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伊始，美国便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冷战时期，美国为削弱苏联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大为下降，美国转而采取“重印轻巴”的南亚政策。“九一一”事件后，在美国“要么盟友，要么敌人”的逻辑下，巴基斯坦不得不选择成为美国的盟友，在安全领域与美国进行合作。总体而言对美巴关系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恐怖主义与核安全问题。美国针对巴基斯坦的相关政策大多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美国担心“由于巴基斯坦政局动荡，这个国家有可能出现政治失控”以及“在取得核武器之后巴基斯坦能否把自己的核武器管好以及防止相关技术转移”等问题。围绕如何分析美巴双方在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相关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在体系层面，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及其价值观、体制与实践等因素塑造了美巴在安全领域的关系。他指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反恐战争并没有克服美巴之间的相互猜疑，双方仍然视彼此为“不忠诚和反复无常的‘朋友’”。在国家层面，由于美巴在国家利益目标上并不一致，影响了双方的安全合作。“美国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目标，并试图控制巴基斯坦，维持印巴平衡，巴基斯坦则希望通过获取美援支撑反恐和发展经济，并借助与美国结盟，制约印度。”在国内层面，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反恐评价与援助情况经常会影响美巴安全关系。
上述研究从体系、国家和国内政治等视角为美巴在安全领域的冲突与合作提供了不同维度的解释。本文则试图运用成本规避和“危险话语”这两个概念对美巴安全关系进行分析。成本规避的核心是国家在政策选择上倾向于“两害相权取其轻”，“危险话语”则表现为一国对他国形象的负面塑造。成本规避是国家在安全领域倾向于使用“危险话语”的重要原因。美国之所以在安全领域对巴基斯坦频繁使用“危险话语”，是因为美国要防止自身安全遭受威胁以及美巴关系破裂。与巴基斯坦相关的“危险话语”在美国广泛存在，它驱动美国在巴基斯坦安全问题上采取相关战略和政策，并对美巴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一、“危险话语”及其生成机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话语分析为代表的“语言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逐渐广泛起来。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从权力视角看待话语，认为“话语即权力”。这种观点随后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并在冷战后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话语造就了竞争性的权力政治关注“权力政治背后话语的作用”。“话语不仅是特定语境下的语言，而且背后反映一定的权力关系。”“危险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Ｄａｎｇｅｒ)是指行为体对他者的形势缺乏足够的了解或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片面或扭曲地呈现他者在各个领域中的风险，进而建构一种他者危险重重、随时可能爆发危机的意象。“危险话语”可以在国家间的互动中塑造彼此的身份和利益。“身份并非国家或个人本身的特点，而是话语的产物。”Ａ国在互动中因缺乏了解或出于某种目的将Ｂ国视为危险国家，Ｂ国在互动中会进行社会习得，对Ａ国的行为做出类似反应。因为“行为体会根据有意义的他者对待自己的方式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不断的互应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猜疑，不利于国家间建立正常的关系。
“危险话语”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的成本规避动机。成本规避则是指国家在进行政策选择时优先考虑成本最小化的问题。“一般地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不确定的收益来说，行为体不愿冒风险支付成本，它们更喜欢做有把握的事。”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国家更倾向于进行成本规避。这是因为，“军事安全事务比政治经济事务体现出更多的无政府状态特征。”在安全领域，国家的首要目标是依靠自助来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安全。一旦政策选择出现失误，国家不仅会遭受巨大的损失，甚至会面临灭亡的风险。正因如此，在安全领域国家经常使用“危险话语”来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一方面，对于国家而言，对危险的过度反应要好于对安全形势的误判。因为“误判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过度反应则相对较好，后者只会耗费金钱和引发有限的冲突。”另一方面，“危险话语”是对对象国安全风险的夸张描述，它可以起到向对方表示不满与施加压力的作用，避免两国关系遭受更大的冲击。
美国在安全领域频繁对巴基斯坦使用“危险话语”，将其塑造为“危险重重的国度”，是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免遭威胁、维持美巴关系基本稳定这一特定的战略需要。尽管“危险话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巴两国关系，但是相比国家安全遭受威胁以及美巴关系破裂而言，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必然结果。“九一一”事件后，巴基斯坦的安全状况趋于恶化，恐怖袭击频繁发生和卡迪尔.汗(ＱａｄｅｅｒＫｈａｎ)核走私网络曝光，使美国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美国担心恐怖组织或极端势力会利用巴基斯坦的安全漏洞，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相关资源对美国发动袭击。这是美国对巴基斯坦使用“危险话语”的基础。美国情报部门为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进一步夸大了对巴基斯坦的危险描述。