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了战略“十字路口”，2015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战略大讨论凸显了这一形势。[1]本文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审视中美关系，概述两国过去35年形成的战略共识及其在近十年的松动。建立新的战略共识、维护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是中美两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为此，本文将尝试提出新战略共识的内容，大致勾勒中美关系长期稳定框架的基本结构，并试图以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赋予更充分的内涵。
一、中美过去35年的战略共识及其松动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式开启。从那时起到2013年底凡35年，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被认为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蓝图。而此时距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梦想实现的时间节点（也是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时间节点）也即2049年，恰好也是35年。可以说，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是由前后两个35年构成的。
中美关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强烈的关联。中美两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三天签署《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从那时到2014年，中美关系在35年中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套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个35年，中美关系现在也刚刚跨过前后两个35年的节点，正是讨论“未来35年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的时机。
用来描述中美关系第一个35年当中美国对华战略的术语很多，但如果只能选择一个，恐怕非“接触”（engagement）战略莫属。自中美关系上世纪70年代初破冰以来，美国八任总统的对华战略细节上有不同，但“接触”中国的基调未变。所谓“接触”，即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密切交往，以将中国拉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美国对华“接触”，其目的一方面是实现其自身战略利益（如冷战期间的“反苏”）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试图通过“接触”影响和塑造中国的战略方向。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交往，拉动中国在美国希望的轨道上发展，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向西方民主制度靠拢，社会层面不断开放，在国际事务上则成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支持者与配合者。
1979年以后的第一个35年，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术语来描述中国的对美战略。但是如果回头审视这35年的中国对外战略及其中的对美战略，或许可以用“融入”一词来概括。中国加入了世界主要的国际组织，签署了主要的国际条约，接受了主要的国际法，经济与外部世界实现了高度融合，社会层面也对全世界开放。除1971年重返联合国外，1984年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与世界“接轨”，在第一个35年中一度成为中国的“全民共识”。中国决心通过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国家现代化，并为经济建设争取和平稳定的战略环境。不过，在“融入”世界体系的同时，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坚持在融入的同时“以我为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自己掌控改革的方向与节奏，对于对外开放可能造成的政治安全问题始终十分警惕。
也就是说，在中美关系过去的第一个35年当中，中美两国形成了“接触-融入”的战略主轴。在“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国具有高度共识。中国希望加入进去，美国也希望拉中国进去。但与此同时，“加入进去”或者“拉进去”都不是中美最终的战略目标。美国要塑造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则要坚持自己的战略方向，在这一点上中美的战略存在深刻分歧。只不过，在中国完成加入国际体系这一战略任务之前，中美最终目标的分歧并不紧迫，也并不明显。我们或许可以用“同床异梦”来描述这种策略上高度一致、最终目标上存在分歧的状态。
在1979年以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巨大。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198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5倍以上；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经济规模几乎一直是中国的10倍以上；直到2000年，美国GDP仍然是中国的8倍。[2]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中国意欲加入的国际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和维持者。因此，在第一个35年中的多数时候，中美关系具有一种从未明言的“师生”关系的性质，中国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层面都长期处于学习者的位置。
这一态势在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变化。从实力对比看，中美相对差距开始迅速缩小。到2005年，美中两国经济规模之比缩小到5.8倍；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第一年，差距缩小为2.9倍；2014年，这一差距只是1.8倍。[3]此外，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基本上宣告完成。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迅速从国际舞台的边缘位置进入中心。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和塑造国际与地区机制的意愿与能力都在上升。中国提出一系列外交论述，如“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共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筹建亚投行、强化“金砖”国家机制、亚信机制等。中国由相对落后、封闭、奉行“跟随性战略”，转变为更强大、全面参与、对外“奋发有为”。
