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同他哈佛的同事兰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最近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检查了中国经济前景的现实情况。报告指出未来二十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同时，美国咨商会（Conference Board）的研究文章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萨默斯和普里切特的研究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各国经验，然后应用于中国（和印度）。美国咨商会的研究项目则以中国为专门研究对象，但其对缺少改革作出了一些有争议的假设。不仅如此，在指出增长缓慢的未来形势时，它低估了质量和生产力的增长。相反，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等主流机构的预测，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将以接近7%的年增长率持续发展，到2025年时将降至6%；此外，那些认为金融危机近在眼前，经济崩溃一触即发的悲观主义者也不应被忽视。
再没有别的哪个国家能引发如此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使得中国观察家们也很难决定应该相信哪一方。若进一步探究中国的经济增长，答案似乎可能取决于另一个受关注程度较低的问题，即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能否成功。
萨默斯和普里切特分析的结论为，在较长时期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会遵循“均值回归”原则，即随后的增速会显著下降。依据这条原则，他们认为，截至2023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将维持在5%；截至2033年，年均增长速度将维持在3%。他们指出，一国的经济增长通常受这条原则的制约，因而无法保持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是个例外，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10%的年增长率。
萨默斯-普利切特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遵循“平均收敛”原理，即在高速增长后增长率会显著下跌至平均水平。基于这个原理，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到2023年将会达到年均5%，到2033年将会达到年均3%。他们指出，任何国家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都不会超过十年，而后就将屈从于这一原理。中国以约10%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已经是例外中的例外了。
10%的年增长率无法永远持续下去，这点明白无误。目前增速已放缓至7%左右，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日趋成熟，其增长势头也将不可避免地放缓。中国是不是注定会从年均10%的增长率急剧下滑到2020年的5%？亦或者在未来的5至10年中还有一个以年均7%增长率持续发展的缓冲阶段？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的确有可能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在此阶段中，增长率会从它的最高点下降2至3个百分点，而当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水平时，第三个阶段才会来临，此时增长率又将下降2至3个百分点。
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在于缺乏实现7%年增长率的产能，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国家缺乏足以持续支撑7%的年均增长率的需求。因此，中国已诉诸选择性刺激政策，该政策会对其去杠杆化需求产生负面影响。在供应方面，中国拥有强劲的基础设施基础和迅速扩张的高等教育，这两者的结合意味着它拥有实现快速增长所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此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繁荣的私有部门也能提供相当可观、可靠的生产率增长，这也使7%有望成为一个较为现实的过渡期增长率。
问题的关键在于需求的不足。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之所以能快速增长，部分原因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品强劲的进口需求，而现在这个需求减退了。回报率的下降和减债的要求将会导致中国的投资率下降。因此，大多数的中国观察家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提高个人消费。
然而，扣除通胀因素，个人消费一直在以8-9%的年增长率增长，如果GDP增长率趋于稳健的话，即使考虑了向服务型经济体的结构转型，个人消费也不太可能继续上升。那么，中国要到哪里寻找需求，以弥补投资增长率的下滑和出口市场的疲软呢？
答案在于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国政府预算的规模异乎寻常得小，对于首都北京和其他省市之间的收支分配也不合理。对于一个拥有或掌控所有的关键资源，主导一切重要战略性活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来说，中国的总体预算规模小得令人吃惊，仅仅相当于GDP的28%。相较之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主要成员国这一指标是40%至45%，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约为35%。因此，正如世界银行《2030中国》报告中所指出的，与其他可比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用于社会服务和满足其他消费需求的预算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可比国家少三分之一。这也是解释中国总消费（居民和政府）的份额为何要比其他可比国家低了约10至15个百分点的关键因素。
6月底，中国发出讯息要开始迄今最重要的一场改革，承诺在两年内完成一次重大金融改革的详细框架。相比中国观察家给予财务指标（如利率和汇率）方面的细微变化的关注度，这些财政改革措施受到的关注反而要少得多。
如能贯彻实施，这场改革将有望使政府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增加4-5个百分点。这可确保中国拥有足够的需求，使7%的年增长率持续至2019年。 到2025年，萨默斯和普里切特预测的“均值回归”原则将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不会更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