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局势似乎总是“复杂多变，动荡不安”。近年来，极端思想回潮、恐怖主义猖獗，尤其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出现更是加深了外界对中东的这一印象，而近期也门危机的爆发也再次印证了中东安全形势的混乱。这使得中东不仅在一般媒体和公众层面，而且在许多研究者眼里也是乱象一片。本文认为，中东局部动荡是不争事实，但乱象背后反映的却是地区大势的演变。“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崛起、也门危机的爆发以及近期获得突破的伊核谈判，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略调整引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裂变以及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导致中东局部动荡的延续。而今，美国战略调整态势已经非常清晰，其试图重新构建中东安全架构的意图也十分明显，中东变局也出现了总体趋稳的迹象。未来一段时期，中东局势还将在国际和地区大势变迁下继续盘整，本地区地缘政治关系也将随之进行适应性调整，并最终将形成一个互相制衡的新常态。
一、当前中东总体安全局势的三个发展态势
当前中东安全局势从表面上看依然复杂多变，局部动荡不已，但实际上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变化特征：
第一，中东变局推动的地区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利比亚依然未能走出乱局，叙利亚未能结束内战，也门甚至再度生乱，但是埃及等早期“因变生乱”的转型国家逐步走向“乱后求治”正在成为一种大趋势，中东变局引发的地区大规模动荡总体上出现了趋稳的迹象。虽然地区内部仍积蓄了大量的变革需求，也不排除个别国家有爆发新一场“革命”的可能，但早期几个为“革命”付出惨痛代价国家的教训，客观上给本地区其他国家带来了深刻警示。当前中东各国已渐次进入持续和全面的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潮相互较量和磨合的过程，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但总体上各国都已对暴风骤雨般的变革采取谨慎态度。目前，许多中东国家政府都在试图主动采取某些改革举措，同时又竭力避免出现社会失控，确保民生不受影响。“变而不乱”或为后续转型国家追求目标。
2014年，中东地区有两个案例很有代表性：一是由塞西指挥的埃及军队用有争议的手法将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强行打压下去，不仅控制了局面，塞西最后还毫无悬念地当上了总统；二是由87岁高龄的突尼斯前外长和前议长埃塞卜西领导的、明确反对伊斯兰主义的“突尼斯呼声党”在10月30日议会选举中赢得大胜，改变了之前由“伊斯兰复兴运动”控制议会的局面。这两个案列表明民众对于变局的诉求已趋于理性和现实：能否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成为民众衡量政府治国能力的最基本标尺，民生问题成为百姓关注的主要议题；尽管政治伊斯兰力量在中东阿拉伯各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回归伊斯兰并不是民众在这次变局中的核心诉求。埃及“革命”后经历了连年的动乱，民众苦不堪言，非常渴望有一支力量出来迅速恢复社会稳定，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而军队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扮演这种角色的稳定力量。塞西虽然脱下了军装，但仍被认为是军方的代表，这也是他能获得老百姓信任的重要原因。突尼斯自本·阿里下台后，世俗和宗教及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凸显，政治进程不时受阻，几年里经历了5个过渡政府，经济持续下滑，民众怨声四起，全国各地连续爆发抗议示威，这也是本·阿里旧部可以再回权力中心的重要原因。
第二，地区传统热点问题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巴以和平进程这些年未取得任何进展，巴以双方还时有冲突发生。2015年3月19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议会选举，对巴勒斯坦问题立场一贯强硬的内塔尼亚胡将第四度出任以色列总理。有不少分析认为，如果内塔尼亚胡得以同属右翼阵营的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话，新政府可能会更加右倾，以巴关系会更加紧张。此说并非没有道理，但也要看到形势往往比人强。长期以来，以色列已习惯于用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和政策来应对各种挑战，并且获得相当的成功，这种成功主要得益于自身强大的实力及与美国的铁杆盟友关系。而如今这种情况正在悄然变化，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以色列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地位以及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性都已有所下降，这种正在逐步强化的趋势已经对以色列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内塔尼亚胡在竞选期间发誓：“若再当选决不让巴勒斯坦建国”[①]，但此话不仅引起巴勒斯坦人强烈不满，甚至还激怒了白宫，美方表示会重新评估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政策。在强大压力下，内塔尼亚胡不得不改口称自己没有说过绝对不让巴勒斯坦建国的话。[②]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近期瑞典、英、法等西方国家相继通过议会投票表决，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这也表明，“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途径”已越来越成为国际共识。
