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的影响在国际关系领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中国崛起的势头似乎不可阻挡，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是否会影响到既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西方作为当今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和主要受益人，尤其对中国崛起给现存世界秩序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到不安。一些人甚至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感到焦虑、担忧乃至于愤怒，将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视为严重威胁，预言中国同美国必然将发生对抗，呼吁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制。
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曾警告一些美国人，如果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中国真的就会成为一个敌人。为了避免各种对中国发展强大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的悲观预期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了防止一些理论思维将国际关系强化成分裂对抗的局面，研究者亟待跳出传统思维和理论的束缚来思考国际关系的前途和命运，国际共生论的提出即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1]。
一、国际共生论提出的理论背景
国际共生论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这种理论研究的目的正是因为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人们去探索如何对国际关系的复杂现实加以说明和解释，提出正确的预见。自那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各种学派、并各自确立了各种系统的理论和范式。然而，无论某些理论在学术上的地位是如何尊崇，在将这些理论具体应用于分析一些重大的国际关系现实时，我们还是常常要面对这些理论解释不力、说明不清的遗憾。与此相关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理论有时不仅没有做出正确的预见，反而会误导公众。
以西方最具影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例，其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格局的变动，现实主义以“权力”、“冲突”、“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主题的理念已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新现象。不仅如此，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现实主义理论对冲突与竞争的强调，对国际合作的悲观态度，既不利于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开展，更有可能成为鼓励冲突、激化对抗的消极因素。正如前面指出的，有关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就可能会产生自我实现的后果。这也就不奇怪那些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预言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人，大多也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拥趸。
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西方这一“地方性”的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之上的，而18世纪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史，几乎就是一部结盟对抗与霸权战争的历史。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思考的历史资源，过多地来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西方近代以来频繁的内部战争的经验。建立在这一历史经验之上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当代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和战略家的头脑，并使他们每在国际关系发生变革和转折的时刻，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油然而生无垠的历史联想[2]。
而冷战后盛行于美国外交思想界的“民主和平论”思潮，更多的是一种国内政治理论，但其有推广到世界各地的野心。2009年9月美国国会议员迈克尔·麦克科尔(Michael McCaul)的一段讲话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我希望表达对台湾强烈的支持，就像我们珍惜我们在德克萨斯享有的自主，而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的共同之处。美国代表着自由、民主和对压迫和极权的反抗。因此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3]按照美国学者自己的观察，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台湾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关乎台湾自身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关乎作为一个具有民主信念的美国人对爱国主义的承诺，关乎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美国人对独裁义无反顾的反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从观念上引导、助长甚至强化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对抗的可能[4]。正如有分析家在批评“民主和平论”的时候所指出的：“使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一争高下的企图，在短期内会带来冲突、不信任和敌对，甚至存在引发第二次冷战的风险”[5]。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派英国学派提供的一种诠释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也容易得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结论。在冷战时期，经典英国学派学者比较强调主权原则及其对国际秩序维持的重要作用，而在冷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不少当代英国学派学者在解释国际社会中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则或者“文明标准”的时候，则有淡化主权原则，强调民主、人权等原则的思想倾向。对此，有学者就认为，强调民主为新的文明标准，实际上把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可能导致新的意识形态对抗[6]。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看来，“时至今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不仅对中国仍然充满着傲慢与偏见，而且还不时予以排斥和打击”[7]。听任其居于支配地位，必然会将中国与西方大国引向对抗的状态，将国际关系引向冲突的老路。如果不希望国际关系的历史走向只有西方国际关系历史所揭示的那种可能，就必须跳出固有理论的局限，构建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而国际共生论的提出就是为此做出的尝试。
国际共生论的提出还有着适应时代发展，为中国迈向全球强国进行外交理论准备的重要指向。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深化，独立发展和独享发展已日益难以实现，共同发展和共享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相应的，理论准备方面也提出对于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相匹配的中国外交理论需求。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理论准备已完成第一阶段任务，逐渐形成并发展了和平共处理论，在中国从全球大国向全球强国持续迈进的当前阶段，中国外交理论需要建构和平共生理论，为中国外交提供行动指导[8]。
二、国际共生论的主要观点
国际共生论提出，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国家问题是关于人的问题，国际关系问题是关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问题，归根到底亦是关于人的问题。而人具有内在的能群能动性，人只能存在于共生关系之中，也就是人必须与他人共生、必须与自然共生，否则就不可能存在。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社会由人构成，社会问题(包括国内问题、国际问题、生存问题等)皆是人的问题，因此必须从社会共生关系出发观察社会(包括国内社会、国际社会)[9]。当然，人只能存在于共生关系之中这一观念不能否认人类社会历史所经历的无数的相互争斗的事实，但是，或许正因为人类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因而期待和平美好的世界，正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祸最终孕育出了欧盟这一欧洲命运共同体。
