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初的大部分时间里，欧元区似乎进入了复苏状态——疲软又踉跄，但确实是复苏。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今年总体GDP增长将达1.2%，失业率将缓慢下降，较此前的预测（增长1%）有所提高。欧元区外围高得不可持续的利率开始下降，人们因此认为温和复苏的大门已经打开，增长将在2015年出现加速。
尽管对季度数据不必过度反应，但最新数据以及一些一季度的修正数据令人大失所望。两年前的悲观情绪开始回潮——理由相当充分。
意大利已经陷入了彻底的衰退，并且远远没有表现出人们所盼望的活力信号。法国增长率接近于零，甚至德国GDP季度表现也在今年上半年有所退步。紧缩政策的坚决支持者芬兰今年上半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
外围国主权债务名义利率仍然非常低，而即使将极低的通胀预期（甚至通缩预期）考虑在内，实际利率仍然很低。如今，欧元区不仅面临金融危机，也面临停滞危机。与俄罗斯的紧张局面让复苏变得更加困难，没有重大政策变化，2014年欧元区增长不可能大到1%。
欧洲央行宣布将提供新的货币政策支持，并决定使用除量化宽松之外的一切工具（它仍然没有购买主权债券）。但是否能有效果还远未可知。
如果增长和就业预期继续萎靡，就很难重振需求，特别是私人商业投资，不管利率多么低，也不管银行拥有多么大的潜在贷款资源。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上个月的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的讲话以及9月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都在明确呼吁采取更多的财政支持以提振有效需求。
根本的经济学问题很清楚：欧元区极度渴望增加财政空间以提振总需求，包括增加德国的投资。但在需求端，还存在持久的深刻结构性改革需要，以使财政刺激转化为可持续长期增长而不仅仅是暂时性的爆发和国家债务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什么是“最佳”结构性改革还有待争论。但在大部分国家，税收、劳动力市场、服务业和教育改革多管齐下，同时进行国土改革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法国。
这些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彻底改造社会契约，使其反映二十一世纪人口和全球市场的现实，同时也要顾及欧洲分配公平和政治平等的承诺，并保护公民免受影响。呼吁“改革”而不具体指明内容或考虑社会、历史和政治因素是很容易的。
与此同时，各国逐一设计这一新社会契约是不可能的。欧洲以各种方式水乳交融——不仅仅在纯粹的金融和经济上，在心理上也是如此。对许多人来说，德国而不是法国法庭禁止给出租车行业带来革命的移动应用Uber令人震惊。
如果不能在全欧洲水平上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也必须在欧元区使用以使必须的结构性改革得以进行。否则，由于欧元区改革的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财政扩张将与货币决策者的努力一样对提振增长毫无效果。
意大利财政部长帕多安（Pier Carlo Padoan）正确地指出应该采取欧元区“记分牌”，直接比较各国的改革。但是，除了记分牌之外，克服停滞陷阱的意愿应该比各国意愿的总和更强。德国看到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形想必不会再担心；反之，南欧人必须要能相信他们的努力能从整个地区（特别是德国）的投资增加中获得新动力。
新社会契约不会凭空产生。新欧洲委员会应该提出一个新的政治契约以使解决欧洲经济问题所需要的改革合法化并得以维持，同时新的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应该批准这一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