此外，伊核问题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015年2月8日在伊朗官方网站发表声明，称其将批准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达成的任何核协议，只要该协议不违背伊朗的国家利益。[③]但当前国际社会对能否达成协议大多持怀疑态度，各种反对的声音也始终伴随着整个谈判过程，但这一切并未阻断谈判进程。相反，我们看到谈判的步伐实际上在不断加快，伊朗与各国的分歧在缩小，最后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达成了框架协议。这些变化无疑将对中东形势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崛起作为地区内形形色色的极端思潮和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的集中体现，已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最大安全隐患。“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短短几个月内坐大，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主要由部分“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成员、萨达姆残部和在中东各地流窜的圣战分子组成，这些人长期在这一地区活动，地形熟、人脉广、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其二、“伊斯兰国”所代表的宗教意识形态、现代的宣传手法和充足的资金诱惑使其能够不断招募到一些新的人员加入。其三，周边国家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伊斯兰国”对其带来的威胁，一些国家甚至还有支持和利用它的一面。支持者大多出于逊尼派的身份认同。他们认为“伊斯兰国”代表了“在和什叶派的争夺中处于下风的逊尼派的反抗，它是在为反对什叶派而战”。[④]
在伊拉克，萨达姆倒台后，马利基所代表的什叶派政府以萨达姆之道对逊尼派穆斯林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政策，教派矛盾因此变得十分尖锐，逊尼派民众对马利基政府的仇恨甚至超过了对“伊斯兰国”的关注。“伊斯兰国”组织最初能够在伊拉克轻易地攻城略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伊拉克的逊尼派士兵基本上放弃了抵抗。在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最初乐见“伊斯兰国”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为争夺土地而互掐。有人甚至认为，巴沙尔政权可能有意将部分领土提供给了“伊斯兰国”组织。总部位于贝鲁特的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莉娜·哈提卜指出，“这样做的意图在于，只要‘伊斯兰国’组织还作为国际社会的敌人和国际联盟的敌人，作为其敌人的巴沙尔政权就可以向国际社会证明其存在价值”。[⑤]但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地区国家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危害有了新的认识，其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立场也开始转变。事实上，自“伊斯兰国”组织出现以来，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20多名穆斯林学者发出声音，“逐点反驳其宗教论点”。[⑥]此外，在“伊斯兰国“组织残忍处决阿拉伯人质后，该组织圣战分子收到的捐款也大幅下降。[⑦]
二、局部动荡既是乱局延续也折射治理之困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已成为影响中东地区稳定的最大安全隐患，近期也门局势恶化更突显出中东安全局势混乱的一面。“伊斯兰国”的出现及中东宗教极端主义回潮及恐怖活动猖獗是历史和现实及中东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与宗教内部超越教派的意识形态竞争密切相关，而也门危机的爆发尤其是阿拉伯联军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教派冲突的因素。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专栏作家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最近在《外交政策》上载文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战争，这一斗争的轨迹正在从西方转向伊斯兰世界本身。这正是“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和传播的实质意义。[⑧]
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和各种思潮之间的争斗和博弈长期存在，但这种争斗和博弈最终走向极端大多与地区局势恶化有关。中东近来的动乱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战略调整引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重构以及中东变局导致中东局部动荡的延续。美国国务院2014年4月发表的《2013年度国家反恐报告》的附件统计信息显示，中东和北非地区发生的重大恐怖事件从1998年至2004年间的每年不到300起，增加到2008年的大约1600起。又从2010年的1500起、2011年的1700起跃升至2012年的2500起，2013年又上升至4650起。“2013年的数字相比2002年上升了15倍，相比2010年上升了3倍”。[⑨]这里提到的几个时间节点值得注意：2002年、2010年和2013年。2002年是美国准备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前一年，次年战争爆发，至2013年恰好是十周年。这十年也是伊拉克教派斗争和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十年，美方提供的上述数据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而2010年至2013年既是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和实施的开始，又恰好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高潮期。这一时期，本地区不少国家陷入政治动荡，一些国家至今局面失控，导致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恐怖主义势力趁乱扩张。“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正是这种乱局下的产物，近期也门危机再度爆发一定程度上也与之有关。