与这一进程相伴，从2005年开始，中美关系逐渐进入“梦醒时分”，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开始松动。
美国方面，官方与民间交替出现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反思与讨论。2005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发表了“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的演讲。[4]佐利克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需要新的战略共识和框架。现在看，这一演讲极富预见性，在十年前即提出了中美关系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任务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佐利克断言，“现在我们需要超越对中国打开大门并将其纳入国际体系（这个阶段）了。”此后，伴随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外交争议，美国对华的消极声音开始逐渐增多。美国记者孟捷慕2007年出版的《中国幻想曲》[5]一书颇有代表性。该书较早地质疑了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前提假设，即随着中美互动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迟早会发生变化。孟捷慕提出，美国将面对一个“经济规模继续增长、但继续拒绝西方民主和人权标准的中国”。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任后，时任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再次在美国体制内尝试为中美关系提出新框架，这就是昙花一现的“战略再保证”的说法。[6]斯坦伯格建议中美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来增进各自的信心，避免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安全两难。但是随着斯坦伯格的离任，这一建设性主张很快从美国官方表述中消失。2010年开始，美国战略界开始流行“中国强硬论”（assertive）。美国官方此后一直未能推出专门的对华战略论述，而只是把对华战略置于“重返亚太”、“转向”、“再平衡”等亚太战略论述中，通过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从这样一个连续的大背景看，2015年美国出现的最新一轮的对华战略辩论只不过是上述趋势的延续。
战略共识的松动并不是单方面的。过去十余年，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中国民间、半官方甚至官方层面对中国对美战略也有不少讨论。在民间层面，在台海危机、炸馆、撞机、奥运火炬受阻等事件的刺激下，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声音逐渐上升。从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7]到2009年的《中国不高兴》[8]，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描写“货币战争”、“能源战争”、“粮食战争”等风险的畅销书在市面广受欢迎，反映中国知识界和民众对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继续发展的前景有着较强的忧患意识。在更为学理的层面上，《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2004年最早提出“脱美国化”[9]的提法。其后十年，相似观点在中国知识界不断被提出和讨论，显示在中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与新闻报道的知识群体当中，美国已经从被追随、被模仿的中心地位，逐渐向更为平等和“普通”的位置移动。在半官方层面，前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2003年11月提出“和平崛起”的提法。[10]这一提法后来以“和平发展”的表述进入中国官方表述。[11]当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都是中国对外战略表述，并非单纯的对美战略。但是这些命题的提出，针对的实际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世界对中国快速崛起之后战略走向的疑虑。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崛起引发中美旧有战略共识松动，也就没有必要提出“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来回应。在此之后，最值得一提的对美战略表述，就是自2012年1月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与“和平发展”一样，“新型大国关系”未必是一种理论自觉，可能不是中国政府在认识到中美旧有共识瓦解后专门提出的新构想。但是这一表述同样是在中美关系新的时空背景下提出来的。新构想的提出，至少说明了原有框架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指导未来。
二、中美关系处于“战略十字路口”？
关于中美关系，中国国内有一种多年来十分流行的通俗说法，即“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这一表述意味着，中美关系存在积极与消极的边界，两国关系总是在边界间摆动，不会“出界”或“脱轨”。不过，这一说法并未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摆动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如果用坐标轴来表述中美关系从消极到积极的光谱，一个最“安全”的办法是将同盟关系（例如当下的美日关系）设定为积极方向的边界，将全面敌对关系（如一战前的英德关系或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设定为消极方向的边界（如图一所示，阴影表示中美关系摆动的区间）。在此意义上，“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当然是正确的。在可见的未来，中美由于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崛起国与霸权国矛盾等所谓“结构性矛盾”而无法成为盟友；与此同时，两国在战略安全上相互威慑，宏观经济上相互依存，因此也很难走向全面对抗甚至冲突。不过，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决定了实际上所有大国之间都很难成为全面敌对关系。因此，如果将积极和消极的边界放在如此宽的两端，实际上对研究中美关系并没有太大意义。
