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需要准确把握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持续研究有关重大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内涵，指明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指导我们理解和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问题的指南针、方向盘。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习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就是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中之重，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者环环相扣，不可分割：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只有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通过不断强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得以完善和发展；只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更有保障。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制度化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基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思想。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了六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既有成功经验，又有沉痛教训。当前，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可以说，制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具体地讲，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指的是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规制，包括权力配置、行使权力机构的设置、各权力机关的职能、公权力的制约监督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等方面，使国家政治生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规可守、有制可行。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从学理上讲，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式的总和。由于政治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各国国家治理的制度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我党领导人民有效地“治国理政”的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就是我党带领人民运用国家制度有效实施 “治国理政”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 “治国理政”的制度和能力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需要按照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略，加强法治基础上的全面国家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国家治理思想中，至少包含着两层重要的含义，一是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割断与本国历史和文化的联系，也不能割断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已有实践间的联系，重要的是要善于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而且，现在实行国家治理现代化，还需要包含既往的国家统治和国家治理的合理因素，要坚持已经成熟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二是对国外的治理理论和治理的经验与做法，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排斥拒绝，而要很好地进行吸收借鉴。
《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国际经验表明，智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当前实现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智库的支撑作用。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不重视智库的领导难以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
发达国家智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有关机构统计，到2013年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已达6826家。美国在二战前只有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20多家智库，到2013年智库的数量已增至1828家，形成了与其社会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决策咨询体系。发达国家智库也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一些发达国家智库为了确立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大都采取开放政策，坚持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这些智库往往发挥其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对国际问题与形势的驾驭能力，开展高层次的人际传播与交流，积极开展“智库外交”，并成为其本国对外传播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的使者。
（二）我国智库现状难以满足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方向、目标、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改革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代对智库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历史赋予智库的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
与时代新要求相比，我国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一是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缺乏制度性保障，也未能得到系统性体现。二是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多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体系中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三是我国智库多以官方、半官方为主，智库本身难以平衡体制属性与政策研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四是我国智库总体而言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五是智库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社会效益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效率有待提高。六是智库发展还面临很多体制性障碍，比如与智库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经费保障和薪酬制度尚未建立。
（三）智库在实现我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发挥重要作用。
要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智库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资政辅政。从设置重要政策议程、形成完整政策方案、引导社会政策讨论，到及时的决策支持以及政策实施向社会作出必要的说明和引导，再到对重大改革、政策方案的第三方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的论证和评估，智库要以思想库和参谋助手的角色，贯穿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启迪民智。要通过深入广泛的调研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专家学者的角色撰写文章、出版论著、发表评论、开展研讨，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政策讨论，并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解读和传播。
——平衡分歧。在利益群体和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下，智库要借助其客观、公正的立场提出政策观点，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提供交流平台。
——聚贤荐才。智库作为思想库，其影响力的实质在于聚集一大批有思想、有理想的优秀研究人员和人才团队。智库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充分发挥人才“旋转门”作用。政府可在智库的研究人员中选拔高级官员，而离任的政府高级官员中也可进入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工作，继续发挥专长和影响力。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持续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成立于1916年，与美国的国家治理研究差不多同时启动，并在过去近100年间随着美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迁而调整研究重点。然而相对来说，中国的主要智库是伴随改革开放而产生的，因此，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国内智库，应该全面了解国家治理的各种理论流派，及时掌握各类有效的分析工具和手段，深入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原则。
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制度，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这种基本制度是在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中华民族面对国内国外多重挑战而发展演化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领导人民高效地治国理政，必须强调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按程序加快完善和构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增强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的理念，将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
（二）现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应加快现代国家建构，完善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提高政府效能。
现代国家治理是指包括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个人在内的各种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通过法律、规则和程序而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过程。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一整套国家制度、一部有效的国家机器。正是法治基础上的有效国家体系，保障了这些社会中多元治理主体的有序互动，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这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历史文化传承、经济发展阶段、基本政治制度多种因素的影响，决定了我国现阶段需要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工作，即由人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而形成新的国家和国民关系，构建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政府有效运行的国家治理机制。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研究现代国家建构问题。
——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建设。确立和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形成和完善以宪法为根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立健全法治基础上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现代预算国家。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高效、公平的现代税收制度，以及完整、规范、透明、高效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石。
——建立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体制。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国家必须负责组织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制，这是任何现代社会中国家的基本职责。如何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中各类风险增加，特别是人口快速老龄化过程中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体现横向和纵向公平正义的社会安全网，这是我们面临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推进现代有效监管体系建设。推动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在极大地释放各种要素参与创造财富的活力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政府监管等相关制度，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必要干预，以消除市场失灵导致的秩序扭曲、负外部性增加、公平正义缺失等负面效应。无论是对准入和竞争秩序等的经济性监管，还是对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的社会性监管，政府监管都必须依法、公平、透明、专业、可问责，体现现代监管国家的本质。
——调整国家在引导发展中的定位。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基础上，政府除了致力于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仍然要在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投资科学技术开发、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创新驱动的增长方面承担重要责任，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过去六十多年我们在探索发展型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教训必须吸取，国家引导发展的方式需要调整和重新定位。
信息通信技术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和交流的方式，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信息化时代的国家治理，必须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从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土地普查，到经济、教育、医疗各方面的政府决策，任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目标人群、行为方式等信息的获取与传递；人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国家治理活动中，也必须依靠对经济社会和国家事务准确信息的了解。特别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全新的信息时代背景下，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革新，政府作为信息节点的作用无处不在，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制度建设中，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信息化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注：
此文摘自2014年9月13日李伟主任在国研智库2014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作者介绍：
李伟，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国有企业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管理、企业信息化等方面实践和政策研究工作；作为国务院主管部门负责人，曾具体负责2003-2005年间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工作；在全国重要报刊杂志发表经济社会类学术论文及其他类文章70余篇，作为第一主持人合著《金融工具与保险会计》；参与中央、国务院有关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主持制定有关部委重要的政策性文件。近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房地产、城市化发展、社会管理创新、企业改革发展、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