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点，妨碍了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人员流动，不能有效发挥社会互济功能，也不能有效应对养老保险面临的财务困境。因此应藉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重构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打破城乡界限和职业界限，建立基于国民身份的单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新年伊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启动的消息。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基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推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破除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全覆盖，人人皆有保障，才是改革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构成复杂、模式多样，分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两大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又分为企业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两种，共计有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农民工四种养老保障模式。这些养老保障模式费用来源不同、保障程度不一，彼此独立，缺乏衔接，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点。“碎片化”的制度设计，无助于体现公平公正，妨碍了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人员流动，不能有效发挥养老保险的社会互济功能，也不能有效应对养老保险面临的财务困境，革弊图新已呈必然之势。
至上个世纪90年代，企业完成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则未列入改革范围，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从而形成了养老资金来源上的“双轨制”。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企业缴费一般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8%，养老金与当地社会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挂钩：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费用是由国家和单位负担，个人不缴费，养老金标准以本人工资为基数，按工龄长短核计发放。养老金的缴费和发放体制上存在的“双轨制”，导致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差距逐渐拉开，退休前收入基本相当的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职工，退休后的收入差距可能相差两倍甚至更多。事业单位职工特别是公务员养老被视为“游离”于社会保险制度之外，而享受另一种“超稳定”、“超水平”养老方式的特殊群体。处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制边缘的农民工养老，由于缴费门槛高、跨区域转移难及15年的缴费年限等政策限制，一直存在参保率低、退保率高等现实问题，实际上根本起不到养老的作用。截至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保的农民工2416万人，只占在城镇就业的2.3亿农民工的17%。
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公务员在养老保险制度上的差别，不仅导致了他们退休后的待遇差距，还在相当程度上淤塞了这两类职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企业职工调到机关或事业单位，已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无法衔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到企业，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没有来源，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并加剧了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之间的职业壁垒，严重妨碍了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如果要离开，由于没有建立个人养老保险账户，没有个人养老保险金积累，原本退休后可以领取的退休金又没有了，明智的选择当然是留在行政单位不动；公务员选择离开和退出原来工作单位，同样意味着他将失去将来的养老保障；由于涉及相关人员的养老保障问题，政府机构在辞退公务员问题上顾忌重重，导致公务员退出机制不畅，形成公务员管理中“只进不出”的格局。
由于一些企业缴费不足和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我国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平衡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首先，由于传统养老体制没有提供资金积累，现行城市养老保险体制不得不面临着庞大的资金缺口难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情况，2005年我国城市养老金缺口2.5万亿元，在未来30年时间里将达到6万亿元。
其次，在养老金缺口严重存在的情况下，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的混账管理只好挪用个人账户积累来填补养老金缺口，因此从一开始，新体制就面临着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并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加重。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达到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达8000亿元。
再次，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2007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总人口的8.1%，2020年达到11.2%，到本世纪40年代将达到峰值3.2亿人，占总人口的22%。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我国社会的养老负担将大大加重。上海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出现最早且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上海2007年“城保”制度赡养比为1.48:1，致使当年基金收支缺口达50亿元。
二、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方向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为重构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契机，应藉此打破城乡界限和职业界限，跨越户籍制度的藩篱，建立基于国民身份的单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仅为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奠定基础，也为2020年实现“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条件。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
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有助于进一步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公平的养老保障制度应该没有身份的差异，无论是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还是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或是农民工，各人均应承担相同的自缴比例，到期均可以享受平等的社会养老标准。建立统一制度、统一规则的全国“大一统”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实现城乡全面覆盖、人人皆有保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养老保障体系，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需求，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其次，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才是解决我国养老保障制度问题的根本之策。有媒体报道，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动因是财政负担问题。若仅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作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将成为“头痛医头”的改革，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降低到企业水平，而公务员养老改革却不纳入改革的范畴，必将增加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阻力。将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公务员养老改革、农民工养老改革分而治之，我国养老制度的“碎片化”将从“二元”演变为“三元”“四元”，其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将更加严峻。
(二)缩减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比重。
实行全国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突出困难是基本养老金的标准问题。在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方案中，因提出“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按照企业模式计发”，就引发了是“提高企业养老金水平”还是“降低事业单位养老金水平”的争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把农民工也纳入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体系，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给付的差距似乎更难以平衡。按照原有城镇待遇标准，农民居民养老金收入显然提高，但是来自于农民的缴费收入必然十分有限，制度财务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降低原有城镇待遇标准，使得全体参保人员退休的待遇水平在中间取齐，农民工的养老金待遇水平适当提高，城镇居民退休收入却大幅下降。突破这一瓶颈的重要途径是降低基本养老保险比重。缩减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水平，加强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作用，尤其是加大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比重和作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
我国也需要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结构调整，进一步缩减过高的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同时赋予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以更大的责任。根据我国现实和国际经验，可以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目标替代率由目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58.5%降低为20%，略高于社会救济的水平但能够保障退休职工最低的基本生活，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养老保险的门槛，有利于推动广大农民工加入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实现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目标；而农民工的加入和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大幅度提高，又有利于解决城镇劳动入口比例下降和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财务困境。在适当的时候，基本养老的责任可以全部由政府承担，国家给每一个退休的老人发一份吃饭的钱，真正实现“社会统筹国民化”。
(三)大力发展企业(职业)补偿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的显然不是降低养老金水平，而是调整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结构和养老金待遇的结构，将原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部分责任转移出来，由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来承担。为了弥补统一制度后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下降，必须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险及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尤其是企业(职业)年金。实际上，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中都提倡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即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但是，由于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年金属于自愿性的，缺乏相关政策规范，因此其覆盖面和规模还很小，发展缓慢。
做大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一是将缩减基本养老保险后企事业减少的缴费比例增加到“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中；二是将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部分剥离出来，合并到“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中，使扩大后的企业(职业)补充保险，达到养老金替代率的40%～60%左右。最终形成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为主体、辅之以一定的自愿性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三支柱养老保险新体系。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制和累积制，每个人拥有一个社会保障账号，具有便携性，有利于劳动力在不同职业和地区之间合理有序的流动；在待遇给付上，在企事业和个人缴费与未来受益之间建立密切的精算联系，在设定的封顶线之下，较高的费基便可获得较高的退休金，可以体现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群体、甚至不同个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如此一个各得其所、多缴多得、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职业)补充养老制度，可以激发企事业和个人缴费的积极性，对企事业而言，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也是增强凝聚力的一种手段，有助于提高职工对企事业的归属感，促进企事业提高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