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不平等加剧、危机风险和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拉詹(Rajan，2010)着重指出了不平等如何加剧了金融杠杆和金融周期，从而播下了危机的种子。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12)强调了危机到来前促使金融过度膨胀的政治经济要素（特别是富人的影响）。伯格和奥斯特里(Berg and Ostry，2011)则以数十年的多国数据证明，更加平等有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本研究基于围绕经济增长的文献所达成的初步共识，即：不平等侵蚀医疗卫生和教育进步，引发政治和经济动荡，从而导致投资下降；而当面对重大社会冲击需进行调整时，不平等又阻碍形成必要的社会共识；概言之，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Easterly，2007；Berg et al.，2012)（①其他学者的研究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他们集中讨论了发达经济体不平等加剧趋势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如Wilkinson and Picket，2009；Reich，2011）。）。
平等似乎可驱动更快速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这一点本身并不能支持与再分配有关的努力。特别是，不平等可能会阻碍增长，至少部分原因是它会催生通过财政系统进行再分配的行动，而这恰恰会损害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平等有损增长，税收和转移支付可能恰恰是错误的药方。尽管现有的研究对此尚存争议，但再分配和经济增长难以兼得的理念，在决策者脑海中似乎已根深蒂固。事实上，再分配政策损害经济增长，是亚瑟·奥肯（Arthur Okun）1975年出版的名著的核心主题。在该书中，奥肯集中讨论了效率和公平的取舍，并认为减少不平等的行动会导致效率损失。
我们不应急于下结论，认为治疗不平等的药方，或者说再分配，会比不平等本身更损害经济增长。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促进平等的干预措施，是否像奥肯等人假定的那样，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仔细想想，这实在是一个太过于大而化之的结论。我们都熟知，能同时改善效率和平等的双赢政策是存在的。例如，对有负外部性的行为课税，这些行为（比如说金融领域的过度冒险）损害了穷人，课税的绝大部分则由富人承担；再如，发展中国家旨在鼓励初等教育的现金转移支付，以及在公有资本或教育上的支出，这些都会惠及穷人。大量研究(如Roland，2000；Bleaney et al.，2001；Roland，2002)都指出，某些类型的政府支出，可以既推动经济增长，又促进平等，如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在教育、卫生和提供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而另外一些类型的支出，则可能暗含着奥肯特别关注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再分配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可能反映了财政组合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而在实践中，再分配究竟是利于增长，还是阻碍增长，看起来是一个经验研究问题。
在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时，一个有价值的路径是，在不同国家的具体情景中，认真审视再分配性财政政策具体要素方面的事实，并努力借鉴最有效率的再分配方式。在这里，我们将从正面来提出更具概括性而又相辅相成的问题：从历史上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不平等、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如何？更具体地讲，能否找到证据，表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超过了降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为了厘清不同路径，我们需要一个同时分析再分配性转移支付和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框架。这不仅需要一个恰当的计量经济学的设定和准确测量不同效应的标准，还需要对政策的理性探讨。这种联立分析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同时需要多个国家在课税和转移支付前的不平等（即所谓“市场不平等”）和课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不平等（即所谓“净不平等”）这两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都非常稀缺，而且很不完善。本文是首份利用最新编辑的跨国数据库(Solt，2009)展开的研究。该数据详尽区分了净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从而使我们得以利用同时覆盖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量国别和年度观测数据来计算再分配性转移支付（①有很多致力于考察市场不平等或净不平等的文献，但Scolt（2009）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的努力使许多不同国家、不同年份、不同来源的基础性数据具有了可比性。）。在这里，再分配性转移支付是指度量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差异。