美国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一是因为在安全领域夸大危险总比盲目乐观要强；二是可以吸引来自高层的重视，获得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美国政府也利用“危险话语”作为向巴基斯坦施压的工具，督促其积极采取措施，改善安全形势，防止美国遭到来自巴基斯坦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导致美巴关系破裂。简而言之，美国在安全领域对巴基斯坦使用“危险话语”，既建立在巴基斯坦不佳的安全记录基础上，也与美国情报部门推波助澜密切相关，并为美国政府在采取对巴基斯坦政策时所利用。这三者环环相扣，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充分体现了成本规避逻辑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首先，提高警惕，防止自身遭受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与核扩散的威胁。“九一一”事件后，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并未因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反恐行动而有所改善，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它反而呈现复杂多变甚至恶化的态势。这突出表现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极端势力乘势崛起，来自境外的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的活动日趋猖獗并试图染指核武器，一些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的头目将巴基斯坦作为躲避打击的“避难所”和发动袭击的“来源地”。美国的«反恐战略报告»认为，“以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为大本营，‘基地’组织对美国和巴基斯坦构成持续多变的威胁。”“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袭击巴基斯坦平民、执法部门以及军队和民兵，恐怖分子以多种方式袭击学校、商场、政府机构、清真寺和其他做礼拜的地方。”巴基斯坦不佳的核安全记录，进一步引发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担忧。一直以来，恐怖组织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国最严重的安全威胁。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相信美国本土很可能遭受核恐怖袭击。前国务卿希拉里在讲话中指出，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对美国乃至世界和平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其他一些美国官员也认为世界上九个已经明确承认和尚未明确承认的核国家中，巴基斯坦的情况最令美国担忧。第一，巴基斯坦部分领土处于武装分子的控制下，他们可能袭击巴基斯坦的核设施。第二，一些掌权的官员和科学家曾将重要的核技术转让他人，存在核扩散隐患。第三，由于巴基斯坦不愿透露核武器的位置信息和存储条件，美国无法及时向其提供必要的援助。２００９年，时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安妮.帕特森(Ａｎｎｅ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强调:“巴基斯坦核设施的工作人员可能会盗取核裂变材料以制造核武器，巴基斯坦核武器在运输过程中存在漏洞。”美国情报部门的信息显示，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核科学家曾建立过一个名为“乌马塔米尔厄纳乌”(ＵｍｍａＴａｍｅｅｒ－ｅ－Ｎａｕ)的组织，该组织头目马赫默德(Ｍａｈｍｕｄ)曾与本.拉登讨论过“基地”组织的核计划问题。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与核设施内部人员之间的接触是致命的，这会为恐怖袭击提供便利，美国很可能成为遭受袭击的对象。
其次，提醒和督促巴基斯坦采取实际行动积极反恐，切实保证核安全，防止美巴关系破裂。“九一一”事件后，出于反恐需要，美国大幅改善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布什(ＧｅｏｒｇｅＷＢｕｓｈ)政府时期，美国给予巴基斯坦“非北约主要盟国”的地位。奥巴马(ＢａｒａｃｋＨＯｂａｍａ)政府也认为巴基斯坦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伙伴。尽管美国将巴基斯坦视为反恐盟友，但在具体的反恐与防扩散实践中，巴基斯坦的表现难以令美国满意。巴基斯坦糟糕的安全情况使其在美国和平基金会发布的“脆弱国家指数”上连续多年位于１０~１４名之间，是世界上不稳定的国家之一。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ＬｅｏｎＰａｎｅｔｔａ)在访问阿富汗时表示，美国对巴基斯坦反恐不力正逐渐失去耐心，随后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对巴基斯坦感到失望。卡迪尔.汗核走私网络曝光后，美国恼羞成怒。“小布什总统对巴政府怂恿和参与核走私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作为对巴基斯坦反恐不力和反美情绪的惩罚，奥巴马政府推迟了向巴基斯坦承诺的数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补偿，以表达它对巴基斯坦在安全合作方面行动滞后的不满。在运用“危险话语”对巴基斯坦表示不满的同时 美国也施加了压力，试图迫使其切实采取行动以改善安全形势。卡迪尔.汗事件后，美国在核安全问题上加大了对巴基斯坦的外交压力，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ＣｏｌｉｎＰｏｗｅｌｌ)于２００４年访问巴基斯坦前夕，公开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彻底铲除卡迪尔.汗的国际核走私网络，并在访问期间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ＰｅｒｖｅｚＭｕｓｈａｒｒａｆ)商讨防止核扩散的问题。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加鲁奇(ＲｏｂｅｒｔＧａｌｌｕｃｃｉ)表示:“如果美国或欧洲的城市遭到核袭击那么，我很确定我们将把巴基斯坦视为怀疑对象。”美国官员声称，如果来自巴基斯坦的袭击给美国造成了伤亡，那么美国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压力”，并对巴基斯坦采取行动。希拉里(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要求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措施打击国内的恐怖分子，并希望巴基斯坦能够和美国共同承担保护巴基斯坦核安全的责任。
