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带有恒定性的文化精神价值，都是稳定的、永久的。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永恒的价值理念，但是在表述上，在概念的使用上，不一定相同，但彼此可以互相阐释。
中国是“文明体”国家，能够代表中华文化本体的一些价值理念，确实有一些是永恒的价值理念，它不仅适用于今天，而且具有普遍的和普世的意义。
下面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里面梳理出几对概念，这些概念对我们当下的社会也非常切中，而在传统文化价值理念里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1:
比如诚信。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论语》好几处明言，孔子“主忠信”。孟子也说，“朋友”要“有信”。《礼记》里有“忠信，礼之本”的记载。《尚书》“礼运篇”的话更有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信”其实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信是五伦之一，在《六经》和孔子、孟子的思想里，“信”这个价值理念居于很高的位置。
关于“诚”这个概念，《易经》的乾卦一方面讲“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是其入径，同时讲“修辞立其诚”。“诚”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言行的内在依据。《大学》和《中庸》讲“诚”特别集中，《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能够做到“诚”，是“人之道”。并提出“诚”是“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把“诚”这个价值理念视为天道和人道的核心问题。
《大学》更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从正心诚意开始。“诚于中”，当“形于外”的时候，才能虽“不中”，“也不远”。而且只有内有“诚”，外面才可能有“信”，诚信是连在一起的。荀子对“诚信”的意义寄望最高，他提出，“不诚则不能化万物”，也“不能化万民”。因此认为“诚”是“君子之所守”，也是“政事之本”。甚至他提出：“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古代讲一个人的修为，亦即“进德修业”，或者如今天所说如何在道德业绩方面建构自己，“诚信”是一个标志性的理念。
2:
比如敬。尊敬的敬。我们尊敬他人，尊敬师长，尊敬长辈，这都是敬。但作为价值理念的“敬”，它的内涵并不是对他人而言，而是指一个人的自我，指他的个体生命的自性与庄严。是人的本体呈现出来的一种庄严，是自性的庄严。
现在“孝”开始讲得比较多了。什么是“孝”呢？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游问：“到底什么是孝？”孔子回答：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犬马也能养，没有敬，何以别乎。显然，孔子认为孝的精神内核是“敬”。对自己亲长的尊爱，主要表现在“敬”上，所以中国历来讲敬老。“敬”包括外在的礼貌和内心的诚敬。
中国传统社会有很多礼仪，包括家庭的礼仪，社会的礼仪，甚至朝廷的礼仪，而所有礼仪的核心精神价值都是敬。所谓无敬不成礼。孔子讲过，如果为礼不敬，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包括我们平时的仪容衣饰，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不光是避寒保暖，同时也是一种礼仪的表示，表达的是对场合主人及宾客的礼敬。
孔子讲：“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军队中的统帅被俘了，或者被斩首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作为普通的个人，他的“志”是不应该被夺走的。什么是“志”？已往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志”解释成一种意愿，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期待，这个解释不对。20世纪有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叫马一浮，他说“志”就是敬，就是人的内在的庄严，属于人的本我的自重和自尊，这个谁也夺不去。一个人的自性的庄严你怎么能夺走呢？马一浮先生把“志”解释为敬，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
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大丈夫”。这种大丈夫精神，就是不可夺的内在庄严，也就是“敬”。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表达的也是一种“志”，自守廉洁的清贫之志。但是在今天大家看到，有多少人在金钱面前低下了自己的头颅。金钱能带来尊严吗？恰恰相反，它常常使人失去尊严。我讲的这个“敬”，孔子讲，孟子讲，“六经”里也讲。《尚书》的一篇文章就说：“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敬、诚、信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无诚则不信，没有“敬”，也就不可能有诚信。到了宋代，二程、朱熹等思想家又提出了“主敬”的概念。“敬”这个价值理念，在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
3:
我们讲诚信，讲敬，跟这个相关联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廉耻。《中庸》里面讲：“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你要肯学，离知已经不远了。而“仁”，需要在行动中勘察。光说话，不作为，不践行，算不得“仁者”。“知耻”，指一个人做了错事，或对不恰当言行的羞愧、不好意思。但认错需要勇气，所以《中庸》讲“知耻近乎勇”。《中庸》并且提出，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了这三者，就知道什么是修身了。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他把这四句话叫做人的“四端”，就是做人的开始。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辞让之心就是文明礼貌；是非之心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羞恶之心就是知耻。
廉耻是把“耻”跟“廉”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里面，是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明代的大学者顾炎武说，廉耻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是立人之大节。他说，如果无耻的话，将无所不为，什么都敢做。如果不廉的话，将无所不取，什么都敢拿。他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廉耻这个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在他的书里面讲，“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如果礼义廉耻没有了，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要讲一个社会全体的共认价值，礼义廉耻是个核心。古今不废，今天更重要，更适用，又简便，又好记。
4:
还须讲到“恕”，宽恕的“恕”。这也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价值理念。恕道是孔子的思想。什么是恕？孔子的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这个思想，西方思想界评价很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称“恕”这个价值理念，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道德的金律，或者道德的银律。
