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一改其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表示要同中国恢复“良好关系”。接着，安倍以首相之尊，同来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女士一起观看了中国舞剧，席间明确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而日本媒体也跟着爆料，证实安倍心腹、日本新任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內正太郎前不久同前首相福田康夫一起，参见了习近平，为安倍求见习近平投石探路。
向来对华高调强硬，誓言要“抵抗中国扩张”的安倍，为什么突然转变态度，要求与习近平见面、恢复中日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呢？
其根本原因，是国际局势和日本内政都没有按照安倍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内外交困下的安倍，不得不改弦易辙，试图以修复中日关系作为摆脱困境的出路。
安倍2012年第二次上台前后，中美两国政府都通过相关渠道知会安倍，希望他能像在2006年第一次就任首相时，打破其前任——在政治上与安倍格格不入的野田佳彦——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争议中面临的僵局，稳定中日关系。而安倍上台后，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在中日领土争端上更加强硬，而且以突然拜访靖国神社、高调抨击中国在亚太地区采取扩张政策、游说各国建立反华同盟等一系列行为来挑战中国、加剧了中日紧张关系。
其根本目的，是要借美国“战略再平衡”之机，实现其“一石三鸟”的谋略：其一，通过制造中日冲突来充分暴露、激化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矛盾，以此阻碍中美关系的向前发展；其二，用中日对抗设局，逼迫美国在中日之间做出战略选择；其三，利用中日紧张局面为其安全解禁、进而全面推动日本国家正常化制造民意基础。这一点，笔者已在《中日之争与美国的战略两难》（《联合早报》2014年6月11日言论版）一文中有所详述。
然而，近来日本内外局势的发展打破了安倍的如意算盘。首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政策。而安倍上台以来与普京频频会面，并且不顾美欧等国的禁令，执意出席了俄国举办的索契冬奥会。此外，安倍政府还恢复了与俄罗斯的和平条约谈判，并与俄罗斯举行了“2+2”（双方外长和防长）会谈。所有这些“出格”举动，显然使美国十分不快。
乌克兰危机后，作为七国集团成员之一的日本，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参与对俄制裁。此举不仅葬送了安倍企图拉拢普京制衡中国的所有努力和投资，而且再次证实了日本在外交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没有自身立场的根本面目，日本也因此受到俄罗斯反复斥责，并以大规模军演等行动对日本进行报复性施压。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未见具体成效、反而深陷伊斯兰国和乌克兰危机双重陷阱的形势下，日本在亚太地区同时遭受中俄两个大国的压力，实在是日本难以面对的战略噩梦。
其次，尽管2011年以来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为安倍政府对华强硬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战略支撑，但美国的战略决策层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同时对中国和俄罗斯用强的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最大的战略红利，就是尼克松（尼逊）访华之后将中国拉到了在冷战中与苏东集团相对抗的美国一边。
美中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为美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地缘政治构架，也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称霸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战略资源。然而，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的“再平衡”战略以及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在客观上扩大并强化了中俄的共同战略利益，导致中俄两国在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外交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呼应与合作。
与此同时，美国与其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却因为在乌克兰问题上产生实质性分歧，貌合神离。如果任由这一局面持续，美国的战略利益及其世界领导地位必将受到巨大损害。因此， 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两任前国防部长盖茨和帕内塔在内的美国战略精英，都对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前所未见的。
奥巴马对华政策的微妙转变
在如此的压力之下，不难理解奥巴马政府近来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各种努力：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访问北京达三天之久而置东京于不顾；尽管面临各种压力，奥巴马政府却在香港学生占中示威中刻意保持低调，不愿意像往常一样对中国进行公开批评。凡此种种，说明奥巴马对华政策有了非常微妙的转变。
联想到奥巴马在访日期间，一面公开承诺美国对钓鱼岛的协防义务，一面明确表示美国在领土主权争议中“不持立场”，更反复强调中日之间必须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进一步说明了美国不愿意因为安倍对华的强硬政策埋单。在这样的情势下，安倍政府应该看到一旦中美关系好转，日本只会面临鸡飞蛋打，两头不讨好的被动局面。
再次，尽管安倍在亚太国家中频繁出访、反复游说，大把撒钱，试图拉帮结派对抗中国，但收效甚微。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亚太国家愿意公开站在一边日本对抗中国。安倍挑衅中国、制造中日对抗、妄图在亚太拉起反华同盟的努力，实际上却凸显了“孤独的日本”，置日本于不利的国际战略环境之中。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形势的发展，也非安倍所愿。“安倍经济学”并没有解脱从根本上为日本经济解困，反而呈现出再次陷入低迷的趋势。安倍大力推动的修宪、重新武装日本并在亚太安全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动也在国内遭受巨大反弹，导致其支持率明显下滑。
在这样的局势下，安倍最近不断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关系。笔者近来访问日本期间，有关人士在交谈中反复提到安倍自许要做“日本的尼克松”——要效仿当年尼克松访华，一举恢复同中国的关系。笔者坦诚相告日本友人，安倍要当日本的尼克松，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一方面，作为受制于美国的盟友，很难想象安倍能够在没有美国允许的情况下扮演尼克松的角色，而华盛顿决不会放任“日本的尼克松”为自身的利益，而减损美国对华讨价还价的筹码以致伤及美国对华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同美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 因而也不会为了满足安倍做“日本尼克松”的愿望而损害中美关系。事实上，在对日关系问题上，中美一直保持磋商，安倍要在中美之间玩“尾巴摇狗”的游戏，最终被摇倒的只能是自己。
客观而言，安倍想要修复中日关系，是件值得期许的好事。但中国必定要求安倍在一些关键性的原则，特别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做出明确表示。安倍在2006年访华前，曾私下表示在其任内，不会像他的前任以及精神导师小泉那样参拜靖国神社，因此受到北京的欢迎。
对于中国而言，钓鱼岛之争是两国之间的领土争议，因而有妥协的空间。但是靖国神社问题涉及到历史和亚太战后秩序，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中国的立场绝不会有丝毫动摇。如果安倍在此问题上不做出明确表示，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很难改变。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有和平相处的愿望，两国关系也必然有柳暗花明的愿景和可能。但如果安倍一意孤行，无视历史进程，坚持右翼立场，那么在其执政期间，中日关系的前景将仍然渺茫。
作者介绍：
黄靖教授现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作为国际知名的中国研究和亚太安全专家，黄靖出版了数本专著以及众多的论文和书籍章节，并为数家中英文报纸杂志撰写专栏。
黄靖是新华社高级经济国际顾问，也是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执委会成员，安博思论坛主讲嘉宾。他经常应邀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决策机构提供咨询和建议。
黄靖曾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所资深研究员（2004-2008），斯坦福大学雪伦斯顿研究员（2002-2004）,以及洛克菲基金会勒贝拉吉奥中心研究员（2012）。1993-2004年间，黄靖先后任教于哈佛、犹他及斯坦福大学。1998年获终身教授职位。黄靖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