我们分析了五年期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面板回归）和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duration of growth spells）。经济增长期（growth spells）的定义参见伯格等人2012年的研究(Berg et al.，2012)（②经济增长期指的是经济增长加速和减速之间的时间周期。）。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是评价经济增长过程更有效的方式，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我们的主要发现可总结如下：
首先，越是不平等的社会，越倾向于再分配更多。在OECD成员国中，较高的不平等水平和较高的再分配水平之间大体上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此净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之间几乎没有总体上的相关性。在非OECD成员国中，尽管这种效应要弱得多，但它依然是存在的。因此，要试图理解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区分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是很重要的；同样，在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研究中，独立控制再分配这个变量也很重要。
其次，在既定的再分配水平下，较低的净不平等可推动更快、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些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我们先前的研究，而且不仅包含了持续时间分析（duration analysis），以及早期文献中常用的面板回归方法，还控制了净不平等/市场不平等的影响。
再次，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而言是良性的；只有在极端的案例中才有证据表明，它可能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综合考虑再分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包括它们降低了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而言，再分配是有利于增长的。
对于上述结果，我们须切记的是，这些有关再分配的数据，比有关不平等的数据甚至都更为稀缺，可靠性也更差。事实上，对于我们得出的这个结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再分配的数据没有包含足够的信息来推论出直接的负面（或正面）影响。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坚信我们做出的研究结果是有意义的。我们将目前可得的最好数据，用于分析许多国家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期的研究，不可避免要用到更早但可能也是更不具可比性的数据，但即使仅限于用最可靠的近期数据进行分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论也依然是成立的。
当然，在从跨国数据回归分析中得出明确的政策含义时，我们应保持审慎。鉴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点上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影响，建立具有完全置信度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微观经济分析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仍给人们留下这样的疑惑：总体关系是怎样的？通过观察森林而不是树木，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的发现是，不应假定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重大取舍——因为目前可用的最好的宏观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这样展开：第二部分我们将通过回顾经济增长、不平等和再分配方面的文献，为后面的分析做准备；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将呈现我们用于经验研究的数据；第四部分呈现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而第五部分将讨论持续时间分析，建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平等、再分配以及一些传统决定因素之间的关联。最后是结论。
已有大量文献考察了本文感兴趣的这三个变量，并就其关系给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提法。在对事实进行考察之前，有必要花些时间来理解各种可能的路径（总结为图1），进而来理解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理论并没有提供有力的指导。
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图1中的线E）的积极影响，可通过如下方式：（1）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提供激励(Lazear and Rosen，1981)；（2）若富人的储蓄占其收入的比例更高，不平等提高了储蓄和投资(Kaldor，1957)；（3）使至少一些人能积累到创办企业所需的资金规模，以及获得良好的教育；这一点可能在一些穷国里更有意义(Barro，2000)。但不平等也可能损害经济增长，这是因为：（1）它剥夺了穷人保持健康和积累人力资本的能力(Perotti，1996；Aghion et al.，1999；Galor and Moav，2004)；（2）导致政治和经济动荡，从而减少投资(Alesina and Perotti，1996)；（3）阻碍针对冲击进行调整和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共识的形成(Rodrik，1999)。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例如，贝哈鲍比（Benhabib，2003)的理论模型即指出，当不平等从较低的水平上升时，它提供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但当不平等超过某一点再上升时，则会刺激寻租行为，削弱经济增长。