三、“危险话语”在美国的作用机制
在安全领域，美国对巴基斯坦使用的“危险话语”广泛存在于美国政界、研究人员以及媒体和民众之中。它不仅反映了不同层次行为体对巴基斯坦的认知情况，而且形成了共振效应。对于官员而言，他们之所以对巴基斯坦使用“危险话语”，是因为他们承担着确保国家安全的巨大责任，需要规避可能出现的危险。一旦因放松警惕，心存幻想，导致国家遭受袭击，不仅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会使自己声名狼藉，葬送政治生命。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希望而且有意识地诱导来自研究人员、媒体与民众的支持。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对巴基斯坦持负面评价不仅更为稳妥，不易出现“黑天鹅事件”，而且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引导舆论并获得来自政府的更多的重视和资助，甚至能够成为政府的智囊或相关政策的“首倡者”。对于媒体和民众而言，他们本就对负面信息格外关注，容易情绪化，再加上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确实不佳以及“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高层频繁在巴基斯坦隐藏和出没，进一步加剧了媒体和民众对巴基斯坦的负面印象。这不仅为美国政府采取相关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而且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调研素材。可以说，美国政府官员、研究人员与媒体和民众在使用“危险话语”对巴基斯坦进行描述这一问题上，形成了紧密耦合的互动联系。他们共同作用，将巴基斯坦构建成为一个危险重重的国度。
首先，美国政府中倾向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立场的官员，在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政策中起主导作用。尽管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在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ＮａｗａｚＳｈａｒｉｆ)通电话时称谢里夫是“好伙计”，将巴基斯坦视为“拥有巨大机遇的国家”，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发表大量反穆斯林言论，称巴基斯坦是“半稳定国家”、“恐怖分子避难所”、“不是我们的朋友”。这给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奥巴马总统对巴基斯坦态度强硬。“自奥巴马上任以来至２０１２年，美国已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超过三百多次针对‘基地’组织或塔利班的无人机空袭，其次数是布什政府时期的五倍。”２０１３年，奥巴马还秘密授予中情局以更大的灵活性，以便在巴基斯坦实施更多的无人机空袭。希拉里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时指责巴基斯坦政府一味忍让塔利班，致使国内局势动荡。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穆伦(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ｕｌｌｅｎ)在讲话中指责巴基斯坦政府，尤其是军方和三军情报局通过“哈卡尼网络”(Ｈａｑｑａｎｉｎｅｔｗｏｒｋ)对外“输出”暴力极端分子，并在背后支持极端势力袭击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他主张“美国必须立即采取强硬政策，要求巴基斯坦有效打击恐怖组织的活动。”一些对巴基斯坦持温和立场的官员也由于形势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原有立场。布什总统在“九一”事件后曾与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穆沙拉夫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布什认为穆沙拉夫是美国忠实的反恐盟友，并相信他能够在巴基斯坦推进民主。但巴基斯坦政府在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上的消极表现，以及将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用于对抗印度的行为，使得布什改变了对巴基斯坦的温和态度，命令美军在巴基斯坦部署无人机。
其次，美国智库及其学者也愿意使用“危险话语”描述巴基斯坦。他们批评特朗普缺乏针对巴基斯坦的对策，将谢里夫吹捧得过高不合规矩。他们认为美巴关系是最敏感和最困难的关系之一。他们的研究倾向于展现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盛行与核安全存在风险的景象，并建议美国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斯蒂芬.坦克尔(ＳｔｅｐｈｅｎＴａｎｋｅｌ)认为，“一些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具备单独袭击美国的能力。”他建议，“美国应该对巴基斯坦更加强硬，持续打击武装分子在巴基斯坦的训练营以及制裁某些在背后支持武装分子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美国南亚问题专家克里斯丁.法尔(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Ｆａｉｒ)认为，“巴基斯坦削弱了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核心利益，它是本地区及域外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来源地。”她建议，“美国应该与国际社会一道，防止巴基斯坦变成一个内向、敌对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针对巴基斯坦反恐不力的情况，斯蒂芬.克拉斯纳(ＳｔｅｐｈｅｎＫｒａｓｎｅｒ)建议，“只有通过可信的威胁，停止对伊斯兰堡所有的援助，才能使巴基斯坦领导人相信真正的合作是其最佳利益。”在核安全问题上，亨廷顿认为，“巴基斯坦拥有少量的核武器，或者至少是具备快速装配核武器的能力，它们还在研制或购置射程更远的、能够携带核武器的导弹。这些事态发展和它们对西方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成为西方安全议程的首要问题。”斯科特.萨根(Ｓｃｏｔｔ Ｓａｇａｎ)认为，“巴基斯坦将核武器与导弹移出相对安全的贮藏地点，导致这些武器容易遭到恐怖组织的盗窃或袭击。鉴于巴基斯坦国内‘基地’组织成员及其支持者人数众多，巴基斯坦存在严重的核隐患。”
