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丽、王厚双认为，在过去20多年间，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货物贸易规模及其所占比重不断扩大，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贸易的依赖度均增强，但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变动不稳定且渐呈下降之势，日本与东亚国家的服务贸易的依赖度很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经济危机、国际生产网络和东亚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等，是影响日本对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基于此考量，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贸易依赖度仍有提高的潜力和必要性。
刘向丽、王厚双在文章中指出：2011～2013年，日本对外贸易连续三年出现逆差，2013年还出现了贸易总额下降的局面。这种情况是1981年以来所未有的。而且此次逆差状态，日本除了面临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内部压力外，还承受着欧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等外部压力，改善贸易收支的内外条件比较严峻。目前，日本同时参加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期望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然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和欧债危机影响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经贸关系恐难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适度增强对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会产生对日本有利的经济效应。
二战后，日本依靠“贸易立国”战略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赶超。1945年，日本进出口总额仅为3.15亿美元。1950年达到17.94亿美元，其后更是飞速增长，1970年达到340.25亿美元，增长了18.97倍，1990年又上升到5217.46亿美元，比1970年增长了15.33倍。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下降，经济也陷入长期低迷之中。2010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较1990年仅增加了2.8倍，2012年和2013年的贸易总额分别为16844.11亿和15482.63亿美元。可以看出，在“失去的二十年”中，日本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前两个20年。
从地域分布来看，与北美和欧盟相比，日本与东亚主要国家的贸易联系越来越密切。1992～2013年，日本与八个东亚国家的贸易额在其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3.12%上升到40.92%，几乎翻了一番，而与北美和欧盟贸易的占比分别从29.52%、17.61%下降到15.57%、9.03%。从出口方面看，在同一时间段，日本对东亚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从21%上升到41.36%，对北美和欧盟的出口占比分别从31.62%、19.76%下降到21.38%、9.19%。日本的贸易收支状况和之前相比也有所变化。1992年，日本实现贸易顺差1066.29亿美元，1994年达到1208.58亿美元的最高点，此后逐步回落，2010年的顺差额为772.19亿美元，之后连续三年出现贸易逆差，分别为321.97亿、872.76亿、1180.68亿美元。其中，日本在与韩国、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亚国家的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2013年对上述四国的顺差额分别为206.91亿、135.25亿、139.07亿和4.35亿美元，虽然与2012年相比有较明显减少，但不容置疑的是东亚已成为日本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地。由此可见，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贸易规模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甚至远远高于北美和欧盟加在一起的规模。北美和欧盟国家已逐渐丧失了日本主要贸易伙伴的地位。
日本与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的变化，不仅表现在货物贸易规模这样的数量指标上，也表现在货物贸易结构之类的质量指标上。
在长期的经济追赶过程中，日本确立了从东亚、中东、美洲等地区进口原材料，在国内经过一系列的产业链环节，最后将生产出的制成品出口到欧美市场的国际分工模式。初级产品的进口在日本对外贸易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一情况延续至今。在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中，进口的初级产品比较重要，是日本与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所占比重很高。
20世纪90年代，石油、煤炭、铁矿石等资源型产品的全球价格有所下降，初级产品进口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随之下降。之后，2002年到2008年，以石油、大米、铜、铁矿石为代表的初级产品价格经历了一次暴涨行情。除中国和新加坡外，日本从东亚国家进口的初级产品占其从该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尤其是进口自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初级产品所占比重非常高，构成相互间贸易模式的主流。
从出口方面来看，由于自身禀赋的限制，初级产品出口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较低，1992～2013年间均未超过5%，2004年以前甚至未超过2%，2013年占比最高为4.7%。在总体水平较低的日本初级产品出口中，东亚国家所占比重很大。而且，20多年来，在日本初级产品出口中，东亚所占比重在原本就较高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北美和欧盟国家的占比则进一步下降。这表明，日本与东亚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越来越重要，双边依赖关系加深，日本对东亚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依赖明显大于进口依赖。
制成品出口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92年和2013年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96.72%和89.55%，虽然有些波动，但始终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对东亚国家的贸易中，除新加坡外，日本出口制成品的比重都非常高，均超过了85%。在日本出口的制成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通常来说，前者代表了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劣。1990年，日本排名前五位的出口商品分别为汽车、办公设备、半导体、摄像机和电视机、科学医学和光学仪器，2000年时为汽车、半导体、办公设备、科学医学和光学仪器、摩托车，到2010年时则演变为核反应堆和锅炉、办公设备及零件、汽车及零部件、电机和电气设备及零部件、光学和照相以及医疗等设备及零部件。由此看来，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出口商品结构基本没有实质性提升，依然以重化工业产品为主；进入新世纪的前十年，日本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提升，核反应堆、电气设备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增。日本出口到东亚国家的产品也以上述制成品为主，其中对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比重非常高。
从制成品贸易本身来看，1992～2013年，日本对东亚八国的制成品出口占其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64%提高到40.82%，欧盟从19.99%下降到9.23%，北美从31.88%下降到22.52%；而在进口方面，东亚国家所占的比重也从27.55%提高到57.44%，欧盟从25.36%下降到15%，北美从29.43%大幅下降到12.86%。因此，从发展轨迹看，日本与东亚国家的制成品双向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进口和出口的依赖度同步显著增强。
衡量一个国家贸易结构的合理性，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也是重要指标。按照格鲁贝尔—劳埃德（GL）的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公式计算，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日本的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低于美国和西欧国家。进入90年代后，日本的这一指数不断上升，从1992年的0.4912提高到2013年的0.7045，而且上升的轨迹较为稳定。在这一期间，日本与东亚国家的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也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变化过程并不稳定。