对于市场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图1中线A），我们着重阐述梅尔策和理查德(Meltzer and Richard，1981)在其开创性论文中所强调的影响机制。他们提出，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会带来再分配的压力。其中的道理在于，至少在民主政体中，政治权力的分配要比经济权力的分配平均得多，因此大多数投票者有权力和动力投票支持再分配。但是恰如罗兰(Roland，2000)曾指出，且斯蒂格利茨(2012)也强调的那样，如果富人比穷人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情况就未必如此。
在第三个议题（再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政策研究主要讨论直接影响（图1中线D），并通常假定再分配损害经济增长(Okun，1975)。其原因在于，较高的税收和补贴抑制工作和投资的激励。给定无谓损失（deadweight costs）函数的凸性，那么损失是税收或补贴水平的增函数。再分配导致的损失在税率低时较小，但会随着税率或补贴率的提高而急剧上升(如Barro，1990；Jaimovich and Rebelo，2012)。但也有研究认识到，再分配对经济增长并不是天然地具有破坏性，比如当再分配涉及减少税收支出（tax expenditure）和堵塞导致富人得益的税收漏洞，或者是作为更广泛的税收改革的一部分时（例如，征收高额遗产税的同时降低对低工薪收入的课税），便不会如此。更广泛地讲，再分配的方式还包括，以累进税方式为公共投资筹资，以社会保险支出来提高穷人的福利和风险承受能力(Roland，2000)，或者，以更高的卫生和教育支出造福于穷人，帮助他们克服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SaintPaul and Verdier，1993；Saint Paul and Verdier，1997)。在这些情况下，再分配政策将同时促进平等和经济增长。已有研究经常忽略再分配的总体效应，这包括直接影响（图1中的线D）以及通过不平等发生的影响（线C和线E）。这是因为很少有研究同时考察不平等和再分配。下面我们将回到这个议题上来。
显而易见，理论最多能为这些议题提供部分指导，因此我们需要转向经验研究。关于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统计数据通常支持不平等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至少在中期是这样的。而后，关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的风向发生了变化，学者开始考察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变化(Alesina and Rodrik，1994；Perotti，1996；Persson and Tabellini，1996)、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Easterly，2007)以及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Berg et al.，2012)，并发现不平等与更慢、更不可持续经济增长相关。少数几个例外(Forbes，2000；Banerjee and Duflo，2003)则倾向于得出模棱两可的短期相关性(Aghion et al.，1999；Banerjee and Duflo，2003；Oechslin et al.，2010)。
关于不平等和再分配性转移支付之间关系的证据并不清晰。这种模糊性部分是源自很多研究在评估再分配时，都用社会支出或税率等来替代(Perotti，1996；Bassett et al.，1999)，但这种替代是有瑕疵的。我们所认为的一些再分配性支出（如教育或社会保险支出），在实际运行中未必真是再分配性的，比如说很多贫困国家对中等以上教育的支出，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正规部门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险支出。米拉诺维奇(Milanovic，2000)的研究表明，当使用再分配的直接测量时，梅尔策和理查德（1981)的假设能得到事实的支持，即越不平等的社会，的确实施了更多的再分配。
关于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分歧的。当考察再分配的假定指标（如税收或政府支出）时，倾向于得出再分配多会阻碍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收入方面，则会出人意料地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提高税率会降低中长期经济增长。总体而言，很难证明坦茨等人(Tanzi and Zee，1997)得出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发现，有些一般性的指标表明，经济增长和总税负水平或所得税之间存在负相关，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健，并且对模型设定很敏感。至于支出，林德特(Lindert，2004)注意到，一些再分配性的公共支出（如医疗卫生、教育和以税收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并没有对经济增长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社会性支出是“免费的午餐”。