而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社会经济领域、经济生活的共生性需要强化了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共生”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实现涉及4个基本因素：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的主体性与共生性统一的实现带来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实现；对来自国际社会的资源——包括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及其他非物质产品——的需要，使这些所需要的资源成为国际社会的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共生关系的纽带；国际和其他行为主体相互必须容忍的利益毗邻线或临界点构成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中的共生性底线(baseline)；国际共生关系需要用相关的资源，包括物质性资源、公共文化性资源、制度性资源，作为拘束(binding)工具来支撑[10]。
而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也是共生型国际体系存在的前提。因为在共生型的国际体系中，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都要能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找到显示自己价值的位置，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都会得到承认和尊重。按照一位有影响的学者的说法，国际共生论设计的地域和领域非常宽广，主要内涵则聚焦于“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等核心理念[11]。
如何构建共生型国际体系？国际共生论者初步提出如下路径：首先，需要人类逐步改造受到新旧殖民主义影响的文明观和世界观，要进行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这场启蒙的核心，在于从个别国家中心论的历史分析中、从文明冲突的话语体系中以及从文明-野蛮对立叙事结构中解放出来，转向一个更加平等、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互利共生的文明对话平台上。其次，需要在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求得包容式改进的共识，扬弃非此即彼、你得我失的零和式改进，以化解国际体系转型期的风险。第三，结伴而不结盟，以基于和平发展的结伴思想取代基于军事对抗的结盟思想。第四，通过跨国行政合作来为国际体系的改革、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全球治理的改进提供国内政治的保障和支持[12]。
此外，有学者提出，国内社会共生发展的动力、观念、内部持久的稳定性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发展。国际社会共生性发展需要国内社会共生性发展来提供新的动力和新的观念。要将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创新提上人类社会的议程，调整或制定界定相互间利益毗邻线或临界点的文本规定，更新和构建共生规范[13]。
三、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
首先，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为共生型国际秩序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中国学者看来，过去四百多年的现代国际秩序都是一种同质的秩序。欧洲秩序、以及欧洲统治下的世界秩序，都是几个同源的大国之间的角逐；无论怎样变化，这些相继出现的主角，都是传统一致、价值观相容、经济生活和政治组织相似的同类国家。在美国兴起的世纪中，尽管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国家都取得了国际法上的独立平等地位，但是美国却以其超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通过把世界美国化的行为，力图有意识地建设一个普遍同质的秩序。在美国按照自己的模式建立同质世界的过程中，只有苏联这个对立面提供了异质的秩序前景，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挑战也随之消失。不过，苏联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世界未来的命运已经注定。20世纪后半叶非殖民化进程的成果造就了一大群与美国和欧洲传统迥异的新兴国家，这类国家的成长必然会对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如果考虑到大量非西方国家新近的发展，考虑到传统宗教力量的复兴，就会发现，冷战后的世界又一次处于转折的关头，一个基于相互间密切联系的多样化的世界，第一次有了出现的可能[14]。
其次，在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实现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使得各个国家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这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必然带来新的人类交往方式，各国之间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联系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必须尽量抑制矛盾的激化，避免冲突升级乃至兵戎相见；各国通过加强对话与协调谋求互利共赢的需求上升。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构成了共生型国际体系形成的物质条件。
第三，全球共生思潮的进一步聚集有助于人类形成更为强烈的多样文明共生的意识。按照中国学者的理解，如果说对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的恐惧第一次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的话，那么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破坏，则直接促使人类意识到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而维持共生的价值。这些观念领域的共识也是对共生型国际秩序的生成有利的因素[15]。
此外，作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历史依据，一些中国学者对多年来人们习见的“天朝礼治体系”说尤其是“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说等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东亚长期存在和延续的内生秩序有其内在理路。传统东亚秩序是一个共生体系，地区内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在这一体系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相互间形成了处理彼此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行为准则等，成为在若干个世纪中这一共生体系运作的条件。这一体系又是多中心的，并非单一中心的等级秩序。构成东亚内生体系的框架以及这种内生秩序运作方式的要素主要包括多种互动方式、朝贡贸易、自愿交往、和平共生以及共同合法性，其中每一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们是构成和维系这一共生体系的原理，也是东亚内生秩序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秩序的特征[16]。
最后，是重要新兴大国中国对共生型国际体系的期许。这不仅体现在“共生”概念出现在了中国政府文件如《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而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17]。2014年1月22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布的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的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反驳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四、共生型国际体系面对的挑战
未来世界秩序取决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态势是合作，世界秩序的前景就会充满希望；反之则会动荡失序。当今国际社会中的这两种力量的代表，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中国。一定程度上讲，国际秩序的未来面貌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正如罗伯特S.罗斯(Robert S.Ross)指出的，与崛起的中国实现全球共存是当今时代最为紧迫的战略挑战，如若中国和美国在掌控中国崛起的议题上陷入失败，将导致不仅是东亚，而且是全球政治的不稳定[18]。按照有影响的美国学者如戴维·香博(David Shambaugh)的判断，中美关系难分难解，尽管两国有着广泛的合作，但它们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剧，从而导致了一种合作与竞争的复杂图景，一种他称之为“合争”(coopetition)的状态。不幸的是，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如今正在成为首要的方面，而合作性因素正在成为次要的方面[19]。中国学术圈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也存在大相径庭的判断，乐观主义者基于国际体系多极化、全球化的进展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设性趋势，认为中美更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伙伴；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将导致两国之间的战略性竞争，预言两国将存在更多的相互矛盾和冲突而非共同和互补的利益，因此，两国将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性友善关系[20]。