如果在“敌对”与“同盟”两个边界内侧，再加上另外两个节点，即“新冷战”与“伙伴关系”（见图二），或许可以获得更具意义的参考指标。“新冷战”不同于美苏之间两种意识形态、两个军事同盟、两个平行市场的全面对抗，而是指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战略、外交甚至经济领域存在局部对抗或严重对立，但在经贸、社会等领域仍能大体维持正常关系。乌克兰危机之后的美俄关系、近年中日之间曾出现的“政冷经温”现象，均具备这种局部激烈对抗、整体局面可控的“新冷战”特征。“伙伴关系”则意味着两国在双边关系的主要领域都维持较为密切的合作甚至协作关系。相比于合作面，两国关系的分歧和竞争面明显居于次要地位。例如，除了五个盟友，美国在亚太地区就拥有一批“伙伴国”；而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是一种较高水平的伙伴关系。回顾历史，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波动的范围不仅从未抵达“敌对”与“同盟”这两个边界，而且在消极方向除了1989年之后的短暂几年，也从未抵达过“新冷战”的边界；在积极方向，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曾经达成共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提出过“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些表述中，“致力于”实际上表明“伙伴关系”只是一个目标，中美关系实际上从未抵达这一边界（图二）。
中美关系过去35年的战略共识趋于松动乃至瓦解，导致的结果就是中美关系近年来向消极方向摆动时出现了突破既有边界的可能（图三）。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仍然是“好也好不到哪儿”，但是对“坏也坏不到哪儿”，可能需要做更谨慎的判断。
冷战结束20多年以来，中美关系曾先后发生1995-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危机、2001年撞机事件等危机。但上述危机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即便在短时期内冲突烈度很高，然而由于中美之间前述战略共识仍存，危机事实上从未动摇中美关系的根本方向。但是在战略共识逐渐松动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一旦出现问题或危机，就有可能被两国认为是对方战略走向、战略意图、战略部署发生了根本改变的结果。这一趋势是过去几十年从未出现过的。例如，当中美围绕海洋、网络等领域发生分歧和矛盾时，美国方面会倾向于将这些矛盾上升到普遍“规则”的高度，将具体分歧看作检验中国总体战略走向的“试金石”。如果中国的某项政策或做法按照美方观点违反了国际规则，美方会认为这代表了中国未来将不按规则行事的大趋势。
在这种战略焦虑的影响下，2013年以来美国在战略与安全领域几次出手对中国实施“选择性推回”（selective rollback）的强硬举措。第一次是在2013年11月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派遣B-52轰炸机挑战识别区的有效性；第二次是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五名解放军军官，以显示其在网络问题上已“失去耐心”；第三次则是2015年5月美军派遣P8-A侦察机接近正在进行填海扩建工程的中国南海岛礁。这些动作显示，美国正在扩大其对华战略中的消极面的政策选择范围，将对抗性更强的“选择性推回”纳入其中。在政府之外的战略界，智库学者们讨论的消极政策选项则比政府的实际行动还要多得多。如布莱克威尔和泰利斯即呼吁美国应实行“真正的制衡中国”的战略，包括建立排除中国的新贸易安排，更严格的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美国海空军在亚太更积极的存在、更积极的网络安全应对措施等。[12]
在战略共识缺失的背景下，当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举措时，中国也很容易将其看作是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发生调整。这一认识反过来会进一步侵蚀本已被削弱的中美战略共识、战略信心，导致中国被迫做出更为强硬的反应。这样，在中美两国之间，战略共识的缺失与双方强硬的政策之间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前述布莱克威尔和泰利斯的观点在美国恐怕并非主流，但是近年来美国主张对华强硬，主张“遏制”中国、“惩罚”中国、“制衡”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便不同意遏制中国、制衡中国的人，也开始认真思考美国是否需要新的对华战略框架。这一趋势如果持续，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消极面可能会越来越大，甚至存在超越积极面而成为战略主流的可能。这就是所谓“临界点”[13]、“战略十字路口”[14]等说法的主要根据。
当然，美国奥巴马政府目前的官方对华战略并没有发生重大调整，未来也可望继续保持稳定。美国战略界目前围绕对华战略所进行的讨论，主要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有关。各种对华战略主张的“推销”对象主要是2017年的白宫可能的新主人。当前美国国内整体趋向消极的辩论气氛显示，两年后无论谁赢得大选，美国官方对华战略向消极方向调整甚至出现质变的可能性都无法排除。如果中国决策者和民众看到美国对华战略从过去35年的“以接触为主，以防范为辅”，转变为“以制衡为主，以合作为辅”，必然也会导致中国对美战略从过去35年的“以融入为主，以防范为辅”，转变为“以反制为主，以合作为辅”。
一旦发生这种状况，中美关系就有可能超出过去的边界，而滑向“新冷战”。这种趋势当然对中国不利。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将是超级大国。纵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美国在经济质量、金融、军事特别是软实力方面仍将大幅领先中国。从现在起到中华民族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几十年中，美国既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外部助益力量，也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外部破坏力量。消极面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主流，意味着美国将主要以破坏力量的身份出现在中国面前。这种趋势对美国也同样不利。如果中美关系滑向“新冷战”，意味着中国这个世界综合国力第二强大的国家，将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对手。美国与中国合作解决其面临的各类战略挑战、推动其经济发展的前景将受到严重影响。美国还需要投入巨大的军事、外交资源与中国竞争。中美滑向“新冷战”对亚太地区以及全球也极为不利。亚太地区国家可能将面临被迫“选边站”的前景，中美联手解决亚太地区问题和全球挑战的前景也将受到极大制约。总之，中美关系一旦越过“临界点”，对中、美乃至地区和全球各国都绝非福音。
显然，中美两国都面临着一个紧迫任务，即防止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并尽力将其向积极方向拉动（图四）。两国尤其需要在双边关系中形成一种稳定机制，为双边关系“托底”（图四中的S点），确保各自的战略不会转向消极面为主的程度；与此同时，两国还需要扩大合作面，拉动双边关系向积极面移动。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三年多来，中方不断推动这一构想，并且曾得到美方一定程度的回应。不过，近一年来，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则变为以“回避”为主。有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美国方面有可能会全然拒绝这一提法。[15]本文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是中美旧有的战略共识松动之后，中国官方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为中美关系寻找新论述的一次重要尝试。其背后反映的现实需求，正是在新的时空背景下维护中美关系稳定、推动中美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因此，这一任务完全可以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论述来承担。学术界需要做的，是为这一论述进行更富学理意义的阐释。