最后，美国的媒体与民众也对巴基斯坦印象不佳，支持政府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措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国际首要威胁的看法在过去几年中趋于稳定，恐怖主义特别是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在所有威胁来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该中心２０１３年的调查显示，５６%的民众赞成美国使用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境内的极端分子，只有２６%的民众对此表示反对。２０１１年５月，拉登在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阿伯塔巴德(Ａｂｂｏｔｔａｂａｄ)被击毙后，美国媒体普遍怀疑巴基斯坦权势集团早已知晓拉登隐匿于此的情况。«华盛顿邮报»曾公开发表多篇报道声称，“美方怀疑巴方暗中勾结哈卡尼和塔利班等恐怖组织，并在反恐时对恐怖分子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巴基斯坦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纵容与政府“合作”的“好的”塔利班，其已沦为恐怖组织的庇护所。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１日，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阿赫塔尔.曼苏尔(ＡｋｈｔａｒＭａｎｓｏｕｒ)在巴基斯坦境内被美军无人机击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民众对巴基斯坦的负面印象。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不仅没有让自己显得像是秩序守护者，反倒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受到威胁且充满不安全感的国家。”在政府官员、研究人员以及媒体和民众的共同作用下，“危险话语”主导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政策。
在反恐方面，布什政府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迫使其加入反恐阵营，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加大打击极端分子的力度。为应对巴基斯坦的“阳奉阴违”，小布什政府频繁在巴基斯坦采取单边行动，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巴基斯坦境内作战，并利用无人机打击隐匿于巴基斯坦境内的极端分子。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了以“破坏、瓦解、击败”为目标的“阿巴战略”。该战略明确指出:“位于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和其他圣战主义者正在策划新的恐怖袭击他们的目标是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欧洲、澳大利亚以及我们在中东的盟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位于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仍然是恐怖主义网络最危险的一环”，“巴基斯坦严峻的安全形势，将对美国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２０１４年美国国防部的«巴基斯坦安全与稳定状况进展»报告认为，巴基斯坦为“哈卡尼网络”提供庇护，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涉嫌向对美国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提供支持。在上述“危险话语”的主导下，奥巴马政府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定点清除巴基斯坦境内极端分子的力度，“试图有效杀伤企图袭击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极端分子”。２０１６年５月，美军使用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了阿富汗塔利班新任领导人曼苏尔，这是美国抛开巴基斯坦采取单边行动的最新成果之一。
在核安全问题上，由于巴基斯坦尚未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美国担心巴基斯坦核武器可能会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或扩散至其他国家。为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都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巴基斯坦的核安全。“‘九一一’事件后不久，布什政府就对巴基斯坦提供了核安全援助”，以提升巴基斯坦核武器与核材料贮藏设施的安保水平。此外，为进一步保证巴基斯坦核武器不会落入恐怖组织之手，有报道称美国突击队正在制订奇袭巴基斯坦核武器基地的军事计划。奥巴马政府沿袭了布什政府的相关政策。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需要“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全世界打败‘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下定决心慑止侵略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尽管奥巴马等美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中宣称相信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是安全的，但“奥巴马政府还是制订了维护巴基斯坦核安全的保证措施。”据«纽约时报»披露，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秘密保护巴基斯坦核武器的安全计划。奥巴马政府还多次要求获得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对于该国核安全的再保证。２０１１年，受击毙拉登事件的影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题为«巴基斯坦责任法令»的提案，旨在削减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但用于保护核武器的资金除外。”其目的显然是确保巴基斯坦的核安全，防止恐怖组织或极端势力获取核武器与核资源。
