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前，1814年9月25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来到维也纳，受到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的欢迎。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带来了数百年以来欧洲最长的和平时期。那么，为何此事的纪念日完全被忽视了呢？
诚然，维也纳会议常常被视为标志着拿破仑倒台后反动势力的胜利。但是，考虑到如今全球一篇混乱甚至动荡的局面，类似于维也纳会议的“普鲁士式”乡愁也许并不算差。毕竟，这次会议通过艰难但成功的谈判重建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造成动剧变的国际秩序。这给今天带来了什么教训？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应该考虑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Treaty of Vienna），还应该考虑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这三次和约以各自的方式结束了欧洲历史上的血腥篇章。
1648年签订的条约通过信奉“谁的王国，他的宗教”（cuius regio,eius religio）原则结束了近一百年的宗教战争。维也纳会议恢复了实力平衡原则，其观念基础是所有各方拥有超越各自野心的共同利益，并重新建立了国联（Concert of Nations）。国联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阻止了1789—1815年间领土和思想修正主义。相反，《凡尔赛和约》显得太严厉而无法遵循，同时又太软弱而无法强制执行，反而为二战铺平了道路。
在这三个条约中，维也纳会议所达成的条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镜像，可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环境的特征。在维也纳，欧洲列强无不与会。它们感觉属于一个伟大、团结的家庭，这种感觉因为外交官员的共同贵族血统而得到了加强。没有文化上的“他者”的问题。
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拥有重建彼时世界（或重建成为时代错误的宗教分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雄心，而拥有建立脱胎于不同假设的新秩序的雄心。事实上，眼下全球失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与维也纳会议——或者说1648年的各方——相反，国际体系的主要行动方没有因为捍卫现状的共同意愿联合起来。
主要行动方可归为三类：公开的修正主义者（如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准备着为保护最低限度秩序斗争者（如美国、法国和英国），以及言行不一的矛盾国家，包括中东的关键行动方（如土耳其和伊朗）。
在如此分裂的环境中，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击败伊斯兰国而建立的“温和派”联盟——一个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在内的集团——是相当脆弱的。跨文化联盟也许是中东合法军事行动的先决条件；困难在于，除非奥巴马的地区联盟得到显著扩大，否则当前盟友对美国军事干预的热情也许很快就会消退。
也许可以重新建立“两极争霸”格局，就像1815年后的英国和俄国（尽管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等其他行动方也不容小觑），美国和中国分别代替英国和俄国的地位。这似乎也是亨利·基辛格的终极梦想——他用德语做标题的著作《世界秩序：关于国家和历史进程的思考》（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可一窥端倪。
但我们可以依赖这个梦的实现吗？在这个面临着俄罗斯扩张主义和救世派暴徒的恐怖主义的今天，维也纳会议的教训似乎遥远又不相干。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国家（state）具有超越民族重点问题（national priority）的共同利益。
中国、印度和巴西是世界体系的相关利益方，这意味着他们也需要最低限度的秩序。但这也意味着它们要为维持这一秩序做出贡献。比如，追随俄罗斯与美国对立并不能最好地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该选择秩序的一方，而不应该选择破坏秩序的一方。
当代梅特涅、卡斯尔雷、亚历山大一世和塔列朗的聚会也是一个梦：根本没有这样的聚会。但是，在面临当今日益失序、暴力日益升级的局面时，我们所有的领导人如能从他们的先辈中汲取一些灵感，将善莫大焉。200年前的这个星期为近一百年的和平打开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