值得强调的是，已有研究表明，要在这些关系中明确地分清原因和结果，是非常困难的。一些分析考察了不平等的变化，及其对收入水平产生的影响；在这里，不平等被视为外生变量（①Easterly（2007)考察了与殖民地土地占有模式相关联的不平等的影响。他认为，作为由地形决定的、以种植园为基础的农业制度的遗产，一些国家目前变得更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变化，看似降低了人均收入。）。其他研究依赖使用滞后信息来试图梳理出原因和结果。运用这两种方式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外一些研究则考察经济增长或收入水平对不平等的影响这一反向问题。对我们而言，主要关注点是高经济增长能否促进平等。在此情形中，我们需特别担心的是，我们得到的可能是经济增长对平等的影响，而不是平等与高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集中探讨较高收入水平是否与较高或较低的不平等相关的研究文献，已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认为总体而言没有净效应(Dollar and Kraay，2002；Dollar et al.，2013)。我们将把增长与滞后的不平等关联起来，并运用统计方法将单向因果关系提取出来，这样做更为恰当。最后，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在建立经济增长与滞后的不平等之间关联的同时，控制滞后的收入水平，从而控制了收入水平和不平等水平之间任何长期的关系，如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变得更平等或更不平等。换言之，我们探寻的是，在一国给定的收入水平下，不平等水平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有何影响？
在市场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也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再分配方面的研究都假定，市场不平等通过政治经济学/梅尔策—理查德效应推动再分配。例如，一些学者(Caminada et al.，2012；OECD，2011；Paulus et al.，2009)的研究都假定，在一定的市场不平等水平下，再分配性财政政策减少净不平等。IMF（2014）在其财政再分配分析中，本质上也做出了同样的假定。但是，再分配无疑会以影响那些可能改变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工资的行为来影响市场不平等。鉴于两种潜在的相互抵消的影响，很少有事实证据可以指明这种效应的方向和大小。再分配把富人的钱取来给穷人，这可能会同时减少富裕和贫困群体的劳动力供给——前者被征收了更多的税，而后者得到了家计调查补助金，减少了努力工作的激励。无论这对市场收入带来何种影响，只要对富人和穷人两个群体的影响是沿相同方向的，这些影响大体上可能相互抵消。
那么，如何来看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呢？这些研究强调了四个方面的教训。首先，针对问题使用合适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分析不平等如何影响增长的基础实际上关注（税后的）净不平等，它在影响激励的同时，也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共识的前景。然而，大部分先前的研究很少注意到这一关键区别，他们经常同时使用税前和税后数据。第二个教训是，要认识到在我们感兴趣的不同变量——经济增长、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联，这意味着要放在一起进行经验研究。第三个教训是，要对经验研究呈现的结果保持开放的心态，因为一个理论通过很多条可能的路径发挥作用。对于再分配的各种替代品及其对增长的影响（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在事前看来似乎都是可能的）更是如此。最后一个教训是，要意识到数据的稀缺性。特别是，对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的分析需要回溯足够长的时间来观察持续周期的始点，这样就要考虑其中可能包含了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更早期同时也可能是更不具可比性的数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转向下一部分，讨论我们所用的数据和一些典型事实。
先前研究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问题受到的主要限制，是缺乏在很多国家可比基础上衡量净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的数据。这使研究者难以区分不平等的影响和再分配的影响。在调查的质量和覆盖范围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更久远年代的调查更是如此。最突出的问题也许是，尽管有很多再分配方面的家计调查数据，但它们通常是不可比的。例如，一些调查测量的是人均收入，而另一些测量的则是家庭的平均收入；一些试图测量可支配收入，而另一些则测量总支出。
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索尔特（Solt，2009)呈现了最佳的成果。他整合了来自各种可资利用的调查得出的信息，推算出可比的净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序列，该序列尽可能覆盖更多国家和更多年份（①Solt将调查分成了21种类型，进而使用整个数据库来推断如何将21种调查的每一种调查映射为对净不平等和市场化不平等的标准化测量。他将净不平等定义为与直接税和补贴之后的收入相关，而市场不平等则与税前和补贴前的收入相关。本文采用的是Solt(2009)数据库的3.1版本，它包含了153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1960年到2010年间尽可能多年份的数据。Solt（2009）追踪了大量文献，对处于观测年之间但接近实际观测年份的某些观测点进行了插值。Lustig、Pessino and Scott(2013)呈现了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更为完善的图景，但这并未形成实现我们研究目标所需的足够广泛的样本。）。他从可利用的调查中收集不平等度量的数据，并决定哪些调查数据质量好，值得收录到其数据集中。再分配被定义为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序列之间的差异。如此产生的序列在统计上是不确定的，需要判断哪些观测值满足了某种最低的信息阈值（②我们遵照Solt(2009)，并在我们的基准样本中限于选择更可靠的次级样本。下面我们探讨并呈现了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两组不同样本的敏感性。一个更具解释性的研究使用了所有可利用的数据，而另一个则像Solt(2009)一样限制得更为严格。表4的注释对所有样本进行了描述。）。
