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一代”对当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政治文化具有毋庸置疑的深刻影响，因而项飙宣告的“知青时代的结束”，不仅意味着带有强烈代际烙印的学术与政治实践方式的终结，也暗含一种由社会变革导致的精英气质蜕变，及其中裹挟的政治治理与学术制度的内在危机。如何面对这种困境，如何反思和正确对待知青时代的精神价值与经验遗产？是今天各方面都处在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文系《文化纵横》2月新刊中郑也夫对项飙“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一文的回应。
应星和项飙是敝人非常看好的两位中青年社会学家。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和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都有望写入中国社会学史。无独有偶，二人都著有讨论知青一代学者的文章。但作为资深知青，敝人对这两篇文章均不敢苟同。对应星的《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的批评见于拙文《“新父”朽败之由来》。本文讨论相似的主题，对手换成《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的作者项飙。
做过知青的教授都退休了吗
项飙说：“如果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2015 年也许象征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的终结。在2015年前后，出生于1960年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不完整不连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学者全面退出领导岗位，大部分人停止教学工作。……（该文注2）有知青背景的学者包括所谓的‘老三届’（毕业于1966～1968年间的初、高中学生）、‘新五届’（1969～1973）、和‘后五届’（1974-1978）。在2015年，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到达高校正教授的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
以上说法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
其一，知青的年龄。知青现象萌发于60年代，大规模知青运动则始于1968年，终结于1977年高考的恢复。1977年的高中毕业生已经开始下乡，几个月后他们离开插队地参加高考，他们是最后一拨知青，仅有过短暂的插队经历。大规模知青运动时期的当事者出生于1947—1958年。那个时代小学7岁入学，中小学共历时12年。1977—1978年是个分界线。1959年生人高中毕业时，即19年后正值1978年，可直接参加高考，不再有上山下乡运动。项飙说“1960年”，误差不大。那时办学不正规，也有1960年出生1978年毕业的。
其二，大学教授退休年龄。教授职称中，低端退休有性别差异，高端没有。比如首都师范大学正副教授均为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博导不分男女均65岁退休，而正教授中非博导者很少。北京大学无博导职称，教授均可带博士生，其退休年龄63岁。概言之，多数院校中的多数男女教授都是63岁或65岁退休。
其三，有知青经历的教授全部退休了吗？以2015年为准，若退休年龄为63岁，则1952年以后出生者尚未退休;若为65岁，则1950年以后出生者尚未退休。前面说过大规模知青运动的当事者为1947—1958年生人。1952年恰在正中，1950年稍偏前。就是说，截止于2015年，有知青经历的教授中，只有一半年龄段的人已经退休。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杨善华、王思斌、王汉生、马戎、郑也夫、刘世定、林彬七人有知青经历，其中六人已退休。郭志刚（1954年生人）、蔡华（1954）、钱民辉（1956）、朱晓阳（1957）、谢立中（1957）、张静（1957）六人有知青及相似经历，均未退休。朱晓阳在云南插队两年，谢立中在城市打工三年，张静参军两年。郭、蔡、钱三位的知青或打工生涯更长。项飙说：1960年以前出生的大部分人已经停止教学工作，与实况相差八到十年，离谱大了些。
