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专业化智库为突破口
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他同时指出，要“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这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之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又一次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专业化智库建设则成为这一战略的突破口。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很容易传导到国内经济，而国内经济金融也在快速的发展中埋藏着局部风险甚至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专业化发展，需要决策者放眼全球、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在此过程中，“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各类智库、尤其是专业化智库的研究支持必不可少。
美国有着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智库体系。美国智库的兴起和发展，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专业研究的需求。一战之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对政府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决策带来空前的挑战，政府仅靠以往习惯的内部研究力量已无法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公共政策想达致良好的决策效果，就不得不更多地仰仗科学、知识、专业的力量，由此迫使美国政府开始向更为专业、系统的咨询研究机构寻求帮助，于是美国第一批专业智库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智库，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多为独立性智库。当时的美国政府内部也有官方智库存在，官方智库的优势在于了解更多的政府决策内部资料和背景信息，与决策层有顺畅的沟通管道，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信息来源单一，囿于既定的立场，迫切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没有足够的精力注重战略层面的研究。专业的独立智库恰好可与之互补，它们相当程度上可以摒除特定的立场，更容易与来自各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沟通交流，并吸引来自五湖四海、专业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将广泛传播但不具操作性的民意诉求转换成为切实可行的政策研究，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广博的观点和有深度、有质量的专业政策建议。
这种情况有些类似我国上世纪80年代，当时由于改革的需求，在体制内外的智库中，涌现出一批富有才华的青年才俊，包括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周其仁等，他们就改革发表意见，并有机会将意见送到决策者的桌面，直接推动了改革的进程，而这些年轻学者后来或官或学，也成为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中坚力量。改革决策与智库研究在那个时代的互动成为一段佳话。
现阶段，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如今，国际国内金融市场危机四伏，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复杂性注定了这些问题不能靠泛泛而谈来解决，而需要深入而专业的研究——这正是专业智库的优势。专业智库由此也可以成为我国智库发展的突破口，回答改革问题，发展自身特色。
如何发展高质量的专业化智库
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近些年来，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
发展高质量的专业化智库，首要因素是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二战之后至今，智库在美国得到持续快速的发展，甚至掀起两三波发展的高潮。其间不仅涌现出如同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综合智库，而且随着智库本身的竞争和专业化分工，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样的专业智库也蓬勃发展起来。
所谓专业智库，一般专注于某一领域，以专业知识为背景，致力于该领域的政策研究，提供客观的分析和具体的解决方案。所谓独立性，包括立场独立、财务独立、研究独立等方面，其中研究独立是最基本的要求。所谓研究独立，即从事实出发，依靠可靠的证据、严密的逻辑、科学的分析寻找问题的真实答案。与此相反，则是先从特定立场出发选出自己想要的答案，然后再寻找数据支持自己的答案。
与大学等学术机构不同，除了探索一般性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外，智库的研究成果必须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智库成果由短期对策和中期策略、长期战略所构成，智库的作用是将面临的挑战、可做的选择和选择的结果告知政府决策层。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智库会有不同的判断，即使结论不同，建立在真实论据和严谨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对决策层而言都是有意义的。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坦在与笔者交流时表示，“我们的研究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正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会受特定的偏见、政治立场、政府部门或商业集团所左右。这样一来，寻找我们帮助的人会知道，他们得到的答案是我们对某个特定问题所能做出的最好分析，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
由此可见，由独立而权威，由独立而公信。独立性是保证研究质量和打造影响力的前提，也是高质量智库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立足的重要基础。带有特定立场和倾向的研究会天然引起人们对其质量的质疑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转而会对智库的声誉和影响力造成损害。反之，卓越的影响力会为智库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和财务支持，夯实智库产品的质量基础。同时，因高度影响力而赢得广泛的财务来源，可以避免智库因财力不济而不得不依附于某一赞助机构或利益团体，从而损伤其自身的研究独立性。
独立并非对立。智库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也需与政府决策者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私人关系，而且，对决策提出优化建议也并非是对政策制定者的否定。
