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基本瓶颈问题
东亚各国正在努力增进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合作，但面临着一系列基本和深刻的瓶颈问题。其中，除去熟知的引导势力、区域共有理念等问题之外，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瓶颈问题。
首先，规模与效率之间的悖论。一般而言，区域组织涵盖的范围越大，其成员间潜在和实在的情势差异、利益差异、立场差异就可能越大和越多样，因而组织的效率就可能越低。主要由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出自战略/外交私利的鼓动和推进，东亚区域多边机构性安排的地理涵盖范围越来越大，成员越来越多，所涉议题愈益多样，互相重叠、分野不明、使命含糊的组织体制也愈益增多。因而，全区域和跨区域的多边组织(APEC、东亚峰会、东盟安全论坛等)几乎无不过于松散，缺乏明确细致的规范、规则和政策制订程序，很难产生真正的效率。例如，历届APEC峰会和东亚峰会大都仅仅象征性地发表一份宣言，没有实质性的成果和可以贯彻的共同政策。与此同时，除东盟和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外，同样由于一些国家的干扰和有关国家间争端或对立的阻碍，规模较小、效率可能较高的东亚次区域体制性合作得到关注和实践的机会与往昔相比有所减少。
其次，区域合作主体之间的深刻不平衡。巨型中国在民族国家规模上远远超过严格意义上的东亚任何其他国家，这与欧洲的情况大相径庭，构成东亚的根本不平衡之一。如何在区域一体化意义上处理这种“自然的”不平衡，东亚缺乏本地的历史经验。另外，还有与此相关的国家间实力的大不平衡。特别是，从整体上说，东盟10国的实力、物质性影响和区域政治能力仍相当有限，加上东盟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现实和潜在的歧异甚或竞争，令它充当东亚一体化进程“唯一司机”的抱负愈益明显地无法实现。与此同时，实力和影响大得多的大国(中国或美国以及将来可能还有印度)若要成为这样的角色，却“天然地”会引发较小国家的疑忌以及区域内外同等大国的抵制，而这些反过来又可以抑制这样的大国引领一体化实践的意愿。
第三，“内部人”与“外部人”之争，或曰大国间相关的基本战略疑惧。从地理角度讲，中国天然就是东亚国家，亦即东亚“内部人”。同样，没有任何人怀疑朝鲜、韩国、日本、蒙古、菲律宾等众多国家也是东亚国家。然而，按照某些东亚国家曾经表达或未经表达的真实观点，在起码的地理意义上，其本部或本土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作为东亚国家的资格值得怀疑。日本鸠山内阁的外交大臣冈田克也任内甚至公开称东亚共同体不应包括美国。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愈益积极地干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和争取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主要是为了抑制中国的继续崛起，不让中国得到自己“天然”应有的区域地缘战略/地缘政治经济权利。
尽管如此，美国在东亚区域体制性合作方面越来越有干预性。可以认为，在美国内心，迅速崛起的中国反倒成了东亚“外部人”。因为，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一向自诩为东亚领导者，美国的东亚军事同盟国和外交附庸国亦作如此观，中国则长期处于美国领导的东亚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体系之外，或曰“局外人”；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大增被认为是以扩展中国的区域势力、进而占据显著优势为最终目的，所谓“局外人”中国的战略和抱负被设想为逐渐将所谓“局内人”美国的势力从东亚排挤出去，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宣告欢迎美国在东亚发挥真正建设性的作用。略为夸张地说，中美双方大概实际上都将自己看成“内部人”，而将对方视为“外部人”，这就是中美彼此间在东亚区域多边主义问题上的根本和深刻的战略疑惧。这在目前对东亚区域内美国的盟国和战略友国的相关态度、政策态势具有重大的影响甚或塑造作用，在未来对中国在东亚势必增多的真正战略伙伴也将如此，因而将增添东亚区域体制性合作的阻力。