其实我同项飙一样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界风气之剧变。分歧在于对变化之原因的认识截然不同。项飙的判定近乎于：人亡政息。我的认识是：人未亡，风气改。
学者的影响力依赖职务岗位吗
项飙说：“知青时代的终结，决不是指这些学者的学术生涯的结束或者是影响的削弱。……指的是那个以他们为领导的、具有独特风格和气质的学术实践方式的终结。”
这话颇为费解。如果一代学者的学术生涯尚未结束，怎么可以说学术上他们的时代终结了呢？“独特风格和气质的学术实践方式”是来自学术作品还是来自学术管理权？
学术思想与政治经济是迥然不同的领域。后者的运作依赖权力，而前者的构成是作品和言论。学术管理上的权力，丝毫不能帮助一个学者提升他的著作和言论的品质和魅力。相反，管理上的付出将消减他投入学术的精力，导致他学术水准的下降。因此为了爱护顶级学者的创造力，学术权威与学术管理最好分离。西方大学及其院系就是这么处理的。中国学术界不幸丢失了一个机会，就是在其社会最开放的时刻，未能打破其管理权与学术权威的合一，未能削弱学术管理者的至高地位。这一混淆使得一些原本优秀的学者迷失在学术管理的繁琐事务中，更使得俗人乃至缺乏独立思考的腐儒不知中国最优秀的学术成果在哪些学者手中。
思想的力量不依赖领导职务，也不依赖教学岗位。很多著作的社会影响力不低于该作者在校园传道影响力。且前者与后者未必关联。以敝人为例，2013年退休，开始写作《文明是副产品》（2015年10月出版），该书的完成和影响与教学岗位无涉。
一个卸任的总统，或跨国公司退休的CEO，无法发挥他此前的作用；而一个学者的贡献无需依赖权柄和教职。
形格势禁与代际特征
前后连接的两个时期（A与B）中，比例不等地生存着两代学者（甲代与乙代）。A时期中甲代学者数量占优;进入B时期随着甲代学者的故去或退休，乙代学者数量渐渐占优。如果A与B时期刚好呈现出两种学风，探究其原因时，人们最易想到这是两代学者的不同性格所使然，性格每每形成于各自早年的经历，若两种经历相异较大，便更诱导人们推论“早年经历—性格—学风“的因果关系。重视此种可能性是合情入理的，应当深入此一研讨，项飙的文章正是致力于此。但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若A时期与B时期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则两种学风也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环境变化的函数。当然稳健的说法是：代际特征与社会变迁，共同造就了学风的差异。若要探究在一个具体时空下，代际特征与社会变迁，哪个因素对学风的影响更大，则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笔者没有独到的方法能分清二者之轻重。所能做的只是探讨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三十余年来学风转向的影响，以期形成与项飙文章对应的第二视角，丰富和深化这一讨论。
笔者2008年写过一篇答记者问《腐败的中国学术界》。2009年应星的文章《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发表。我们在学界腐败上高度共识。但在认识腐败的根源上存在分歧。他将“腐败的新父”与知青挂钩。他历数“新父”们“败朽”的身世因果：“是吃狼奶长大的……先天的营养不良……早年的曲折……早年在底层的混迹。”我在文章中说：“堕落的原因异常简单，社会把更多的钱放在那儿让他们去抢，他们不再干别的，专心去抢这些蝇头小利。之前没那么多钱，收入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能为底层人民代言，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多，现在的状态完全变了。……把公权变成私利，这叫腐败。但奇怪的是，一个学术机构，管不了几个人怎么就腐败了呢？是权力机构帮了忙，给了学者们一笔钱让他们去抢，去竞争。为什么给这个钱呢？非常耐人寻味。这始于90年代初期，此前社会上老攻击有权的人容易腐败，有权的人就想了：怎么老攻击我啊？给你们点糖果，把你们嘴堵住，让你们也腐败一下，省得你们老攻击我们。怎么不把钱给全国人民？全国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学术界的人是能喊叫的少数人。……别说好听的，别说多一些钱能把科研搞得更好。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钱越多科研反而做得越垃圾。这就是学术腐败的由来。……整个（学术界）群体变得越来越无聊、无思想，很多人不读书，身为文化人拿着国家的薪水以及昂贵的课题费，毫无贡献。”（《腐败的中国学术界》，《中华儿女》，2008年10期）当九十年代初期诱发学术腐败的条件初具时，刚巧是知青一代中的一些人登上学术界领导岗位之时——这完全是年龄与资历使然。如果腐败的社会条件早些来到，学界“老父“也会腐败。如果腐败的社会条件不革除，以后的“新新父”也会腐败。我认为权力可以腐蚀各路出身、各种经历的人，实在看不出腐败与代际特征有密切关联。