表1呈现了我们对再分配性转移支付的测量和此前研究中所采用的各种再分配的替代品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相关系数大致分布在1/2到3/4之间。我们发现，这既保证了我们的测量与很多对转移支付的常识性直观测量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又包含了独特的信息（因为相关系数大大低于100%）。这与观察到的情况一致，即在一些特殊情形中很多被认为是转移支付性的再分配并非如此。它同时也反映，索尔特(2009)定义的净不平等通常并没有反映出政府提供的非现金形式的商品和服务的影响或间接税的影响，因为作为其基础的家计调查通常并未采集到这些数据。
资料来源：SWIID（①SWIID，即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具体参见Solt(2009)——译者注。）3.1、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13)、OECD国民账户数据库(2012)和作者的计算。其中，再分配的计算方法为市场不平等和净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差值。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不平等和再分配的趋势。图2展示了数十年间不平等的演进。其中，每个箱线图呈现了OECD成员国和非OECD成员国样本的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水平的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从上面的图形来看，过去半个世纪全球不平等的中位数非常稳定。第二，这种稳定性背后隐藏着不同组别之间的重要差异：OECD成员国过去30年间市场不平等正在扩大（中间图形）；而发展中国家则正在下降（下面图形）。第三，工业化国家市场不平等和净不平等之间的差异要比发展中国家显著得多（比较中间和下面的图形），这表明前者有更广泛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但是OECD成员国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净不平等已在上升，因为再分配没能跟上市场不平等上升的步伐(OECD，2011；IMF，2014)。
我们已强调了各组国家的平均不平等水平及其随时间是如何演进的。另一个视角则关注国家间变化。例如，市场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国家是否更倾向于进行再分配？图3比较了纵轴的净不平等和横轴的市场不平等（每一个点代表了一个国家可以获得的最近一年的数据）。落在45度线上的国家具有完全相同的净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水平。远落在这条线之下的国家，其净不平等水平比市场不平等水平要低得多（大量的转移支付）。大多数国家位于这条线之下，这意味着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再分配。一般说来，到这条线的距离随着市场不平等水平的增大而增大，这表明相对不平等的国家确实倾向于再分配更多。OECD成员国进行了大量的再分配（中间图形）。事实上，在这一组中，市场不平等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其净不平等水平仅略高于平均水平（图形中的这些点大体上沿着水平线聚集）。当然，这只是一个平均结果，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或者甚至整个组都不是随时间保持不变的。换言之，给定了市场不平等水平，不平等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就是那些再分配较少的国家。
注：以基尼系数来测量不平等，其取值范围为0（完全平等）到100（所有收入集中于一人）。框线图/箱线图表示顶层四分位和底层四分位的四分位间距(interquartile range），箱体的中间线代表中位数。虚线下端表示比下分位数小不超过1.5倍四分位距的最小数据；而虚线的上端则表示比上分位数大不超过1.5倍四分位距的最大数据（①在上下四分位数向外1.5倍四分位距处画的线段，称为内限，落在这两条线段之外的数值为异常值——译者注。）。
表2在统计上证实了市场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这种估计的效应是相当显著的：在我们的基准设定中，市场不平等水平从样本的第50百分位上升到75百分位（也即，以2005年为例，市场基尼系数从菲律宾的45，上升到尼加拉瓜的51），与再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个点相关联。这种关系在OECD成员国样本中较其他国家样本更强，但是对于后者而言仍然是显著的（①另外的估计量控制了再分配的其他决定因素，如民主水平、投资、人口增长以及可能的非线性（为了简单起见，没有在此呈现）。表2的估计量控制了国别的固定效应，从而关注国家内部跨时间的变化。当我们采用同时探究国家间变化（随机效应）的估计方法时，得出的结果是相似的；当采用滞后不平等时，尽管有所减弱，但结果依然类似。）。
现在我们来观察有关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关系的事实。我们采用两种经济计量方法。第一，我们仿效已有的研究，考察中期经济增长和我们感兴趣的变量。具体而言，我们将探寻五年期的平均经济增长是如何依各种滞后指标，包括收入水平、制度质量以及在我们的设定中特别重要的不平等水平、再分配性转移支付程度等变量而变化的。第二，我们考察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这种方法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遵循平稳的模式，而是经常在停滞期、起飞期、平台期和低谷期之间突然切换(Pritchett，2000)。很多经济增长起飞数年以后就消失了。因此，保持而不是启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是成功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我们遵循伯格等人(Berg et al. 2012)的研究，将经济增长期定义为至少五年的时期，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高于2%，并显著高于前面的一些年份（①回顾过去的40年，所有时间都处于经济增长期（按如下定义）的国家比那些仅有1/5时间处于增长轮换的国家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出约3.5%。）。