三、面向未来35年的新共识、新框架
中美要想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在两个层次同时突破。一是在观念层次，需要形成新的战略共识；二是在制度层次，需要建设长期稳定框架。无论2017年美国政府换届后，美方是否还愿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中美对新的战略共识、对长期稳定框架的需求都将是真实的、长期的，无论我们使用何种术语来概括这种需求。
首先要探讨新的战略共识。中美要形成“新型大国关系”，在观念层次要重新建立两国决策者从内心相信、两国民众和舆论普遍接受的新的战略共识。在过去35年“接触-融入”的战略共识完成阶段性任务之后，中美两国可将“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共同发展”作为新的战略共识。这里所谓“同一国际体系”是以现存国际体系为基础的。首先，在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意味着中美两国都接受这一体系，包括现存的主要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安排。中美两国都需要确保在这一体系内发展，不另起炉灶，不推倒重来。其次，在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并不是说当前的国际体系完全不能变动。中美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有权利、也有责任使当前国际体系更加合理。但是，在改革、完善当前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两国都需要减少采取单边行动，多争取彼此谅解。同时，对对方改革体系的行动，尽量不从恶意去解读。第三，在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意味着中美两国可以在这一体系内友好竞争、有限竞争。竞争将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当然两国也可以围绕军事能力、对世界的影响力等展开竞争，但是竞争不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局部的竞争也不应该影响中美关系全局。有限竞争意味着竞争是有底线的，不以“吃掉”对方、打败对方为目标。中美两国需要帮助对方建立起码的战略信心（而非高水平的战略信任），两国都不用担心对方成为本方失败的理由。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崛起失败，那不是因为美国的遏制或者破坏所致，而是源自中国自己的问题；如果美国真的衰落，那不是因为中国的挑战或者破坏所致，而同样是源自美国自己的问题。第四，在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意味着中美需要有效合作，不仅通过合作实现互利，而且需要为体系的维持及改革发挥领导作用。
要形成“在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共识，中美两国各自都要作出某些重大战略判断。
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需要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性质作出判断：现存国际体系是否是一个能够容纳中国等后起国家和平崛起乃至超越霸权国家的体系？中国过去35年在这一体系内实现了巨大的发展，未来35年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呢，还是终将遭遇某种“玻璃天花板”？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1991年苏联解体以及19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的案例，其最主要的原因究竟是苏、日两国自己的问题，还是源自国际体系的性质以及体系中的霸权国的阴谋？这一判断将最终决定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以及美国的战略取向。如果在这一体系内继续发展仍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那么尽管中国并未参与这一体系的构建，尽管这一体系目前主要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尽管这一体系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中国的基本取向仍应该是“体系内崛起”。中国恐怕就需要接受在体系内按规则行动对自己具体利益造成的损害。毕竟，比起被体系排挤和孤立，具体利益的损失还是局部的、战术性的。
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战略判断则是其对中国等后起国家究竟应采取什么姿态？是采取开放性姿态接纳中国崛起，还是采取排斥性的、竞争性的姿态？[16]美国是否愿意接受一种“相对论”？即放弃对绝对安全的追求，而接受相对安全；放弃对“绝不做老二”的痴迷，而接受被别国在一些重要方面超越的可能性；放弃对自己价值观与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笃信，而接受美国制度或许只适用于美国，其他国家最好自己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与模式？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相信“例外论”的国家，认为美国价值观及制度优越，有责任“领导世界”；从现实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日久，美国精英与民众已经习惯于“领导世界”。要美国采取“接纳”战略绝非易事。况且尽管中国发展迅速，但毕竟在诸多方面仍落后于美国。主动选择跟一个现在弱于自己的国家合作，对处于强势的国家并非易事。
其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也要体现在制度建设的层面上，需要形成一系列可见的制度安排，保证两国战略共识得到遵守，各自的战略信心得到维护，中美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结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三点内涵表述，“新型大国关系”的制度建设可由以下三组制度组成。
第一是战略稳定框架。“战略稳定”的概念起源于冷战时期，指有关各方采取一系列自我克制的方法，维护战略关系的均衡与稳定。一般而言，“战略稳定”概念主要用于军事层面，即大国之间战略武器关系的均衡与稳定。中美目前要建立的战略稳定，当然要包括战略武器层面的稳定，但又不限于此，而是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确保中美关系“不热战、不冷战”。
其一是高层对话机制。目前，中美已连续两年举办元首的长时间峰会。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将访美。中美可以致力于此类双边峰会的半机制化。此外，中美政府间现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等90多个对话机制。这些机制需要继续延续、不断优化。在诸多对话机制中，两国防务部门的对话层级相对较低，未来还需要考虑提升层级。高层对话机制特别是元首峰会的功能有二：一是澄清各自国家内政外交走向以及对外战略意图；二是自上而下推动中美两国的合作。由于中美两国体制、文化的差异，离开高层推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一般比较困难。通过高层对话自上而下推动具体部门的合作，在最近两年的中美关系的实践中已经被证明十分有效。