一个社会人与人相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体谅和谅解，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可以减少许多冲突和纠纷。现代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对古人的学说，需要持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恕”，就是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也可以称作中国文化中的“异量之美”。
5:
还有一个价值理念是“和同”。中国文化倾向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可调和。“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思考行事的一个总的原则，不同也可以共处一个统一体中。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当然是不同的，但不同可以沟通，不必然那样对立。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向主张。宋代的思想家张载，著作不多，但他的思想很重要，有创发的贡献。他的有名的四句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把这四句话看做是宋儒的集体文化理想。
他还有另外四句话，我叫它哲学四句教：
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这四句话表达的是对整个宇宙世界的看法。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组成的，这些生命个体就是一个一个的象，这些象处在不停地流动变化当中。既然是流动变化的，流动变化的方向就不一定相同，甚至相反，完全背道而驰，也是事物的常态。每个具体的象都将是不同的。所以中国古代有“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的说法，意思是说好看的女性一个人一个样，美丽形态是不同的，虽然不同，又都是美的，各有各的美。西方有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生命个体。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最后两句尤其重要。既然世间的万象运行流动的方向不同，甚至有时反方向运动，所以“有反斯有雠”的情形难免出现，也就是互相之间发生纠结。这个“仇”字，古写作“雠”，左边一个（隹zhi），右边一个（隹zhi），就是两只尾巴很短的鸟。中间一个“言”，实际上是两只鸟在讨论、争吵、辩论。但辩驳的结果，并不是一只鸟将另一只鸟吃掉，而是达成共识，最后“雠必和而解”。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看法。这个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成冲突，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你想，用这个思想观点来看待世界，不是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吗？当然不是一方的问题，而是彼此双方的问题，所以需要沟通对话。
已故的费孝通先生是文化社会学家，他晚年的时候，还不断有新思想提出。他最后提出的一个思想很难得，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他是说，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各有各的长处，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别人的长处。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承担者，我们当然喜欢自己的文化，但是你也必须看到其他文化的长处，大家共识共赏，“美美与共”，形成和谐健全的世界。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理想，希望世界大同。究竟能不能实现大同，我相信那是很遥远的事。但这个世界既然产生了那么多的纷争，最后透过纷争走向和解，从而达至大同，不是没有可能。
20世纪是一个纷争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人类还会蒙受那么多的灾难吗？人们可不可以用自己的理智和智慧，使这个世界走向和解？中国文化里面“和”的思想，就是要你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生存状态，认识人类自己可能找到解决之道。当然也不是一味跟人家讲和，都欺负上来了，打到门上来了，中国人也是有勇气，有智慧，战胜那些残暴的势力。但是我们主张这个世界应该更好一些，应该更和谐一些，应该有话好好说。战争常常是不智的表现，战争不是人类问题的最后解决之道。
6:
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只是在近代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一言难尽，在我看来其实落后不落后，主要在于肯不肯学习他人的长处。
中国落后的根子在清代。我的老师戴逸先生是清史专家，他对清代历史地位的评价比较高。清代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清代在版图建构方面贡献巨大，清代中叶经济发展，规模当时世界一流。但是在康熙末年以后的清代中叶，中国关闭了跟西方交通的大门，这个对中国损失极大。直到后来人家打来了，我们的大门被撬开，狼狈不堪。
我们近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是一个英明智慧之路。但文化的精神建设比之经济的发展，显然比较滞后。当代文化建设少不了传统资源的补充。我今天讲的这些价值理念是当代价值建构的必要组成。可是精神价值的建构是一个长过程，不能指望立竿见影。这是一个大战略，不是一个小技巧。需要从小就有这个训练，这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道德依据。
因此我觉得从小学开始，应该开国学课。对国学的概念，上世纪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乐”经没有传下来，现有“五经”。“六经”的文字经过孔子删订，汉代重新整理，形成可靠的定本。这个定本在中国差不多两千年以来，一直是公私学校教学的基本教材。
“六经”为什么重要？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都在“六经”里面。《论语》、《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只不过孔子的表述，是把“六经”的义理化作了日用常行，更容易阅读理解。所以今天学习“六经”，学习国学，应该从《论语》开始。事实上，只有把国学理解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六艺之学”，才能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
中国历来的教育，都非常重视价值教育。你看韩愈的《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把传道放在第一位。但是百年以来现代教育体制形成以后，没有了传道的内容，教师也是只教书，不再育人。过去中国的教育系统很独特，不仅学校、书院传道，家庭这个系统也是传道的渠道。另外所有的官员都负有“教民”和“传道”的职责。有的官员到一个比较后进的地区，会带来新的知识，就像苏东坡到海南，带去很多种植和饮食的知识一样。但我们现代教育在这一方面反而有缺失了。所以我主张通过开国学课，补充上价值教育这一课。但这个过程会很长，不是几十年的事情，甚至是一百年、几百年的事情。
我的期待是，经过长期熏陶，包括敬诚信在内的这些“六经”的基本价值伦理，能够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作者简介：
刘梦溪，原籍山东，生于辽宁。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1961级中国文学专业毕业。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艺术美学暨文学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华夏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中日韩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常设）执行理事。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