2013年，除俄罗斯外，日本与东亚国家的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都高于0.5，说明相互间的制成品贸易均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结构较为合理。但其中七个国家的指数变动趋势与日本对外制成品贸易的整体变动轨迹并不吻合，尤其是俄罗斯、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指数均远低于整体水平，说明日本与东亚国家的水平型国际分工体系仍未建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盟和北美。日本与北美和东亚的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在1992年时非常接近，欧盟则高于这两个地区。但在1997年后，日本与东亚的这一指数仍继续稳步上升，北美则缓慢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欧盟表现为缓慢地波动式上升。最近四年来，日本与这三个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差距日益扩大。
与美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业竞争力不强，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态势。具体从地域来看，日本对美国和欧盟的服务出口和进口的金额及所占比重均较大，而与东亚国家的服务贸易占比偏低。
1992年以来，日本的对外服务贸易一直呈逆差态势。2009～2011年，日本的服务贸易逆差额分别为210.47亿、169.06亿和231.76亿美元，而同一时期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额分别为1416.69亿、1622.35亿和1937.74亿美元，欧盟的顺差额更达到1507.51亿、1851.41亿和2598.8亿美元。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服务进出口地区分布来看，也较为明显地呈现出相互不对称依赖的特点，即日本对美欧的服务贸易依赖度高，而美欧对日本的服务贸易依赖度非常低。美欧是日本服务出口和进口的最重要对象国，2009～2011年，美欧对日服务贸易占日本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51.66%、49.78%和51.84%，其中出口占比分别为53.8%、50.18%和46.68%。而在2011年，欧盟对日本服务贸易仅占其服务出口总额的1.6%、服务进口总额的1.4%，美国对日本服务出口所占比重也仅为7.5%，从日本进口的占比为6.3%。
较之对欧美国家的高依赖度，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服务贸易依赖度则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以2011年为例，新加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虽然分列日本服务出口对象排名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位，但合计比重仅有21.4%，还不到美欧占比的一半，也低于美国和欧盟各自的比重。从进口的依赖度看，2011年日本服务进口的56.28%来源于美国和欧盟，排在第三到第五位的中国、新加坡和韩国所占比重合计仅有16.2%，还不到美欧的三分之一，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其他东亚国家所占比重则更低。
从日本与东亚国家整体的贸易依存关系，以及具体层面上的初级产品、制成品和服务贸易依赖度的变化轨迹来看，日本与东亚主要国家的货物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但服务贸易联系相对微弱。近十年来，日本向东亚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比重增加，出口制成品的比重下降，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所降低。对这一变化轨迹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判断日本今后对外贸易依赖度的发展动向。
1. 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市场规模是决定各国之间相互贸易规模和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除了取决于现有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外，更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潜力。近年来，北美和欧盟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与此相比，中俄作为“金砖国家”成员，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国家，东盟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其经济增长速度均较快，东亚八国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明显高于北美和欧盟国家。
1992～2013年间，欧盟15国、北美三国与东亚八国相比，以2002年为界，前后两个11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明显不同。后一个11年与前一个11年相比，欧盟15国中，除瑞典的GDP增长率有所提高外，其余14国均表现为较大幅度的下降；北美三国的GDP增长率均有所下降；而在东亚八国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俄罗斯、中国、泰国的GDP增长率均表现为上升，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分别达到3.48%、5.09%和5.87%的年均水平，远高于欧盟和北美国家。东亚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其市场规模扩展较为迅速，进口增速快，对日本产品的吸纳能力不断增强，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贸易依赖度不断提高也就易于理解了。同时，东亚国家较快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其居民的需求结构不断升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带来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其需求结构也不断升级，为日本的制成品及其零部件出口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另外，从区域内贸易依赖度看，日本与东亚国家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虽已达到40.9%，但是与欧盟53.5%和北美49.9%的内部贸易比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即使仅以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来衡量，也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或者说“潜力巨大”。可以认为，日本与东亚国家间的贸易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 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日本是一个严重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矿物产品、能源产品与农产品等均需大量进口。二战后到21世纪初期，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使日本获取了大量的“资源红利”，初级产品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持续下降，贸易结构不断得以改善。2002年到2008年，世界市场上的初级产品价格经历了一次大涨行情，2008年8月到2009年3月，初级产品价格又大幅回落，此后有涨有跌，截至2013年虽然均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受此影响，日本初级产品进口在其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不断上升，2008年达到50.4%，2013年为48.68%。从2005年起，以石油为主的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就取代了机械及运输设备，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商品，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东亚国家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矿物产品和燃料产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俄罗斯。随着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资源红利”转变为“资源约束”，日本的初级产品进口规模不断增加，从东亚进口初级产品的增幅更大，对东亚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依赖度自然相应地增大。
3. 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日本对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变化的时间节点看，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对日本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这些外部危机与日本内部的长期萧条相叠加，成为日本对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表现是工矿业生产指数长期处在较低水平，1992年到2013年间有17年的数值低于100。同时，日本企业的利润率下降、破产率上升，工人的工资水平增速下降、失业率提高，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再加上内需不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了日本进出口的规模和结构。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相比，日本对外贸易增长放缓，贸易顺差额也不断降低直至连续三年出现逆差，与之前每隔十年左右即出现一次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相比，日本20多年来的贸易结构升级是非常缓慢的。