第四，严重和多重的“安全禁区/准禁区”问题。就创设和培育东亚多边合作体制而言，最大、最经久的困难在安全领域。由于种种深刻的原因，东亚区域安全热点问题几乎难以纳入真正的多边讨论框架，更不用说纳入多边体制去解决。例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自2008年4月以来一直未能重启，先前也从未产生实质性的重大成果。中国历来理所当然地不容任何多边体制哪怕是讨论台海政治/军事问题，也理所当然地不容以多边谈判去处理和解决南海领土争端。至于目前处于中日激烈对抗之中的东海问题，中国和日本一向都不愿将它放到任何多边框架内去讨论或处理。还有，美国从来不容任何东亚多边主义政府间论坛质疑它在东亚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更谈不上让这些同盟体系受到任何东亚多边机构的规制。可以说，诸如此类，就是东亚区域主义面对的“安全禁区/准禁区”。2004年，新加坡国际事务协会主席就撰文强调，亚洲远未具备区域集体安全体制的条件；10年后的今天，这一状况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特别应当强调，如果中美两国之间不进行战略谈判，不去澄清、调整和体制性地规范中国与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之军事存在的关系，加上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以及美韩军事同盟的关系，那么很少有可能建设起东亚多边安全体制。
最后而非最次要的是，东亚各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或复兴趋势。就民族主义问题而言，东亚的现当代经验与欧洲大为不同。欧洲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惨祸，终于断定过度自傲和排他的民族主义在当今和未来都应予以否定，从而为欧洲共同体的“后现代”建设奠定了根本的认识条件和思想前提。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以外东亚各国人民带来的一大根本观念正是现代民族主义，因为这些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或曰解放无不发生于、甚或依赖于两次大战。可以说，伴随这些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民族主义在东亚方兴未艾，而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崛起使情形更加如此。更有甚者，甚至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引发东亚大惨祸和日本民族大灾难的日本民族主义，也在日本右翼的大力鼓动和其他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显著地重新抬头，引起东亚诸国不同程度的警觉或担忧。就东亚共同体的生成与否而言，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大问题在于，未来占据优势的究竟是互相对立和竞争的各国民族主义，还是经济互相依赖和安全共同利益?
多年来，中国是东盟之外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合作以及多边经济体制创建努力的最重要的推动者。中国率先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即“东盟+1”)，并与某些近邻东南亚国家开展诸项多边经济项目合作，随后又比较积极地尝试创设东北亚三国(中、日、韩)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安排(即“东盟+3”)。在区域安全领域，中国曾是以东南亚为主但超出东南亚范围的东盟安全论坛的主角之一，并且以同样的身份参与旨在最终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多边对话和其他多边外交活动。
然而，与晚近数年来的一系列重大事态相伴，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领域面临愈益复杂难解的新困难，其中有些甚至到了令相关的多边合作努力至少暂时骤然瘫痪的地步。取其大者而言，这些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日对抗激烈且持续不已。日本政府悍然宣布、顽固坚持将钓鱼岛“国有化”，并且坚持实行与中国近乎全面对立的外交和防务政策，致使中日两国间爆发并经久持续二战结束以来最烈的对抗。这一局面自出现以来，实质上令创设“东盟+3”和中、日、韩三边自贸区的努力骤然瘫痪，而且这瘫痪势必至少持续到庶可预见的未来。如果考虑到中国政府亦将对日激烈斗争当作外交重点之一，赋予它巨大的、往往优先的意义，局面就更加如此。同样必须指出，日本安倍政府从上述外交和防务政策出发，在东亚所有重大的多边政府间会议上皆以炒作“中国挑衅论”和“中国威胁论”为日本立场重心，同时在东亚太平洋国家进行针对中国的多方外交游说，严重干扰和损害现有东亚多边合作的讨论和实践。只要中日对抗继续下去，东亚多边合作的已有进展和未来潜能就必定有颇大一部分被“锁定”在这对抗之中瘫痪不已，甚或毁损殆尽。这当然与中国促进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合作的意愿相悖，与中国某些重大的经济、政治甚而战略利益相悖。