五、“危险话语”对美巴关系的影响
“危险话语”虽然便于美国采取相关政策，规避更大的危险，但它毫无疑问也会产生副作用。它放大了美巴双方的裂痕，加剧了两国间的相互猜疑，对美巴关系产生了相当的冲击。
对于美国而言，“危险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美国采取相关政策以合理性。“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大规模反恐行动，然而由于一些行动涉及他国主权，受限于国际舆论和国际法，美国需要寻找合理性依据。通过将巴基斯坦建构成一个充斥着危险的国家，美国就能够以正当的理由打击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与极端势力，并介入巴基斯坦核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打击恐怖分子为布什政府提供了为所欲为的借口。”此外，美国政府也利用“危险话语”保持其在国内的支持率。只要学者仍建议对巴基斯坦采取行动，只要民众仍担忧来自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胁，那么政府在处理与巴基斯坦关系时就有较大的转圜余地。此外，通过大肆渲染来自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胁，“危险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避免出现更危险局面的作用。迄今为止，尚未发生来自巴基斯坦的针对美国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巴基斯坦也未再次出现大的核安全事故。从这一角度来看，“危险话语”对于美国而言发挥了规避更大危险的功用。
对于巴基斯坦而言，“危险话语”夸大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胁，侵犯了巴基斯坦的主权，对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致使巴基斯坦对美国产生了错误认知，认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是为了控制巴基斯坦，迫使其行为符合美国的意愿。巴基斯坦加入美国的反恐联盟是为了避免被美国划入“庇护恐怖主义的国家”的不得已选择。美巴关系具有典型的不对称相互依赖特征。“美国在这种非对称依赖中占据优势，拥有更多权力。巴基斯坦则处于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弱势地位。”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夸大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胁以及未经许可多次采取单边行动对巴基斯坦境内目标实施无人机空袭的行为，激起了巴基斯坦举国上下的强烈愤怒和抗议。对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对其消极反恐的指责，谴责美国侵犯巴基斯坦主权。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顾问萨尔塔吉.阿齐兹(ＳａｒｔａｊＡｚｉｚ)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无法接受美方关于巴方包庇恐怖组织的一系列指责，认为这不利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在核安全问题上，美国只是对巴基斯坦提供安全援助，但拒绝提供相关安保技术，使得“很多巴基斯坦人相信美国的真正目的不是保证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安全，而是减少或破坏巴基斯坦的核电站。”巴基斯坦对美国的不信任显然减损了美巴合作的效果。这也是“美国阴谋论”在巴基斯坦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自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巴基斯坦民众对美国持负面立场的比例始终居高不下，６５%以上的巴基斯坦人对美国持负面态度，持正面态度的只有２０%左右。许多巴基斯坦人认为，美国只是在形势需要时利用巴基斯坦，当巴基斯坦失去利用价值后，美国就会置其利益于不顾。巴基斯坦经常扮演着受欺骗和被抛弃的角色。
结语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话语分析为代表的“语言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逐渐广泛起来。“危险话语”的生成源于安全领域中行为体的成本规避动机。处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把生存和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出于审慎的考虑它需要使用“危险话语”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在进行理性选择时倾向于成本规避。在此逻辑下，防止自身安全遭到威胁与美巴关系破裂是美国对巴基斯坦频繁使用“危险话语”的深层次原因。“危险话语”夸大了巴基斯坦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并体现在美国政府、研究人员、媒体和民众的表述与态度等多方面。他们倾向于将巴基斯坦视为一个充满危险的国家并主导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安全政策。这对美巴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危险话语”不利于美巴之间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美国只有减少使用“危险话语”来建构巴基斯坦，才有可能重建美巴之间的战略互信，稳定两国关系。毕竟巴基斯坦是唯一拥有核武器、有近２亿人口，且处于地缘战略支点位置的伊斯兰国家。美国若想减少在南亚地区实力的过度损耗，改善该地区的安全状况必须正视和保证巴基斯坦在南亚安全战略中的主要反恐盟友地位，维持与伊斯兰堡当局的合作关系，而不是频繁使用“危险话语”来描述和刺激巴基斯坦。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只有放弃频繁使用“危险话语”来描述其他国家的做法，才能减少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