其二是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稳定。这又至少包括5个领域。第一是核力量的稳定关系。在美俄等国推动核裁军、核力量透明化，各国的核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美需要形成核力量的相对平衡。相对平衡不是中美“平起平坐”，但中国需要保证有效的核反制能力，美国需要接受相互脆弱性。在此过程中，需要关注反导技术、战术核武器、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等技术的发展对中美相对平衡的威胁。第二是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网络空间是技术发展最快、不可知性最强的场域。两国在网络空间是否会发生冲突、可能冲突的形态及后果都很难预料，风险也最高。第三是中国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的关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5个双边同盟是历史存在，中国未必需要反对这些同盟关系的存在。但是美国需要缓解中国对美国盟友体系走向多边化的疑虑，同时推动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对话与合作，减少其针对中国的意味。第四是中美相互信任措施。中美两军2014年签订“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之后，未来其内容需要进一步填充、丰富，并建立其他相互信任措施。第五是危机管控机制。2014年11月中美两军签订“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2015年需要完成“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未来从一线作战部队的危机处理操作流程到指挥控制系统的相互沟通机制，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尚需进一步丰富。
其三是中美宏观经济的进一步捆绑。经济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中美各自调整经济结构的背景下，两国需要推动经济的深度捆绑。除正在谈判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之外，中美未来需要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经济机制的融合。此外，中方需要缓解美国经济界对中国经营环境的不满，美方则需要解决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面临障碍、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等问题。
第二是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渐进累计互信”的习惯。中美要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这是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构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又是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疑虑所在。[17]中美两国如果不能在双方最关切的核心问题上求得稳定，长期战略稳定框架就无从构建。因此，这一问题无法回避。但是在此过程中需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的界定需清晰，范围要尽可能小。中美可各自拿出一两个最核心的关切，围绕这些问题反复讨论，以增进彼此的战略信心。例如，中方的一个核心关切是美国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试图通过非政府组织等手段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美国方面的一个核心关切则是中国是否试图将美国排挤出东亚，是否试图在现有国际制度之外建立一套独立的国际制度。双方应围绕这样一两个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中美必须坚持渐进的原则。两国在上述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上的分歧由来已久，有些矛盾甚至是无法解决的。如美国不可能不搞价值观外交；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和地区制度的改革也不可能对美方地位完全没有影响。期待一方单方面做出重大让步满足对方要求是不现实的。中美可以考虑通过建立“信任对表”机制。双方首先形成各自的重大关切“短清单”。随后通过频繁的二轨甚至一轨的会晤“对表”。“对表”时双方可以采纳博弈论中“针锋相对”的策略：一方可以列举在本方眼中，对方近期做了哪些破坏本方核心利益的言行，同时列举本方近期为照顾对方核心利益所做的努力。双方“对表”后，找出哪些是误解，哪些是可以解决的矛盾，哪些是不能解决的矛盾。除澄清误解、解决问题外，要鼓励对方在不能解决的矛盾方面采取克制态度。到下一次“对表”时，看对方是否采取了克制态度。如果是，本方应给予积极回报；如对方继续推进违反本方核心利益的行为，可采取强度相近的报复措施。通过频繁的奖励克制、惩罚失信，双方逐渐累计互信。
第三是国际制度领域的中美“双头引领合作”机制。随着中国国力的继续发展，中美将成为塑造国际制度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与此同时，中美也是当前国际制度的重要受益者。如果中美两国能如前所述，建立“在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战略共识，两国就可以在国际制度的建设、改革和维护上发挥“领头羊”作用。中美在2014年达成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达成的共识，都是两国通过双边协调，引领国际多边制度建设的例子。中美在国际制度建设上展开合作，一方面是要健全、改革、完善现有的国际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中美分别建立战略信心，即两国都是同一国际制度内的成员。美国需要通过合作让中国确信，国际制度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起到约束作用，当前国际制度能确保中国有充分的发展和崛起空间；中国也需要通过合作让美方确信，中国并未试图在国际制度上“另起炉灶”。未来中美两国可以侧重两个领域的制度建设，一是中美都在其中的、有一定约束能力的亚太区域安全制度安排；二是海、空、天、网、极地等全球公域的规则建立、改革。
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节点上。如果任其“漂流”，中美关系就有可能逐渐滑向“新冷战”，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福音。如果中美两国政府、战略界都行动起来，在未来两年里对中美关系做一些深刻的“哲学性思考”，[18]做出一些关键性决断，两国还有机会塑造各自的战略选择，并将中美关系引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方向。
注释：
