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10月3日刊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政论家、中国问题专家阿列克谢·基瓦的文章，题为《中国的技术腾飞：神话还是现实？》。文章摘编如下：
不久之前，批评中国发展模式的西方和俄罗斯自由派还在质疑中国在改革头30年平均每年8.9%的经济增速。据他们计算，这个数字应缩水1.5－2倍。但这并不能自圆其说。如果说北京把经济增速设定得过高，那么中国是如何像发酵一样快速发展的呢？
在明显的事实面前，批评“共产党中国”的人改变了话题。他们开始说，中国可以生产大量商品，但依靠的却是西方技术和设备。凭借廉价劳动力，中国将这些商品以低价抛向国际市场，但无法制造自己的创新产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缺乏竞争力的国有经济和扼杀个体创造力的政治体制。叶利钦时代的经济部长、俄高等经济学院学术负责人、“自由使命”基金会主席叶夫根尼·亚辛教授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他对“莫斯科回声”电台表示：“一个美国人告诉我，中国的上千家航空企业都是国有的，它们相互之间竞争激烈。或许，这是上层下令竞争的结果。但国有企业的竞争可以说停就停，只要下命令。”
前经济部长故意混淆是非，企图间接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辩护。而该政策的拥护者至今仍对我国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力。
中国的成功对俄罗斯自由派来说如鲠在喉。在邓小平启动改革之前，中国经济规模只有俄罗斯的三分之一，如今却是俄罗斯的5－6倍。
自由派（确切地说是伪自由派）认定，休克疗法是俄罗斯社会经济成功发展的唯一道路。顺便说一句，俄罗斯自由派批评家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对中国改革模式的看法相似。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负责人之一威尔·赫顿表示，中国只会模仿，自己什么也发明不了，这种状态将持续200年。
中国如今的技术实力到底如何？
中国航天业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绩。2003年，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实现载人航天的国家。2007年研制出反卫星导弹。2011年发射第一个轨道站并完成首次对接。2012年首次在轨道站完成载人飞行，并建立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该领域的最大成就当属全球运行速度最快的银河1号超级计算机。2013年，它的位置被银河2号取代。同时，创新和现代化企业的产量激增。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编写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在2010年中国出口商品中，机械产品占59.2%（9334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占31.2%（4924亿美元）。”相比之下，高科技产品（包括军用产品）仅占俄罗斯出口的4－5%。
在不可思议的短时间内，几乎从零起步的中国科学实现了爆炸式发展。
在英国《泰晤士报》和路透社2012年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3所中国内地高校和2所香港高校突破英美大学的重围，跻身全球百大高校之列，而俄罗斯一所也没有。根据独立机构夸夸雷利－西蒙兹咨询公司2011/2012年度的排名，14所中国大学成为全球300所最优秀高校之一，而俄罗斯仅有2所。
或许，没有什么比专利数量更能反映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成果。2011年，中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专利申请526412项，获批172113项。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分别提交申请503582项和342610项，分别获批224205项和238323项。俄罗斯申请41414项，仅获批29999项。
中国的“硅谷”
中国建立了两个与美国“硅谷”类似的大型科技生产中心。第一个是距离香港不远的深圳。这个面积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拥有宜人的气候、毗邻大型工业贸易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基础设施，本身还是最大的海港。此外，它还拥有运输能力巨大、能将乘客送往全球任何地方的超现代化机场。
当邓小平提出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时（1979年），香港的命运还没有决定。深圳被设计为中国获取外汇和高科技的来源。1980年3月，这里正式成为经济特区。
在香港工作的律师格奥尔吉·佐托夫对《论据与事实》周报的记者说：“1990年，我们看着对岸的深圳发笑。我们这里有银行代表处、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那里只有一个贫穷的小渔村和一群穿着破衣烂衫的人。但现在，香港看起来就像是深圳的穷亲戚。”
的确，深圳在极短时间内变成了中国最漂亮的城市之一，以50%的绿化率被冠以“花园城市”的美名。70年代末，深圳人口仅为36万人，2010年已经猛增到1000万以上。它像磁铁一样把创新人才吸引过来。几年前，中国20%以上的博士、大量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这里工作。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生产商将总部设在这里，数千家西方科研中心和跨国公司也纷纷设立了分支机构和子公司。截至2010年，已有近3万家外国企业在深圳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