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净不平等水平和随后一段时间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上图），而在再分配水平和随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间则存在较弱的关系（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正相关）。对于经济增长期的时长方面，我们能观察到大体相似的简单相关（图5），即在不平等水平和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之间存在强的负相关；而在再分配水平和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之间则存在弱相关（在这个案例中是微小的负相关）。
（一）中期经济增长
超越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是很重要的。在驱动经济增长中，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此外，我们认识到，我们感兴趣的变量本身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我们需要观察，当同时包含不平等和再分配并包含标准控制变量时，这种关系是如何存续的？在定义基准设定时要有一定程度的谦逊：在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中并未就要包含的精确的控制变量集达成共识，我们的研究案例中，控制变量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例如，不平等可能不仅通过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路径影响经济增长，还可能通过其他路径），使得基准设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①如果不平等或再分配主要通过改变投资行为来影响经济增长，那么将投资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结果可能造成微弱的不平等或再分配效应（保持有形资本或人力资本投资为常量，基准设定会产生不平等或再分配效应）。）。
我们的基准设定是一个简约的标准模型，在该模型中，经济增长取决于初始收入、净不平等水平和再分配强度（表3第1列）。我们发现，更高的不平等似乎会减缓经济增长。相比之下，再分配具有微小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微小的负面）的影响。
这些结果与通过再分配来减少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重大的取舍关系的见解相互矛盾。如果这种取舍关系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增长与再分配的相关系数就应不仅是负值，而且还应比增长与不平等的相关系数负得更多。如果这种情形属实，考虑到更高再分配的直接影响及其导致的更低不平等的影响，那么降低不平等水平的再分配一般说来是损害经济增长的。第1列显示的结果明确地否定了上述假设：净不平等的相关系数显然是负值，而再分配的相关系数则接近于0。这表明，从样本中得出的平均结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双赢的局面。计入潜在负面的直接影响及其导致的更低不平等的积极影响，再分配的总体效应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①考虑两种估计不确定性的统计检验拒绝了这种差异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观点。统计检验正式地明确拒绝了平等系数和再分配系数相同的假设。）。
图6以图形方式呈现了这些结果。为了以尽可能一致的测量进行比较，柱的高度代表将讨论的变量的值从样本的中位数上升到60百分位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保持再分配和初始收入不变，净收入基尼系数从37（2005年的美国）上升到42（2005年的加蓬），经济增长率平均降低了0.5个百分点，也即从每年增长5%下降至4.5%。我们还可以发现，保持不平等和初始收入不变，再分配从50百分位数上升到60百分位数，经济增长率只有极微小的下降。在第3列，我们还展示了这种10个百分位数的再分配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总影响。这个总影响是下列两个影响之和：（1）保持净收入基尼系数不变时改变再分配的直接影响；（2）基尼系数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净的影响是将年增长率提高了约0.5个百分点。
当标准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也包含其中时，我们的结果是否还成立呢？表3的第2—4列呈现了各种似乎合理的设定：首先加入了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而又加入了许多其他标准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如外部冲击、制度质量以及贸易开放度。来自这些列（以及其他我们没有在此展示的因素）的经验表明，加入这些其他决定因素并未改变我们在不平等和再分配关系方面得出的结论。特别是不平等始终是显著的，而再分配则不是（①结果是以系统广义矩（System-GMM）报告的，其中潜在的内生右侧变量采用适当的后滞值和一阶差分来工具化。该技术适合处理数据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变化。所有呈现的结果，都满足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以及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性的标准检验。）。