二是南海争端凸显且僵持不下。南海争端早已有之，但南海争端凸显为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大问题则有其晚近的历史背景。这就是美国在亚太的对华战略和外交方向，个别东南亚国家与之相关的躁动，中国大为强化了的、关于南海岛屿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的政府行动和公众舆论。这里只谈前两种事态。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主要是2010年初以后，在狭义的战略(首先与军事有关)意义上，美国对华基本战略方向已经敲定，即钳制中远程军力很可能持续强劲崛起的中国；在区域地缘政治意义上，美国主要围绕中国的基本外交方向或者说东亚太平洋外交方向也已经敲定，其根本内涵是与在东亚可能获得经久外交影响优势的中国加强竞争，并且削弱众多的这种影响。在这些方向上，美国政府发动了对南海问题的战略性密集关注，抛出并坚持一项新的大政策，即针对中国，要求南海争端当事国通过多边框架处理争端，并且经过多边谈判解决争端。在个别东南亚国家看来，这等于是有了一项重大“背书”：只要就南海岛屿和相关水域与中国吵闹、对立和争夺，就很有可能获得美国的同情、外交声援和战略奖赏。而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躁动为美在战略上钳制中国、增加中国对外关系困难、削弱中国在东亚的影响提供了重大机会。凸显且僵持着的南海争端给中国一向重视的中国—东盟关系增添了新的复杂性和重大困难。问题首先在于，东南亚的南海争端当事国与非争端当事国俱为东盟成员国，后者有时不得不使这特殊关系优先于南海问题上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东盟作为一个集体采取并坚持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处理南海争端。这一立场不能被中国接受，因为仅有关海洋权益的《联合国海洋法》不是、也无法作为处理南海领土争端的依据。南海争端越凸显，因这争端而发生的中国与个别东南亚国家的对立或对抗越激烈，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困难和紧张也就可能越厉害；相应地，以东盟和中国为两大积极角色(之前多年是主要积极角色)的东亚次区域多边合作进程也就越受损。尽管在过去数年，中国与东盟双方、中国与南海争端主要当事国之一的越南之间做过颇有成效的缓和努力，但是南海争端总体上仍僵持不下，中国与菲律宾的南海领土争端更是一直相当激烈。因此，即使不考虑美国、日本等国的多方添乱，南海争端给中国—东盟合作和东亚多边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将持续下去。
三是美国在东亚多边主义领域大肆伸张。在战略政策、外交实践和“灵巧权势”操作方面，“美国传统上一向怀疑出自亚洲的构建多边组织的提议” ，但奥巴马政府的区域多边主义表演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具有创新性。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他的政府就开始在言行两方面主动影响亚洲多边主义。从敏锐的战略意识和强劲的伸张性出发，并且依据与东亚多个国家间牢固的或显著改善的双边关系，华盛顿在过去几年积极参与不同的东亚太平洋区域多边框架，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主动。华盛顿采取主动的结果至少是显著加剧了前述规模与效率的悖论，还有“内部人”与“外部人”之争，或曰中美两大国之间相关的基本战略疑惧。美国政府发动对南海问题的战略性密集关注，抛出并坚持南海争端多边谈判解决的大政策，倡导和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都与美国在东亚多边主义领域大肆伸张密切相关，或更确切地说都是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正如《纽约时报》记者所言，对中国来说，TPP和其他一些事态“或可使人想到一个经济和军事包围圈”。至少到前不久为止，中国基本丧失东亚多边主义倡导方面的优势和主动权，中国比较偏好、更为实际可行的次区域经贸多边体制的创建或建设面临边缘化或失能化的危险。
四是TPP谈判的高调、快速推进。2011年11月，在宣布一系列亚太“再平衡”举措时，奥巴马高调倡导地理范围比先前广泛得多、“入门条件”相当严格的超大扩展版TPP，雄心勃勃地要涵盖亚太地区的很大部分，但明确宣称：中国只要维持其当前的国内基本经济体制，就将被排除在外。此后，特别是由于日本政府为对抗中国而作出重大经济利益“牺牲”，TPP谈判即以一种超乎预料的高速度迅捷发动并向前推进。这一形势给中国造成了一大较难应对的区域性难题，在前述中日对抗及南海争端对两大次区域经贸多边体制创设进程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可以认为，美国积极推进TPP的目的是要先依凭主导TPP谈判来领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然后将实现了的超大扩展版TPP作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基础，以利于保持和增进美国超级的经济实力地位，恢复美国在亚太的贸易优势，同时获取相关的重大外交/战略收益。美国力图通过TPP的谈判进程和最终确立，制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作用，将中国偏好的、已建立和想建立的诸项东亚次区域经贸多边体制边缘化或瘫痪化，削弱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影响力以及相应的外交影响力。