独立性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典型特征，也是多数美国智库所标榜的，但并非每家美国所谓独立智库都能做到这一点。大量的美国独立智库尽管在财务或研究上是独立的，实际也有着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背景。不过，有政治立场的智库同样强调独立性。比如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和自由派的美国进步中心，由于它们自身贴有鲜明的党派标签，其研究的客观性很容易受到质疑，这些所谓的“党派智库”反而更加强调研究的独立性，他们充当的是“忠诚的反对派”。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对笔者表示：“我们与共和党分享共同的政治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惟命是从。我们强调我们的独立性和原则，所以当我们的反对意见是基于智库原则（指从事实出发寻找问题真相）的时候，这种反对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我们依靠优秀的研究来阐述观点，所以我们对于共和党来说应该算是忠诚的反对派。”
当然，智库建设必须基于本国国情，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结合本土环境和本土需求才能更好地探索有中国特色智库的成功之路。
在我国发展高质量专业智库的第二个要点，是逐步实现体制内智库和民间独立智库并重，进而形成两者主要以研究质量为标准的公平竞争。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多数智库是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发展十分缓慢。中国智库基于自身人才和资源优势“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也不可否认，中国大多数智库机构均依附于政府的某个部门，其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拨款。财务和研究者个人身份上的不独立，直接影响研究的独立性。依附于政府的智库机构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中国传统的幕僚阶层，很容易受其所依赖的部门利益和部门领导意志所左右，这种带有预设结论的研究与追求科学严谨客观、从事实出发求解问题答案的智库原则不符。
体制内智库需要相对超脱于部门利益，在研究的独立性方面得到保障，而要实现体制内智库与民间智库的公平竞争，还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从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现状来看，其与体制内智库在研究所需要的财务和人才基础上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要扶持民间智库，培育现代化的智库市场，不仅需要为民间独立智库的创立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税收优惠，更重要的是，应建立起政府决策部门与民间智库之间的沟通管道，催生政策对智库研究产品的需求，进而形成智库市场的良性竞争，最终形成体制内外各种不同类型专业化智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当然，无论体制内智库还是民间智库，所需遵循的都是共同的政治价值观，这与两者在各自的道路上坚持研究的独立性并不矛盾。
发展高质量的专业化智库，第三个要点是必须从内部管理上专注研究质量的提升。研究质量具体体现在议题的选择是否准确，论证是否严谨，论据是否有力，论述是否易于理解，以及最终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形成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政策。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客观严谨的研究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大多数成熟智库的立身宗旨。就议题设置而言，智库不仅要关注当前紧迫的问题，也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但提出新的政策主张，也应对已有的政策提出改进方案。
最后一点，发展高质量的专业化智库，不仅要求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而且要求打破部门和行业界限深入合作与交流，共同为改革贡献智慧，这就为“平台”型智库机构提供了发展空间。
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的经验看来，平台式智库的优势在于整合资源、促成合作，打通经济金融各界，以开放的竞争和严格的评审机制保证研究质量。四十人论坛每年举办约100场闭门形式的研讨会，发出周报、月报、季报、要报等内部交流或报送成果100余份，立项课题30多项，出版专著15-20本。这些成果为经济金融界打破行业和身份的界限合作研究探讨问题，进而推动改革进程贡献了力量，也为决策层应对风险、化解危机提供了基于深入研究的解决方案。近两年的典型案例是：2013年四十人论坛立项课题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揽子”改革建议；之前和之后，也为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应对提供了诸多建议；2012年以来，四十人论坛与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一起，立项系列课题、首提“互联网金融”概念、发布相关研究成果、助力行业发展和监管政策的制定；今年3月，就新型智库建设本身，四十人论坛基于美国智库的系列访问成果，以“CF40要报”向有关决策咨询部门提出了将发展专业智库作为突破口、重视智库竞争与研究质量、打造智库影响力、塑造国家软实力等四点建议。
打造智库影响力 塑造国家软实力
智库的独特使命决定了其有影响力才能有所作为。这种影响力包括国内以及国际影响力。如上所述，智库在国内影响力形成的关键还在于政府对专业研究成果的需求。打通政府决策层与独立智库之间的沟通渠道是促进智库发展的必要前提，扩大需求才能刺激供给，从而促进整个智库市场的繁荣。这不仅有利于智库为决策咨询提供专业化的研究支持，而且也可以搭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四十人论坛每年举办的百场研讨会均为闭门形式，周报、月报、要报、课题报告均为内部交流或报送模式，这不仅有利于官学商深度交流、共同探讨问题的解决之策，而且可以实现一定意义上的保密原则，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议。当然，出于国家利益要求，智库还可以做到更严格意义上的保密；出于影响和沟通的需求，智库也可以适当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扩大影响力，以专业化的成果消除误解、达成共识。
除在国内的影响力外，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也是当务之急。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智库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我国也缺乏可以和西方独立智库对接，并有着国际影响的独立智库，难以在非官方渠道上形成有效的交流，形成非官方层面沟通的“第二轨道”。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家不但需要智库为中国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出谋划策，还需要智库在国际上更好地解读中国的全球战略，避免国家间不必要的疑虑和猜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