如文献回顾中所讨论的，如果不平等水平已很高，不平等水平再有所上升，貌似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损害。然而，如果用数据说话，当不平等水平已很高时，我们允许不平等的影响有所变化，我们几乎没有观察到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是非线性的证据。类似的，我们也没有找到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证据。
我们得出这些结果所使用的基准样本，体现了在使用全样本和用最严格的准则来剔除一些可能价值较低的数据之间的折中。表4描述了我们在这个维度采取不同选择所带来的变化。采用表3第1列的设定，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上得出的结果都是类似的（见表4）：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与较低的经济增长相关，但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不显著的，在最小的样本上尤其如此（第3列）；仅在全样本上（第1列）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有微弱的正相关，但并不显著（①将样本进行分离后，我们发现，无论是在OECD成员国还是非OECD成员国，过高的不平等都损害经济增长，其中前者的损害程度要高于后者；而再分配的影响则依然是不显著的。这与Thewissen（2013)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Thewissen（2013）使用LIS不平等数据库和世界高收入经济体（World Top Income）数据以部分OECD成员国（比我们考察的国家数量少）为对象研究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发现，无论是不平等还是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都没有稳健的相关关系。与我们不同的是，他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方法，这一方法没有解释不平等和再分配的横截面变化（在他和我们的界定中，存在滞后因变量时）。）。
综上所述，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始终是有害的，即使控制了再分配也依然如此。但我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现有的数据趋向于拒绝奥肯提出的再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而言存在取舍关系这一假设。相反，基于这些回归，我们从这些样本看到的一般情形是：考虑到它对不平等的影响，再分配总体上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并且这些结果看起来并不依赖于不平等或再分配水平。此外，无论是采用以相对保守的假设来选择部分数据进入回归分析的受限样本，还是采用所有可利用数据的全样本，这一结论都是有效的。
（二）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
现在我们转向经济增长期。这里我们沿用伯格等人（Berg、Ostry and Zettelmeyer，2012）采用的方法。这一方法是从医学文献中借用来的。在医学研究中，这一方法用来测量比如说一个人在是否吸烟以及体重、性别和年龄等诸如此类条件下的死亡风险（测定“停留在周期内”的时间）。在这里，我们假定，以本年度（相对于潜在的周期终结滞后一年）或从周期的始点来度量，经济增长期将在下一年终结的可能性（风险）依赖于它当前的持续时间和各种可能的决定因素。在我们的面板回归中，除了我们感兴趣的两个变量（不平等和再分配），我们还聚焦一组有限的协变量，从而考察即使在一组更广泛的控制变量和不同子样本下，研究结果是否仍然成立。
在基准设定中，我们将风险同经济增长期始点时的初始收入以及经济增长期内的不平等和再分配关联起来，参见表5第1列。每一个协变量的相关系数，代表独立变量保持不变时，该协变量的单位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期将会在下一年结束的概率之变化。在这样的回归中，相关系数通常以比率来表示。相关系数为0.9意味着回归因子（自变量）1单位的变化，使经济增长期的预期持续时间缩短10%；相关系数为1.1意味着预期的持续时间延长10%；而相关系数为1则意味着该变量对持续时间没有影响。
就经济增长的回归而言，可以先验地认为不平等和/或再分配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然而，从数据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不平等和经济增长期的持续时间是非线性关系。因此，我们的基准设定包含的仅是线性影响。与此不同的是，我们的确发现有证据表明，再分配和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是非线性关系。鉴于此，表5第1列的基准设定将观测值分成两组，一组是再分配非常巨大的（所有观测值的前25百分位数），另一组则是再分配相对温和的（其余的分布）（①第1列再分配的两个相关系数检验的P值等于0.095。如果我们仅线性地列入再分配（即不区分再分配水平很高的案例和其他案例），我们发现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总体上具有负面影响。但如第1列的基准设定所示，这是由高再分配水平导致的。）。
从第1列中，我们得出的第一个主要结论是，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测度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增长1个点，经济增长期将在下一年结束的风险高6%（或者，这相当于经济增长期的预期持续时间缩短约7%）。这印证了伯格等人(Berg and Ostry，2012)的研究结果，但不同的是现在控制了再分配影响。
