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代时“夏至节”已有祭神仪式。《史记·封禅书》载：“‘夏至日’祭地衹，皆用乐章，而神乃可得而礼也。”所以至少在周代以前我国就形成了“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习俗。据文字记载祭地活动在我国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祀地于泽中方丘。夏至日祭地之物黍（黍是北方的一种植物果实，叫黄米，又叫黍稷，又称傺、糜）是其中之一，刚开始只是以黍米而非角黍，后人取古人以牛角祭祖之俗发明角黍（粽子的原型），后以角黍代之。夏至之日，黍成熟，古人有尝黍并以祭祀天地的习俗。古人用农猎收获来祭祀天地和祖先，以感谢大自然的赐予。《礼记·月令》载：“仲夏五月，日在东升，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祭先肺。”“是月也，农乃登黍。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
古代天地祭祀主要是国家公祭，这种活动必然影响到庶民，于是民间的一些时俗活动如吃粽子、送瘟、避邪逐步与夏至祭祀活动结合起来。
夏至节正好在仲夏五月，《说文解字》说：“午，啎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去。”随着气温的上升，正是瘟疫滋生、邪恶呈凶的时节，古代人们对驱瘟辟邪的重视与当时医药卫生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与现代相比，古代医疗设备、科学预防相对落后，人们对突如其来且无法解释的天灾疫病，就祈求上苍保佑，并衍生出自我保护的方法。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说：“此日（仲夏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记·夏小正》记载：“五月蓄兰，为沐浴也。”《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盛。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饰，以难止恶气。”
东汉末年应邵的《风俗通义》载：“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俗说五采以厌五兵。游光厉鬼，知其名，令人不病疫瘟。”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时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是日竞渡，采杂药。”
魏晋南北朝时期把夏至祭地而产生的习俗与后来巫文化中的阴阳哲学对五月的认识，以及人类自身生存总结的卫生防疫经验都集中体现在集众多特征于一身的夏至和端五之中。后来人们把原本相当接近，有时甚至叠合的夏至和端五中的各种习俗，如祭神求福、驱邪送瘟、龙舟竞渡、节日食俗等，逐渐融合到了一起，完成了由“节气”（夏至）到“节日”（端午）的历史转变过程。
从上处典籍记载分析：第一，五月五日作为夏至日，是以五月时间段为基础，把五月的民风习俗集中在五月五日，作为驱邪避毒保健的日子，从前文所述夏至日是节气端午，这可能与当时的天文历法的普及发展有关系，这也可能是后来把五月五日叫端午节的真正起因。第二，从现有资料看一致公认“端午”二字首次出现在西晋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可以推断，从东汉至隋唐这四百年间是夏至节与端午节的相融期。
隋代杜台卿的《玉烛宝典》第五卷写道：南方民之竞渡，也谓屈原沉汨罗之日，并揖拯之。在北舳舻即少，罕有此事。《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春秋考异邮》载：夏至水泉跃。或因开怀娱目，乘水临风，为一时下为之赏，非必拯溺。对端午节有了进一步解释的《岁时风物华纪丽》：“日叶正阳，时当中夏。”意思是说：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太阳正合于正阳的位置。所以端午节又名天中节。端午节风俗中的一些内容如：雄黄的避邪、艾叶菖蒲的杀虫灭菌、“踏百草”、“斗百草之戏”、“采百药”说明五月为恶月，多禁忌，反映了民俗中对五月的看法，都是以避邪、避瘟、保健为目的，端午节的原始本意就在于此，实际上与后代的圣贤无关。
唐代是端午节发展的全盛时期，虽然基本习俗和魏晋时期相同，但其规模和盛况以及文化底蕴远远超过前期，另一方面从诗人们的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出，唐代端午节的意义完全与屈原联系起来了。因此可以说两汉到南北朝时代是端午节的初步形成期，而唐代则是端午节的繁盛期。到宋代，北宋王朝经常遭受辽、金贵族的侵扰，为了激发人民的爱国思想，仁宗帝封屈原为清烈公，正式规定端午日为全国性的纪念节日，传谕全国人民佩戴香囊，以表示屈原的品德节操将馨香四溢、流芳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