自2011年11月23日也门总统萨利赫在“阿拉伯之春”风暴中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百般无奈地交出权力以来，也门局势一直不稳。2014年7月30日，也门新政府关于大幅提高油品价格的决策引发也门民众的抗议，导致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和示威活动，胡塞武装组织借机发动攻击并于9月22日攻占总统府、军事基地和部分民居。2015年1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总统卫队发生冲突并占领总统府，之后软禁总统哈迪。3月26日，沙特突然宣布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展开空袭，也门危机全面爆发。连日来，舆论对也门乱局起因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武力介入的意图做了大量解读，分析人士大多将其与沙特和伊朗的博弈相关联，或称之为“代理人战争”，或指其意在搅局伊核谈判。也有分析认为沙特在短时间内组建联盟，一是显示其阿拉伯盟主地位，二来也是向伊朗示威。德国《明镜》周刊评论说，沙特对胡塞反政府武装宣战，其实就是向伊朗宣战。[⑩]沙特与伊朗矛盾长期存在，其反对伊核谈判的立场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沙特介入也门局势确实有伊朗因素考虑。但是，从更深层面看，也门局势恶化以及沙特不寻常举动与近年来中东总体形势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也门乱局实际上是所谓“阿拉伯之春”导致的地区动荡的延续。4年前爆发的这场变局引发本地区多个国家政治动荡，也门也深陷其中。萨利赫虽然在外部力量强势干预下被迫下台，但一直心有不甘。这些年来，萨利赫一直蠢蠢欲动，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与哈迪政府明争暗斗，伺机重返政坛。而胡塞武装正是利用萨利赫势力对政府军的牵制，迅速做大。此外，也门乱局也反映了中东变局以来地区大国利用动荡形势互相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一面。胡塞武装主要由什叶派民兵构成，并曾得到伊朗的援助，这也成为沙特等海合会国家介入的借口。这与在叙利亚等国正在发生的情况一样：一方面政府与反对派为争夺国家资源与权力进行搏斗,另一方面，地区大国借机渗透为谋求地区影响力进行较量。
第二，美国中东战略调整正在改变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并对沙特产生巨大压力。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期就决意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此后，从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到加快与伊朗谈判步伐，再到最近松动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美国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这让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沙特深感不安、不适和不爽。早些时候，沙特愤而拒绝出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声称要与以色列合作打击伊朗，近期又扬言要研制核武器都是对美国政策调整不满的情绪性反弹。这次沙特牵头介入也门危机，一方面是因为担心也门政局演变危及本国安全，但选择在伊核谈判关键时刻带头起事，其弦外之音也是耐人寻味的。
除此之外，也门乱局也折射出当前中东治理的困局。哈迪接手政权之后，虽然推出一些改革措施，但难改也门多年的沉疴宿疾。执政几年，哈迪面对中央羸弱、政府腐败、军队分裂、地方部落和武装“占山为王”等诸多挑战苦无良策。他既没能平衡国内几个大党之间激烈的权力之争，更无力挽救不断倒退的经济，以至于民怨四起，并为胡塞武装利用。从这个层面看，其实治理不善才是导致也门动荡的最根本原因。事实上，中东变局以来，大部分转型国家目前都不同程度地陷入政治和经济重建的双重困境。新统治者既没有运用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的资本，又缺乏利用善治来弥补国家调控和协调不足的能力。这样的政府失效例子在中东比比皆是。一些国家如伊拉克和利比亚，在前政权倒台后，统治者因为忙于应对教派和部落之争而疏于治理，导致局势至今混乱不堪。另一些国家如突尼斯则因为治理不善，统治者未能阻止经济的持续下滑而正面临巨大的社会动荡威胁。从更深层面看，中东普遍的“治理危机”也让一些穆斯林民众更容易为“伊斯兰国”所宣扬的宗教思想迷惑。“伊斯兰国”在短时间内能够迅速壮大也表明了“在一个所谓的已经腐化的伊斯兰世界内部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的主张的威力有多么的强大”。[11]
三、局势盘整酝酿地缘政治新格局
如上所述，近年来，中东安全局势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中东变局和美国中东战略调整两大趋势影响。未来一段时期，局势将继续随着这两大趋势的发展进行盘整。本地区地缘政治关系也将随之继续做适应性调整，并最终形成一个相互制衡的新常态。
从目前情况看，中东局部动荡仍将持续，但诱发和支撑动荡的外围因素在衰减而不是增多。也门危机因为沙特等国的军事介入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但近期呼吁谈判解决的声音日渐升高。2015年4月14日安理会以14票赞成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216号决议，重申支持也门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呼吁有关各方尽快就停火达成一致，明确要求也门各方通过协商对话和平解决分歧。[12]纵观中东近年来的变化，笔者以为，中东某种程度上很像一个不太成熟的股市，各种消息出来都会引发波动和震荡。“阿拉伯之春”爆发、美国中东战略调整都是重大消息，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崛起、伊核谈判加速、也门乱局再起等等都是由此引发的震荡和盘整，而看中东形势的发展趋势还是要看基本面。而今“阿拉伯之春”不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这些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因此，近期局势虽有震荡并还会有余波，但改变不了大势走向。
总体上，中东变局已经并将继续推动中东各国渐次进入全面转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其发展轨迹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因为有了先行转型国家的惨痛教训，“阿拉伯之春”初期所呈现的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已经魅力不再，而民众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会有更高的要求。能否做到善治，如何管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宗教矛盾将是各国统治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从美国战略调整趋势看，其东移态势愈发明显。美国新任防长阿什顿·卡特近期在出访日韩等亚洲盟国时表示，“今天这一代美国人的核心战略挑战就是在中国持续崛起的时候，美国如何保证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番话被称为标志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政策进入新阶段。[13]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加紧拉拢军事盟友，大力拓展贸易伙伴的同时，在中东则继续采取调整和收缩政策。