对外政治始于国内。国际政治的变化、国际秩序的更迭，不仅仅是国家实力升降的结果，也不仅是互动规则变化的结果，其直接推动因素是国家特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国家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决定了国际秩序的变迁。国家特性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发展阶段方面，而且表现在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传统方面。正是美国不同于欧洲国家的立国与发展经验，大大决定了20世纪的世界面貌。美国影响世界的方式源自自身开国定制、开疆拓土的传统；美国思考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从世界的实际状况出发，而是从巩固与延续美国传统的需要出发[21]。因此，如何解决国际体系与美国国家特性变与不变的矛盾也是构建共生型国际体系面对的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过去相比，展现了与现存世界秩序更加有节制的接触和融合的特点，但对于这种路径选择的持续性，还是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和争议[22]。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中国的确有一部分人急于显示力量，发出一些极端呼声，造成外交对中国力量和意图的误解，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养料。而作为中国所倡导的一种国际体系，中国必须回答中国和世界互动互享的价值是什么，必须将中国的国内制度体系讲清楚，如果不将中国制度的原理和节制属性讲清楚，恐怕对外也难以让人信服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这些价值和理论不光是中国特色，也需要世界通行的特点[23]。中国必须向世界回答中国能提供怎样的梦想？除了挣钱、买车、买房，对世界来说，中国代表着什么样的价值和理念？中国人梦想什么？中国有没有一个“中国梦”可以吸引人们，可以让人们到这里来心怀崇拜？
共生型的国际体系不可能等同于世界大同，它依然会存在各种权益之争，如何构建实践层面的权益、争端处理机制是一个重大难题。国际社会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上陷入困境只不过是在全球治理方面所遇到的最初步的挫折。此外，对中国而言，这也将要求对中国的一些传统思维和既有原则做出革命性的改变。比如，中国长期坚持的“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这一外交准则是否也需要与时俱进[24]？
无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未来面临多么大的挑战，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人类有可能退回到国际政治的无序混乱中，退回到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状态，也有可能迈向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有序共生发展道路上[25]。正如伊曼纽尔·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指出的，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26]。从本文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国际关系应该不会重复历史上一个新型大国取代旧大国的进程，更可能的是没有一个独霸全球的超级大国，各种大小国家并存的状态。基于这种前景，对共生型国际体系的探讨显然是有益的。
注释：
[1]有关国际共生理论的探讨，参见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金应忠《为何要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展望》2011年第5期；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
[2][4]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
[3]Peter H.Gries,H.Michael Crowson and Huajian Cai,"God,Guns,and…China?How Ideology Impacts American Attitudes and Policy Preferences toward China",http://www.ou.edu/uschina/gries/articles/texts/Gries.2011.IRAP.GodGunsChina.pdf.
[5]布鲁斯·琼斯等：《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秦亚青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6]张小明：《诠释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7]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阶段性使命和建构性重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
[8][11]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阶段性使命和建构性重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
[9]胡守均：《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
[10]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12][15]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
[13]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14]俞沂暄：《国家特性与世界秩序——国际政治变迁的研究》，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6]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17]《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http://www.gov.cn/ldhd/2013-10/03/content_2500072.htm。
[18]"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e:Sources of Intention and Prospects for Renewed Cooperation", Gilbert Rozman edited,China""""s Foreign Policy:Who Makes It,and How Is It Made?Palgrave Macmillan,2013.p.187.
[19]David Shambaugh,"Tangled Titans,Conceptualiz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David Shambaugh edited,Tangled Titan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Inc.2013.pp.4-5.
[20]Wu Xinbo,"Chinese Visions of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David Shambaugh edited,Tangled Titan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Inc.2013.p.372.
[21]俞沂暄：《国家特性与世界秩序——国际政治变迁的研究》，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2]Robert G.Sutter,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Power an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Inc.2012,pp.1-3.
[23]参见杨洁勉主编《构建中国国际关系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18页。
[24]Nina Hachigian Edited,Debating China,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Ten Convers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94.
[25]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26]Henry Kissinger,On China,Beijing:China CITIC Press,2012.p.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