对于再分配，我们发现（表5第1列），当再分配水平已很高时（超过75百分位），有证据表明，如奥肯提出的“重大取舍”假设，进一步扩大再分配的确会损害经济增长。但是当低于这一水平时，则没有证据表明进一步的再分配对增长有任何影响。图7呈现了样本国家的再分配；当超过约13个基尼点数时，进一步再分配似乎开始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负面影响。
鉴于此，就经济增长回归而言，我们发现，与重大取舍的假设不同，再分配的总体影响是有利于增长的，只有当再分配水平非常高时才可能有所例外。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它带来的更低的不平等，看起来亦与更长的经济增长期相关。对于非常高的再分配水平而言，再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点估计为负值，且其绝对值大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估计值（为正），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即使是在再分配水平很高的情形下，鉴于再分配促进公平和减少激励的效应大体上是相互平衡的，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总体上有阻碍作用。对于较少的转移支付，如那些低于13个基尼点数的，证据表明，再分配的总体效应可能是促进增长的，换言之，再分配的直接影响大体上是中性的，但是再分配也带来了不平等下降的预防性效应（图8呈现了这一结果）。
表5的第2—4列呈现了类似的结果，但此时控制了很多潜在的影响因素（如实物投资、教育和制度）。我们再次发现，控制这些因素后与不平等相关的结果保持不变。关于再分配的结果则更脆弱。特别是，当控制了某些其他因素，如外部冲击、制度、债务责任和开放度（第4列）时，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负面影响看起来消失了。
尽管我们不可能展示所有可能的组合，基于上述经济增长的回归，我们推断，关于不平等方面的结果是相当稳健的，它看似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模型中所包含的协变量；但是我们发现，大规模再分配的显著负面效应则是不稳健的。
在我们考量增长时，数据的稀缺性问题尤为严重。这也并不奇怪：为了分析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我们需要观察它的起始点及随后至少数年。这更重视长时间的序列，因此使用更早的数据。在表6中，我们考察了我们的基准经济增长期回归（表5的第1列），现在我们来考察上面讨论的三组样本。我们能观察到，就经济增长回归而言，全样本的结果与基准样本的结果相呼应。与经济增长回归不同，较受限的样本（剔除1985年以前发展中国家数据后的更严格的样本）中的数据对经济增长期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更不用说最受限的样本了）。
五、结论
我们利用最新的综合性数据的优势，考察了不平等、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早期研究，通常混杂了再分配和不平等的影响。我们聚焦于中长期，同时关注了超过五年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
首先，不平等始终是中期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期持续时间稳健和有力的影响因素，即使控制了再分配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也是如此。鉴于此，伯格等人（Berg and Ostry，2011）得出的结论看起来是很稳健而又具有说服力的。仅聚焦经济增长而把不平等放在一边，仍然可能是一个错误。这不仅是因为不平等在伦理上不受欢迎，更因为它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过低，并不可持续。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宏观层面，财政再分配会破坏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我们的确观察到一些混杂的证据表明，大规模的再分配可能会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通过降低不平等带来的正面影响，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可能大体上是中性的。不是过激的再分配，不会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一般水平的再分配，以及相关联的不平等水平的降低，通常与更高、更可持续的增长相联系。
我们需要警惕对这些结果的过度解读，特别是用于政策目的。从这类相关性中得出严格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未解释再分配对市场不平等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已强调缺少可靠数据、特别缺乏再分配方面的数据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例如，我们对再分配的测量仅抓住了直接税负和补贴，我们并没有直接阐明政府提供的卫生和教育等实物形态再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么从逻辑上来说，这比我们解释的测量对经济增长更为友好。最后，我们从历史和基本原理中得出，超过一定水平的再分配会破坏经济增长；同样，超过一定水平的极端平等对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是有益的。
尽管如此，通过考察宏观图景，我们还是得出了重要且积极的结论。对于再分配的过度谨慎，以及因此不作为，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并不是恰当的。通常来说，跨国和长期的研究表明，政府通常所做的再分配，看似并不会导致坏的经济增长结果，除非他们做得过于极端。除了道德、政治和更广泛的社会方面的考虑之外，缩小不平等也有助于支持更快、更持续的经济增长。
这方面留待大量研究和政策议程。即使给定这些关于平均影响的结果，促使再分配尽可能有效率依然是重要的。对于其中作用机制的进一步观察，将会有助于深化我们的理解和政策建议。我们在此呈现的研究结果凸显了这方面议程的紧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