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进步建立在无数次试验和失败的基础之上，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精准，但同样不能回避错误和失败。7月7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网站刊登了塔夫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的文章，分析学者不愿承认理论或观点错误的原因。
在2008年，我相信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将像雷曼兄弟那样很快崩溃。5年之后，我越仔细观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表现，越感到之前预测的崩溃现象不会发生。尽管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下滑，但强权层面没有出现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没有出现资本流动中断，也没有国家拒绝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考虑到严重的经济打击，这种结果堪称奇迹。尽管如此，多数观察者仍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功效感到十分悲观。现在，我试图搞清楚，为何我在2008年时对危机得出如此错误的看法，为何那么多学者现在仍在犯错。
在学术研究领域承认犯错并不稀奇。熟悉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我们对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界很难做实验，可依赖的高质量数据也十分有限。在国际关系领域，即使最顶尖的计量经济学家也只能解释少量数据的统计方差。证伪的诱惑常常促使人们去证明其他学者是错误的，但学界很少见到有人公开否定自己的理论和假设。在社会科学领域，否定性发现研究成果的确很难公开发表。即使在理论领域，也只有少数学者公开承认自己建立的研究范式站不住脚。
学者为何那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与个人的声誉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最后证实是错误的预测也可能是有好处的，因为社会科学家喜欢在文献综述中鞭挞某种有影响的对立观点。无论正确与否，大胆的理论假设常受到大量引用。部分原因在于心理学方面，因为我们都喜欢自己是正确的这种感受。学者在建构理论和寻找论据的过程中，常说服自己这是正确观点。此外，学者在某种理论或观点中显示的自信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凯瑟琳·舒尔（Kathryn Schulz）在《犯错》（Being Wrong）一书中指出，“犯错的能力对人类认知至关重要。犯错远非道德缺陷，它源自我们最高尚和荣耀的品质，即同情、乐观、想象力、信念和勇气。错误远非冷漠和心胸狭窄的标志，而是我们学习和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者们可能会越来越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博客和推特鼓励人们晒一些尚未定型的观点。我经常在推特或博客上展示自己不成熟的假定，如果最后证明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我会更关注我犯错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实证性和理论性研究方式比自我否定更有意义。年轻学者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公开辩论时，或许也有类似的感受。犯错的最大智识收益在于了解人们是如何犯下这种错误的。预测繁荣或萧条比预测一切运作良好的风险小得多。对于声誉而言，提出最终没有发生的灾害预警的成本，小于在灾害即将到来时仍断言一切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