[1]此轮讨论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和书籍包括：David Shambaugh，“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7，2015；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pril 2015；Kevin Rudd，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Toward a New Framework of Constructive Realism for a Common Purpose，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April 2015；David M.Lampton，“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http://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Michael D.Swaine，Beyond American Predominance in the West Pacific:the Need for a Stable U.S.-China Balance of Power，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4/20/beyond-american-predominance-in-western-pacific-need-for-stable-u.s.-china-balance-of-power；Huge White，“America’s China Consensus Slowly Unravels”，The Interpreter，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5/04/17/Americas-China-consensus-slowly-unravels.aspx?COLLCC=3094237477&COLLCC=3782347046&；Lyle Goldstein，Meeting China Halfway: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March 2015；Elizabeth C.Economy，“At a Crossroads:What Is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National Interest，May 21，2015，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crossroads-what-the-future-us-china-relations-12942.（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
[2]The World Bank data，“GDP（current US$）”，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IP.CD.（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
[3]The World Bank Data，“GDP（current US$）”，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
[4]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21，2005，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l.pdf.（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
[5]James Mann，China Fantasy，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Viking Adult，2007.
[6]James B.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Washington，DC，September 24，2009，http://www.state.gov/s/d/former/steinberg/remarks/2009/169332.htm.（上网时间：2015年6月11日）。也可参见：James Steinberg & Michael E.O’ 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7]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
[8]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9]丁刚：“脱美国化——不可回避的问题”，《环球时报》，2004年9月13日。
[10]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的讲演”，《学习时报》，2013年11月17日。
[11]2005年12月2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标志该表述正式成为中国官方话语。
[12]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pril 2015.
[13]关于“临界点”说，参见David M.Lampton，“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http://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上网时间：2015年5月25日）
[14]关于“战略十字路口”说，参见人民网北京6月6日电：“中美学者认为两国关系走到十字路口，有战略性影响”，http://world.people.com.cn/GB/n/2015/0606/c1002-27114186.html；也可参见Elizabeth C.Economy，“At a Crossroads:What Is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National Interest，May 21，2015，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crossroads-what-the-future-us-china-relations-12942.（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
[15]Stephen Hadley and Paul Haenle，“The Catch-22 in U.S.-Chinese Relations，The Future of Bilateral Ties”，Foreign Affairs，February 22，2015，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02-22/catch-22-us-chinese-relations.（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
[16]傅莹、基辛格：“傅莹对话基辛格（二）：中国的选择影响全球新秩序”，《环球时报》，2015年4月16日，第14版。
[17]Stephen Hadley and Paul Haenle，“The Catch-22 in U.S.-Chinese Relations，The Future of Bilateral Ties”，Foreign Affairs，February 22，2015.
[18]傅莹、基辛格：“傅莹对话基辛格（二）：中国的选择影响全球新秩序”，《环球时报》，2015年4月16日，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