项飙与应星不同的是，他对知青一代的学者有更多的肯定，对下一代学风有更多的批评，他将差异的根源放在知青一代的经历上。我认为，两个时段中学风差异的主因很可能还是学术环境的变化。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环境的最大变化是课题制的流行。如上所述，这是学术腐败的成因，而因其“流行”开来，腐败就不再限于“新父”，即学术新头领，也将众多普通学者拉下水。课题制的核心是课题费。课题制普及前，学者们各自的研究题目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主观偏好。而课题的获得要经评委通过，故课题制兴起后学者们在选题时更要看他人，即评委们的眼色。笔者高度认同舒芜写于四十年代的《论主观》。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选题的主观偏好都是至关重要的。命题作文不可能获得大的成功，看他人眼色做研究与之相仿，因为它们中没有研究主体的偏好、热爱、长久的关注和独到的眼光。陷于一个接一个的、自己并不热爱的项目研究中，必然走向平庸，更不要说那些赤裸裸的课题经费的追逐者。
笔者三十年来没有申请过一分钱课题费。鉴于在同龄人，即知青一代中这也属孤家寡人，笔者充分理解：年轻的学者们更难摆脱课题费的吸引和桎梏。原因异常简单，就是高房价。中国超大城市的房价已经压过纽约。年轻学者正面临买房成家，他们的收入看似不低，但购房后一贫如洗。高房价的成因便是地皮财政。地方政府高价将地皮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地皮价相当于最终房屋售价的70%，这是中国高房价的决定性因素。地皮财政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此非本文主题。这里只想谈其后果之一，地皮财政使得年轻学者们疯狂地追逐课题，以缓解购房之忧虑与窘迫。八十年代末期，孙立平与太太蜗居在不足十平米的住房中，书写其意气风发的文章和著作。不是他胸怀大志甘于清贫，而是那时根本没有课题费;住房反正就是这样，你想靠制造垃圾去捞钱也没机会，愿不愿书写雄文是你自己的事情。现在好了，地皮财政以曲折的方式，让新一代学者舍弃了当年孙立平的雄心和野性。特别是，这正发生在新一代学者刚刚进入学界之时，此将铸造他们庸俗功利的性格。而反观知青一代学者，多数人有了房还在追逐课题费，若无房岂能异乎于下一代。
二十年前后的另一个差别是，之前说出格的话、打“擦边球”，可以让一些学者赢得声誉和知名度，而之后会为他们带来麻烦，陷入困境。若置身于二十余年前的社会中，焉知今日的一些年轻学者不会有知青一代学者当年的作风。反过来看，很多知青学者不是已判若两人了吗。
综上所述，新一代学者所面对的：一边是双重压力：购房钱款的紧缺和政治正确的管束；另一边是极强的诱惑：高额课题费。政治正确会迫使一些智力生活的热爱者选择舍弃出格，追求精致。在中青年学者中偶见如是选择的才子。但笔者认为，不管我们如何评价乾嘉学派的由来，其学术高度是今日中青年中追求精致者难望项背的。因为乾嘉学派毕竟享有一个精湛智力生活的群体氛围，而今日精致追求者只是孤独的个体，包围他们的是无数垃圾制造者。
也说项飙眼里的知青特征
不识知青真面目，只缘自己是知青。项飙谈及的两个知青特征令我特别感兴趣。其一“他们无计划的阅读经历”。我是推崇“副产品”的人，刚刚出版的《文明是副产品》了结了我多年来对“副产品”的情结。我觉得计划性行为的收获太窄，无计划的、散漫行为的收获才是意想不到的，才可避免与他人的雷同，在必须出新的科研中尤为重要。无计划的阅读显然是我们知青时代的收获，因为那时我们不能计划，只能是碰到什么读什么。那么是否我要讴歌知青时代了？非也。国外学生的阅读绝不像当代中国学生的阅读那般计划和狭窄。知青的阅读特征是在严重病态的当代中国教育的背景下才显出优势。教育本来就不可塞满，不给学生乱翻书的时间。
