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的执政领导人必须从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家族选出，会怎样？如果那些执政领导人不仅已拥有更高地位、更多财富，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增长得比社会任何其他人都要快，会怎样？如果，即使他们已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那些领导人还是在每个街角要道上部署武装警卫，会怎样？如果那些领导人权势通天，得不到制衡，又会怎样？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样的政治体制令人困扰，任何社会都不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如此令人反感的体制。执政家族即使一开始明智仁慈，他们会一直这样吗？有没有任何专制控制体系能一直灵活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我们可以信任执政家族多长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仁慈的领导人会堕落为贪婪、自私、刻薄的剥削者？
奇怪的是，当涉及到全球治理时，很多观察员居然认为这样的情况不但完全可以接受，而且令人向往。如果把上面第一段文字中的“社会”替换成“国际社会”，“家族”替换成“国家”，“执政领导人”替换成“全球霸主”，那么这一段文字就不再是一连串疑问，而变成对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的颂扬。对比一下其中措辞与约翰·伊肯伯里2005年的表述：
“美国的全球力量——军事、经济、技术、政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现实之一。此前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如此强大和无可匹敌。美国冷战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后十年间发展速度更是超越了欧洲和日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海军力量遍及全球... ...现代历史中首次有一个强大国家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作用，又无须担心制衡竞争。世界已进入美国的单极时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震动了美国的单极时代，但一股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却盼望它复苏。彼得·特明和戴维·温斯在两人合著的《群龙无首的经济》（The Leaderless Economy）中写道：
“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或愿意担任霸主的时候，世界危机就会爆发... ... 美国影响力减弱、世界舞台后继乏人，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回弹乏力，且未来持续复苏存在风险。”
在此方面，布拉德·德朗和巴里·艾肯格林等经济学家继承了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观察者网注：霸权稳定论的提出者）的衣钵，与特明和温斯相互呼应，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美国不再有实力和意愿去牺牲自己，继续承担维护仁慈霸权的责任”。
为什么一向对专制制度深表质疑的学者们能如此欣然地赞同所谓霸权稳定论——即世界经济只有在全球霸主的领导下才能以最佳状态运行？如果世界霸权集中于某一国家是件好事，那么为什么在国家范围内，霸权集中就成了坏事？为什么全球治理与普通的国家治理存在不同？
当然，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区别在于，国际社会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内部却有着清晰的社会结构和基本的国家机构——警察部队、公共基础设施、国防力量。伊肯伯里还说：
“美国不只是一个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发挥作用的强大国家，它还是世界秩序的缔造者。”
一国政府，应致力于提供最好公共产品上，把维持法律与秩序（另一种公共产品）的任务留给公务员。在国家体制内，我们的领导人可以从最有能力、而不是最具权力的人中选出；但在国际体系下，我们需要认同的领袖需完成的任务包括担任国际警察——为此我们需要的，是拥有压倒性军事实力的超级大国。
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安全机构，专制统治就是合理的？我怀疑大多数观察家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困境。我们现在认为这些机构的存在理所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们一直都存在，或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安全机构是人建立的。如果我们能在国家体制内部建立安全机构，那我们也应该能在国际体系下建立安全机制。但是，我们甚至都不曾尝试。相反，我们在国际体系下诉诸膝跳反应，只盼头号大国（现在是美国，不远的将来是否会是中国？）能担任世界领袖，任其提供一切全球公共产品。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在所有方面都做到全球最好：它要明智、仁慈；要在全球部署军事力量；要稳定金融市场；要充当最后的修补匠；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还要设置全球议程和维护国际秩序？也许保护世界免受索马里海盗和朝鲜侵犯的，的确应该是美国；但领导全球制定贸易秩序和金融市场规则的，应该是新加坡；制定全球供应链标准的，应该是中国；领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应该是丹麦... ...
从历史上看，社会已经厌倦了家族王朝。在民众心中，那些为我们安排好一切的领导人已不再适应这个时代。那么，我们作为全球公民应当如何防微杜渐？当仁慈的领袖堕落为流氓时，我们应当关注怎样的苗头？霸权什么时候会蜕变为帝国？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什么日子定为美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观察者网注：法国大革命前最后一位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君主制的坚定拥护者，1792年巴黎人民起义后被囚禁并最终送上断头台）时刻？
我们要如何选择世界领袖？不同的责任应该由不同的领袖来承担。要让一个国际公务员团体获得他们所需的集体力量，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仁慈明智的领袖，而不是永远仰望最强者。这样的全球领袖，不仅是少数特权派的领袖，更是全球大多数人共同的领袖。
作者介绍：
柯成兴教授（Prof Danny Quah）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外交与重大策略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京大学暑期学校的董事会主席。
2009年至2011年，柯教授曾任马来西亚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成员。
2006至2009年，他首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柯教授毕业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在加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前他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
他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访问教授。柯教授同时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的陈振传访问教授。
2011年6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问题讲座系列由柯教授做首次演讲，题为“东方胜过西方？”。
在天津2010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上，他是“保持亚洲竞争力”演讲小组的成员。
2011年4月，柯教授受邀新加坡经济评论杰出演讲系列，在新加坡发表题为“全球势力平衡转移”的演讲；
2011年1月，作为“Ralph Miliband世界权力重组”系列的一部分，他发表了有关在全球经济变革过程中，国际权力重组的紧张关系的演讲。
2009年年初，他在新加坡为吴庆瑞讲座就“中国的经济腾飞”发表演讲，并在吉隆坡为世界经济亚洲讲座系列做题为“亚洲可以拯救世界吗？”的演讲。
2009年5月，他与Charles Powell勋爵和邓永锵爵士共同对阵Gurcharan Das,Deepak Lal和Mark Tully在伦敦的皇家地理协会就议案“未来属于印度，而不是中国”进行辩论。
柯教授的部分著作被翻译成多达18种语言。
柯教授最近就全球经济的转变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吉隆坡的Khazanah Megatrends论坛、海伊文学节、英国驻北京大使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华社北京分社、上海期货交易所，以及在巴厘岛、阿布扎比、哈萨克斯坦和毛里求斯的各个论坛上发表演讲。
柯教授也曾经为世界银行、英国银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许多机构提供过专业咨询服务。他是世界经济论坛经济失衡问题全球议程理 事会的成员。
柯教授目前的研究课题为全球经济、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地理和新技术。他着重研究全球经济活动的东向转移和这种持续转移的影响。他也曾对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通货膨胀和商业周期等学科有所研究。在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他曾讲学该学院规模最大的课程（经济学导论）。
柯教授目前讲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设硕士课程的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以及本科课程的宏观经济学导论与经济和公共政策学。此外，他还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基础课程LSE100、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京大学暑期学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战略与外交硕士课程以及该学院在伦敦的暑期行政课程，开设有关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的讲座。
柯教授出生于马来西亚。他拥有跆拳道黑带级别，曾经一度定期参加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