农村具备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基本的硬化道路、垃圾处理设施等，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要使我们的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得到基本有效的控制和治理，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等等。问题在于，与先前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的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改革挑战。
成功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面临的第三个重大挑战，是能否真正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增长阶段转变从根本上来讲要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中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动力难以形成，增长阶段转换也难以平稳实现。
国际经验说明，追赶进程中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不仅充满各种挑战，也充满各种风险。
一是金融风险将会凸显。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而在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很难及时做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的收缩而破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善于运作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归结为金融风险问题。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并通过一定时期的调整过程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措施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二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凸显。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人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
三是落入增长陷阱的风险。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关键，是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培育起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从而保障经济能够在新的平台上实现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但这一点知易行难，原因在于，增长阶段转换过程需要同时面对转方式和控风险两大任务，而这两大任务短期内往往相互掣肘，相互胶着，甚至相互矛盾。加大转方式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会加大矛盾和风险，况且短期内还要面临化解历史积累的矛盾和风险的任务；而如果短期内把控风险和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则势必会在推改革、促转型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矛盾和风险会更大，甚至积重难返，最终陷入增长下滑和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落入增长陷阱。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在保稳定、控风险和促改革、转方式之间取得平衡。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的平均增长潜力而言的，不能将其理解为在这个时期的每一年都能够实现或都应当争取这样的增速。现实当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变化，这都是十分正常的。因此，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立足于实现中长期健康发展，在促进阶段转换和结构转型的基础上，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而不是过于注重每年都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深化改革以构筑有利于增长阶段转换的体制基础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的关键，是要在保持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尽快构筑起有利于增长阶段转换和新增长模式形成的体制基础，核心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
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一是要减少政府对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直接干预。增长阶段转换必然涉及到落后产能、低效企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高效企业的兴起，但究竟什么产能属于落后产能，哪家企业是低效企业，什么技术、产业和企业更有发展前景，都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政府直接干预，不论是通过认定什么产能是落后产能而强制淘汰，还是直接认定什么产业是新兴产业而大力扶持，都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市场效率，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
二是要减少对产业优化升级方式方法的直接干预。落后产能、低效企业以什么方式退出，是破产清算还是被兼并重组，以什么方式实现兼并重组，由谁兼并谁，重组谁，等等；新兴产业、优势企业以什么方式发展壮大，是通过绿地投资还是收购兼并已有产能、企业，等等，也是十分复杂的市场选择过程。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结构调整，不论是采取直接的行政关闭，还是拉郎配式的兼并重组，都容易掺杂进诸多非经济因素，不仅很难取得较好的重组效果，还会产生腐败、社会稳定等遗留问题。
三要减少对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干预。现阶段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常常对本地企业在环境、质量、安全、税收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网开一面，而对其他非本地企业则执法较严，从而形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大量的优惠政策或补贴吸引投资，或对面临困境的本地企业实施救助，造成不公平竞争。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优胜劣汰将难以实现，甚至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调整现象。
在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的同时，要把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有利环境上来。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现阶段，我国具有民间资本、高素质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民间投资创业的潜力巨大，积极性很高，关键是要通过改革为这一潜力的释放创造更加有利条件。一是要深化垄断行业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打破一些领域实际存在的行政垄断和国有垄断，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为民间资本开辟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二是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为投资创业提供更大的便利性。三是要认真清理针对企业的收费、检查等活动及事项，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减少政府自由裁量权，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和宽松的环境。
第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一是要进一步研究改进政府资金支持科技研发的途径和方式，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和法制环境。三是要从国家技术标准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为各类企业、各种技术路线的产业化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更加严格执行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通过环境、质量、安全等技术标准实施社会性规制，保护公众利益，既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实现优胜劣汰和促进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既需要相关部门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处罚规定，同时，也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对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考核激励机制，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形成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第四，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必然涉及部分职工的下岗分流和安置问题，“社会政策兜底”是转型升级过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因企业退出而下岗、失业的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职工培训体系，为下岗职工的转岗就业提供帮助。三是要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处理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问题，为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和兼并重组创造条件。同时，要针对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等问题，通过制定预案和建立机制，切实防范局部问题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一书将于近期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本文系《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