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倾向于认为自身人格认同稳定、不受外力影响。但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及治疗实践，我已经开始确信，经济变化对我们的价值和性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发展三十年，自由市场力量和私有化已造成其伤害，“去实现”的无尽压力成为常态。如果你对此持怀疑态度，那我就换个简单的说法：任人唯才的新自由主义青睐某些性格特征，惩罚另外一些。
当今社会，做一番事业需要特定的理想特征。首先是有效的表达，目的是拉拢尽可能多的人。人际交往可以停留在表面，因为大多人际关系都是如此，所以也不会真正被注意到。
尽量多谈自己的能力很重要，比如你认识很多人、你有丰富的经验、你近期刚完成一个重大项目等。人们随后也许会发现这只是吹牛，但他们最初成功被骗过的事实，揭示出当今社会另外一个人们普遍具有的性格特征：你可以令人信服地说谎，不用感觉多内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从来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最重要的，你要灵活和冲动，总是寻找新的刺激和挑战。在实践中，这可能导致冒险行为，不过没有关系，反正收拾残局的不会是你。想知道这些特征的灵感之源？当今最著名精神病学专家罗伯特·黑尔的心理变态清单。
当然，这种描述可能有点极端讽刺。不过，金融危机却从宏观社会层面（比如欧元区国家的矛盾）揭示了新自由主义英才管理体系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团结已成为一种昂贵的奢侈品，临时结盟大行其道，人们首要关注的永远是如何从当前形势中获取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利益，与同事之间的社会联系，和对企业或组织的情感承诺一样，非常虚弱。
曾经，欺凌现象只存在于学校；现在，它在办公场所也已见多不怪。这是无能者向弱者发泄自身无奈的典型症状——在心理学中，它被称为“转向攻击”（displaced aggression），掩藏于后的是一种恐惧感，包括“表现焦虑”（performance anxiety）及更广泛范围内各种其他社会恐惧。
经常性的工作评估导致个人自主性下降，越来越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规范，即社会学家理查德·塞纳特所称的“员工的幼稚化”：成年人表现出孩子般的脾气、因琐事心生嫉妒（比如“她有把新椅子但我没有”）、说谎、弄虚作假、对别人的失势幸灾乐祸、对报复怀有小小的快感。这些都是经济体系运作的结果，这一体系阻止人们独立思考、不能把员工当作成年人对待。
而更重要的，是这个体系严重伤害了人们的自尊。正如从黑格尔到拉康所阐释的，人的自尊主要来源于外部认可。当塞纳特注意到当今社会员工心中的主要疑问是“谁需要我？”时，他也得出了与此类似的结论。答案是“没人（需要我）”。
我们的社会总是宣称，只要足够努力，任何人都能“做到”，同时又在加强特权，给已经过度努力、筋疲力竭的公民不断施加压力。我们永远被告知，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但通往成功的道路其实充满限制。甚至，那些没能“做到”的人被贬为失败者或寄生虫、占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便宜。
新自由主义英才体系会让我们相信，成功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天赋，意指责任完全在个人身上，当权者应给予个人足够自由去实现成功。对于那些把“选择可以不受限制”的童话信以为真的人，自治和自我管理都是极令人鼓舞的政治讯息，尤其当它们看似是承诺提供自由的时候。我们自以为享有的自由，与个人通过努力可达完美的说法一样，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谎言。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清晰地总结了这个时代的悖论：“我们从未如此自由。我们从未如此无力。”我们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因为我们可以批评宗教、对性采取新的放任态度，还可以支持随便什么自己感兴趣的政治运动。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已成为与官僚体系斗争的战场——那是一种足以令卡夫卡膝头发软的官僚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从面包的盐分含量，到城市的家禽饲养，一切都有既定规范。
我们假定拥有的自由与一个中心条件绑定在一起：我们必须成功——也就是说，“做成”些什么。在这方面，例子俯拾皆是：一个技能精湛的人把育儿看得比工作重要招致批评；一个有份好工作的人放弃升迁、把时间花在其他事情身上被视为疯狂——除非那些事情能保证成功；一位想成为小学老师的年轻女孩被父母告知应开始争取经济学硕士学位了——小学老师？老天，她的脑子在想些什么！
总有人感叹所谓价值和规范的丢失，但价值和规范是构成我们身份认同不可分割的必要部分，它们不会丢失，只会被改变。而这正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经济方面的转变导致了道德标准的转变，并带来身份认同的改变。当前的经济体系激发了最恶的人性。
注：
本文英文9月29日原载于英国《卫报》，标题为“Neoliberalism has brought out the worst in us”，作者保罗·沃黑赫为比利时根特大学心理学院精神分析与临床咨询系主任和资深教授，新拉康学派成员，最新著作《What About Me?》于今年10月1日出版。观察者网王璐菲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