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从来没有这么迫切，也没有这么艰难。自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对接全球市场以来形成的繁荣，在再次佐证中国人民无比勤劳的同时，也酝酿着深刻的危机。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商业化的房地产泡沫，已经撑大了政府官员、企业家和银行家的胃口，仿佛商业繁荣只会在一个趋势上永续前进。但这个游戏现在已经玩不下去了。
我们在沿海某市的调研中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一个常住人口不足百万、综合排名位于该省前列、民营经济相对活跃的县域经济体，吃饭财政占了全年可支配财政收入的60%，民生开支也大体如此，赤字财政已属必然。但要命的是，随着楼市的下行，土地拍卖收入目前仅实现年计划的三成，开发区尽管有着国家级的牌子也是招商不易。而土地储备已经完全被用于地方平台公司抵押融资，正指望着下一轮土地调规将农保用地改性建设用地充当新的抵押品。而先前的支柱产业，因互联互保债务总量高达数百亿元，核心圈的企业60%已濒临破产。为此，地方政府不得不出面协调，要求银行支持实体经济以免危机扩大。由此，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全部被拖下了水。
我们在最近针对“十三五”规划的各地调研中发现，上述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虽然危机是危险和机会的总称，但问题在于，地方还没有解决方案。在现行行政体制下，官员的打算基本是短期的。而当下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审计口径（或称预算口径）的债务余额实际远小于地方政府统计的全口径的债务余额，对政策的引导实际是个负面。样本地方政府的全口径债务按偿债计划至少需要6年，但当年为保障民生和吃饭财政所需的收入已经超过可支配财政预算收入的120%，而地方经济现状决定了财税收入增长空间极为有限，非十年之功恐难以化解。有地方官员直言，“你要问我三年后在哪里？我不知道。书记、市长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于是，摆平就成了水平，维稳还真成了各地政府的底线，至于长效机制在哪里？只有天知道。
繁荣的思维先前已然深深扎根于企业家的内心深处，如何利用负债去抓住商业机会，包括利用低成本的资金去博取金融上的收益，也成了企业家植入灵魂深处的想法，即便是在当下。问题在于，不专注主业也不全是企业家的本意。先前全球化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的产业环节，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现在各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流行转型升级做法，不是拆了前店后厂的家庭工厂美化市容，就是限令某规模红线以下的企业关停并转，即便开发区污水处理产能充足。于是新的项目还没培育好，老的项目就不得不下马了。而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让创业成本业已空前高涨，因为开发区的土地二次开发成本高昂，而远郊的土地由于配套不足，招商引资困难，人才宁可忍受低工资也不愿意去偏远乡镇。企业生存环境于是继续恶化。
商业银行也是万般无奈。客户经理要考核业绩，存贷款往往是联动的，屁股往往坐错了地方，而银行一旦上了“船”，延缓坏账的反应，不得不维持企业高负债扩张，甚至在地方政府压力下继续给予贷款，于是风险积累越来越大。
如果说中国经济正在滑向危机边缘，那么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化解危机的办法。问题是，尽管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第三方咨询机构的意见以推进决策科学化，但社会经济危机的形成实际还在一个路径依赖上持续，非短期可以缓解。而实际上，地方、企业和金融机构先前大干快上追求规模效益型的发展模式，在管理提升的当下，所需要的投入将更为巨大。比如，只拉了个架子的城市需要配套的公共服务投资；企业调整业务结构也将造成巨额沉没成本；原本高杠杆的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对债务的消化更是个巨额数据，足以把先前“高得都不好意思说”的利润全部吞没。
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急需利用“十三五”规划的机会系统调整发展思路，采取更为尊重市场、更为注重项目成本和经济效益的方式，去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要有所聚焦，不能再延续摊大饼的方式，项目上马应当引入社会评议，严格遏制财政扩张，按零基法预算紧缩财政。这应当成为未来十年的常态化政策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