从这个视角看，TPP 的倡导和谈判大概开启了一项历史性博弈———以中国和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之间的博弈。而在这场博弈中，眼下的阶段性优势不在中国和东盟一边。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成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至今，中国采取很低调回应和不主动参与的态度，但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中国在这轮关于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竞争中重获优势。形势需要中国规划和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和策略，并且不仅着眼于经贸路径，也着眼于外交和战略路径，在可能和可行的限度内对症下药，争取缓解前述各项或某些困难。经贸路径有如目前关于“欧亚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周边高铁项目的设想和筹划等，其本身也有多管齐下和有所创新的需要。同时，中国完全可以将参与TPP作为未来可供抉择的路径之一，以求不仅不被排除在外以致非同小可地损失利益和威望，还要争取通过中国的巨大经贸规模、必定可观的发言权和规范制定参与权去局部地“改造”TPP。何况，贯彻执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至少能大大缩小中国国内经济体制与TPP“入门条件”之间的差距。
三、中国方略和政策调适
中国方略和政策应有的调适，不只是要妥善应对一项具体的重大事项亦即美国倡导和主导TPP正在对中国形成的形势压力或对策挑战，还有必要尝试在广泛的“总论”层次上透视和反思基本问题。东亚区域多边合作(特别是体制性合作)近年来尤其瓶颈凸显，困难多发，以致进展缓慢甚至局部搁浅。可以说，如此局面已经揭示出一个深层的道理，即关于东亚多边合作的旧信仰和开展这一合作的旧路径远不能适应形势的新发展。
东亚有关的理论思想界乃至大部分政界广泛相信两点：(1)在东亚，只有形成区域经济乃至区域安全的体制化整合，才能够实现长久安定，而其他最多只能产生权宜性的短暂稳定；(2)东亚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和稠密交织必定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最终目标的实现，而其必定强有力的“溢出”效应将使区域安全体制相对早日问世。这样的信念出自三方面的历史背景：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广泛流行；欧洲一体化“榜样”的示范效应；东亚多边主义实践颇有成就，主要是东盟创立和发展以及“东盟+1”成功实现。由此，就有了前述旧路径，即关于东亚较长远未来的希望、理念、提倡甚而其他努力大多置于东亚多边合作体制建设的实践中，而传统的争取缓和、稳定、协调或友好的国际政治路径(特别是以此为要旨的传统的双边外交)遭到相应的轻视，并在许多场合被当作东亚多边合作体制建设的权宜之计。
依据现有的理论或设想，上述第一条信仰确实不无道理，而且旧路径在实践中也确实产生过切实的重大成就，因此皆不可全盘放弃。然而，由于前文揭示的结构性或长期性基本瓶颈问题，加上前述势必为时较久的诸项重大困难，原先意义上的东亚多边合作体制建设多半已经停滞，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大概仍将如此。因而，有必要树立一种经扬弃旧信仰而来的“新信仰”，即相信东亚多边合作的效用和进展实属有限。相应地，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尤其是在以下两个方面扬弃旧路径、践行新路径：(1)确实可行且对中国有益的多边合作和多边体制建设，尤其是那些“次次区域”性质的多边合作和多边体制建设，因为它们范围较小而较易实现和运行，何况中国在其中较易形成和行使主导性影响；(2)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双边积极关系，包括作为双边合作之前提的双边关系缓和或双边争端缓解，这是必要的、可行的和适时的。
说到底，必须着眼大局，经略周边，以在中国的一项项双边关系上认真切实的努力为基础，持之以恒地大力加强周边外交。周边战略和周边外交对巨型中国永远紧要，中国对外政治/战略/外交关系决不能只有对美这一个重中之重，而是必须有对周边和对美两个重中之重，否则，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就会在“内外兼顾”之外缺乏根本的平衡。为此，一定要明确认识周边对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持之以恒地遵照习主席在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即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对邻国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争取更多的朋友和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