同时，外部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叠加到内部经济停滞上，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汇率变化影响着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贸易依赖度。从进出口方面看，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破裂、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得美欧的贸易保护倾向增强，进口吸纳能力下降，导致日本出口增长受挫、外贸逆差，欧美国家对日本贸易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在这几次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和外贸发展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轻，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逐渐上升，成为日本对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提高的主要推动力。从对外直接投资看，历次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都导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绝对规模下降，尤其是欧美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幅度更大。危机期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导致生产性机器设备的出口增长下降，阻碍了日本与欧美国家水平型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同时，为了避免产业空心化，日本一直将制造业的重要部门和核心产品生产留在国内，对外直接投资遵循“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原则。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提高竞争力，日本企业想方设法降低生产成本，拥有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的东亚国家越来越成为吸引日本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长。尤其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日本对北美和欧盟国家的投资增长放慢，对东亚国家投资增长加快，与此紧密联系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贸易以及初级产品贸易也加快发展，使得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贸易依赖度不断上升。
从汇率角度看，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1997～1998年和2000～2002年，日元兑美元汇率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2年，日元兑美元汇率出现了较长时间和较大幅度的升值，至于日元兑欧元汇率则在2000～2007年和2009～2011年分别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和升值。与之前不同，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日元兑美元和欧元汇率不仅没有贬值或保持稳定，反倒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非常不利于日本对北美和欧盟国家的出口。与此相对地，在整个考察期内，日元兑新加坡元、韩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均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波动幅度很小。因此，相较而言，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贸易收益受汇率波动影响较低，更有利于贸易的长期增长。
4. 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由此带来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大幅度降低了国际交易成本，国际生产网络得以形成和发展。跨国公司通过对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源进行整合，采用投资建厂或业务外包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开设工厂。在这一生产体系下，不同生产环节之间产生了大量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并对所在地的进出口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国际生产网络是产品内分工模式的主要体现，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被分布到不同国家，每个国家专攻某一产品价值链的特定环节。在国际生产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东亚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贸易急速发展，产品内贸易成为重要的贸易模式。据统计，零部件出口在东亚机械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28%，而在北美和欧盟为25%和17%，充分表明了东亚对零部件贸易的依赖程度比世界上其他区域要高，也成为日本与东亚国家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5. 东亚国家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
众所周知，美国和欧盟的产业结构早已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的产值和吸纳就业能力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二，服务贸易的发展也较为迅速且长期保持顺差。而在东亚地区，除了日本和韩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尚未完全完成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更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远未达到北美和欧盟国家的水平。就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日本是东亚国家中最高的，2011年为72%，而东亚八国中，只有新加坡达到了73%，其余国家均低于60%；同期，美国加墨西哥的这一数值高于60%，欧盟国家中除德国外的其他14国均高于70%，东亚国家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甚大。
不仅如此，中日韩俄和东盟等东亚国家的服务贸易基本处于长期逆差态势，且逆差额较大，表明东亚国家的服务贸易缺少比较优势、竞争力较弱。因此，日本的服务贸易高度依赖于北美和欧盟，对东亚国家的依赖度很低。从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看，由于货物贸易增长乏力，服务贸易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热点领域和新增长点。对于北美和欧盟国家来说，服务贸易顺差已成为弥补其货物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而且其服务出口竞争力较强，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较为迅猛，在未来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中占据极大的先发优势，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资本的控制力牢牢把握着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北美和欧盟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和其他自贸谈判中，都将服务业开放作为重要的磋商领域。而对于日本来说，服务贸易的长期逆差态势表明其服务业部门竞争力孱弱，且在短期内很难有实质性飞跃，也难以摆脱对美欧的单方高度依赖。日本服务贸易的地区分布呈现出与货物贸易明显不同的特点，集中度高，进出口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进一步增强与东亚国家的服务业合作非常必要而紧迫。
综上，从日本与东亚、欧盟、北美的货物、服务贸易依赖度变化轨迹看，日本对东亚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依赖度都有所增强，尤其是货物贸易的上升势头非常明显，而对欧盟、北美的货物贸易则处于下降通道，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也已达到很高水平，进一步拓展的余地非常有限。总的来说，在数量上，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贸易依赖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从质量层面来看，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和分工潜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认为日本发展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空间均在东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