从目前情况看，美国调整后的中东战略意图已经日趋明朗，构建一个由中东主要国家形成的互相制约、相对平衡的地区新安全架构的想法正逐渐浮出水面。美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弗林特·莱弗里特（Flynt Leverett）和希拉里·曼·莱弗里特（Hillary Mann Leverett）最近合作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指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扩张及投入已远超其承受能力。美国要想从疲态中恢复，必须接受一个新的中东战略。“这一战略目标不是要强制性地控制，而是合理、稳定地平衡地区主要国家的力量，使之互相牵制以避免产生不计后果的冲动。”[14]
当前美国的战略和政策层面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美国要在重心转移的同时让中东形势总体处于一个相对可控的局面。在这一政策目标上，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伊斯兰国”的崛起。美国不会容忍“伊斯兰国”做大，但又不愿为此投入更多资源。迄今为止，所有对“伊斯兰国”组织实施的空中打击中，81%是由美国完成的。[15]美国加大在中东的反恐力度，一是因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对地区安全的威胁在不断增大，其反西方的一面也越发突出，美国必须对此做出更强硬的反应。二是因为美国为说服更多国家加入反恐国际联盟不得不在行动上做出表率。但迄今，美国在应对当前中东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问题上既无长期战略构想也没打持久战准备。美国的目标是推动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组建国际反恐联盟来共同应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威胁。目前这一策略已经部分奏效。我们看到，在国际联军的打击下，“伊斯兰国”的嚣张势头已经受到遏制。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2月12日也已通过决议，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切断“伊斯兰国”、“支持阵线”等极端组织非法石油贸易、走私文物、绑架索取赎金和捐款等资金来源。决议还要求各国确保国民不向这些极端组织捐款，并敦促各国禁止这些极端组织使用国际金融体系。[16]
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国家对“伊斯兰国”的危害有了新的认识。“伊斯兰国”在正式亮相前后都曾经得到本地区一些国家的支持和认同，但在其政治野心和极端恐怖面目完全暴露后，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开始对其避而远之，约旦飞行员以及埃及在利比亚务工人员被“伊斯兰国”组织残杀，更是引起阿拉伯国家对“伊斯兰国”所代表的极端思想和行为的高度警觉和防范。沙特阿拉伯《生活报》今年早些时候发表评论称：“所谓的‘伊斯兰国’亵渎了‘伊斯兰’这一神圣名字，是时候联合起来制止他们的暴行了。”[17]埃及总统塞西2月22日在埃及电视台对全国发表讲话中也表示，由于该地区面临好战组织的威胁，组建一支阿拉伯国家联合军队的必要性与日俱增。[18]目前，在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武装在多方联合打击下正向叙利亚等地流窜，而美国也开始悄然松动对叙利亚政府的政策，试图拉叙利亚政府军加入反“伊斯兰国”阵营。笔者相信，正如“阿拉伯之春”在引发地区一系列动荡之后激发了地区国家对政治转型模式和方式的深刻反思一样，“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崛起在带给地区灾难的同时，终究也会引发地伊斯兰世界对极端宗教思想和学说的重新思辨，而这无疑对于中东地区未来的发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其次，美国要在中东地区构建一个相对平衡的新安全架构。为此美国必须做两件事，第一，要吸引地区所有重要的角色参加到这个架构中，第二，美国需要调整与中东传统盟国尤其是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而“一个健康开放的对伊朗外交关系，对于上面两件事都是必要的”。莱弗里特在其题为《审视现实：美国需要伊朗》的文章中写到，美国发展与伊朗的积极关系“不仅是为对抗如‘伊斯兰国’这样的共同敌人，也是为了促进真正的地区安全”。[19]
在最近伊核问题谈判达成框架协后，有许多分析把原因归结为奥巴马想要为自己留下外交遗产，而事实上，美国缓和与伊朗关系有战略上的考虑，可以说它是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美国决定要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尤其是看到中东变局带来的变化后，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早期欲以核问题作为抓手更替伊朗政权的想法。如果从这一视角去观察去年以来的伊核谈判进展就可以发现，从去年推迟到今年，到走完“最后一公里”达成框架协议，其实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尽管它比预定时间来得晚了两天。各方有达成协议的强烈意愿，尤其是美国有战略需求是最终能达成框架协议的最根本的保证。
美国的上述政策调整已经打乱了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并引起以色列、沙特等美国传统盟友的不适和不快。这些国家的情绪性反弹已经在近期中东的一系列热点事件的变化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地区各国或许需要更多时间来适应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新的地缘政治架构也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但不管怎样，这是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