其二更有意思，他说：“‘特别能聊、特别犀利’这是很多学者，特别是来自港台和海外的同行，对知青学者的典型评价。……真正重要的变化是同事之间几乎不再辩论。同事关系基本上是‘无聊’的关系。”因为发明了造纸术与印刷术，中国人的学习传统就是读与写，欠缺的是言说与辩论。古希腊文明之所以伟大，在于其智力生活中文字与口语的并重，口语是辩论的支点。虽走入文字，希腊文化凭借苏格拉底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坚守口语与辩论的传统，挑战文字的片面性：“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若，在这一点上它很像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像是活的，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板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这一重辩论的传统被西方后代智者们继承。约翰•穆勒说“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下，不仅意见的根据被忘掉了，就是意见的意义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或者假如说意义还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来，那也只是意见的外壳和表皮，其精华则已尽失去了。”知青因为离开了正规和刻板的教育，有充沛的时间，在漫无边际的聊天中娱乐和互动，开辟出中国人智力生活的一块空前绝后的飞地。当然，在促进智力生活上，聊天仍逊色于辩论。
项飙还说：“知青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遗产，也许是社会学想象过剩、人类学想象力不足。”笔者读不懂这句话，且觉得在社会学想象力和人类学想象力孰高孰低的问题上，代内的差异可能大于代间的差异。
三个群体的上下岗
从项飙不吝笔墨地讲述三个群体——和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同时结束的（笔者已提出反驳，但不少知青学者纷纷退休是事实），是局级以下干部中知青时代的结束，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更有“今天在政治上知青时代的来临，几乎是必然的”——可以看出他对上述发现的兴奋溢于言表。
其实这些均系人为制定的退休年龄所致。我们的退休制规定了局级以下干部60岁退休，教授63或65岁退休，国家领导人岗位的进入则是“七上八下”（最近两届常委履职时最年长者都是67岁），此必然导致项飙所述局面的出现。
如此年龄规定确乎应该调整了，以下是几个并不同质的理由。其一，中国人口已进入老龄化，退休年龄需要调整。这是管理层已经意识到的事情。其二，63岁是一个教授夕阳无限好的年龄，这时被迫退休，是荒诞的制度。如果他能力不行，不是现在该退休，而是当年不该获得教职的事情。其三，笔者以为，上中下三个干部管理层中，都应该包含老年人和中年人（要高层包括年轻人可能不现实），这会增加每个管理群体理解社会问题的宽度和厚度。在副部级及其以下的现役干部群体中不再有60岁以上的人，他们和最高层之间有个年龄断档，其情形颇堪思索。
关于遇罗克
项飙说：“遇罗克的《血统论》被当作‘中国版的人权宣言’来传诵，而似乎没有意识到，那是红卫兵内部不同群体为了争取党的高层的认可而斗争的一部分；只有把那样的思考和那样的经历结合起来看，我们才能真正看懂那个文本，才能充分地体会其价值。”
遇罗克震动当时中国社会的大作冠名《出身论》，而不是《血统论》。红卫兵是学生组织。遇罗克天资和学习成绩极佳，因出身不好、思想活跃，被打入异类无缘大学，先在北京郊区农场，后在市内工厂打工。他没有加入过任何组织，无论是学生的组织，还是工人的组织。他是在成为“贱民”以后开始深彻反省现行意识形态的人，他是孤独的思想者和彻底的叛逆者。老红卫兵组织（由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成）视遇罗克为极端反动分子。遇罗克本人对后起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并不认同，他曾托人带话，想与蒯大富公开辩论。以他的智慧不可能不明白：反对党的阶级路线，即使手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绝不可能获得党的高层的认可。
遇罗克之死是至今未解的谜。弟弟从外地武斗发生处带回并藏匿了一个手榴弹，能导致哥哥被判死刑，这是弱智者也难以相信的理由。我始终认为，遇罗克是因为《出身论》被判死刑的，而枪毙思想犯是当局不肯明说的。阶级路线的底线不可触动，撕破其堂而皇之的外衣，必导致对当下压迫与剥夺的觉醒和反抗。故撕破这神圣外衣者必予人身灭绝。将这样一位殉道者的呐喊说成“红卫兵内部不同群体为了争取党的高层的认可而斗争的一部分”，于情理，于事实，于历史，都是不通的。
注：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原题为“学风丕变的社会成因”，图片来自网络。版权所有，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回复本公号获得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