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突破50%大关。今年早些时候，李克强总理指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这个论断强调的经济战略是：通过城镇化来拉动消费和基础设施投资。关于这一论断是否正确的讨论还在继续，但人们却很少关注迅速城镇化的环境后果。
所谓城市，就是由能够容纳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构成的建成环境。城市化很难避免这些构成要素的大量增长，因此城市扩展也就与材料和能源的消耗、污染物的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对自然区域和耕地的侵占密不可分。这可能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景观破碎化以及食品生产用地的流失。
过去二十年，大多数中国城市都经历了迅速的扩张。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用地的面积增加了30%，其中80%占用的都是耕地。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从2000年到2009年全国流失的耕地面积达1000万公顷，换言之，每年减少100万公顷。随着进一步城镇化的发展，可以预见保护农业用地与城市扩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将会加剧。
绿色增长的幻影：杭州的案例
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战略是符合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将避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环境影响作为一个关键因素。浙江省会杭州是一个在环境声望颇佳的城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杭州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都非常迅速，其城镇住房存量从1991年的2580万平方米猛增到2008年的1.073亿平方米，2008年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是1991年的两倍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杭州各级规划工作以及土地利用和城市发展相关政策的一项重要的长期努力。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该市关于住宅建筑节能的法规不断收紧。但是，如此迅速的住房存量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负面环境影响呢？
一项研究表明，杭州住房存量增长与住宅能源消耗只是稍稍脱钩，城市经济增长与土地消费也是一样。这意味着城市扩展带来的住宅能源消耗和土地消费的绝对值都有所增加。杭州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991年的327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868平方公里。与此同时，2008年的住宅能源消耗量也增加到1991年的两倍多。生态效率技术和政策带来的环境收益被住房存量体量的增长所抵消。
可再生能源被当作一个满足不断增长的住宅能源需求的解决之道。目前，无论在杭州还是整个中国，可再生能源还都只占建筑所需能源的一小部分。可能还没等到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社会上广泛应用，化石燃料就已经耗尽了。可以说，这给能源消耗的持续增长设置了一个上限。
此外，可再生能源发展还要求进行相关的设备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和其他能效技术应用引发的“回弹效应”，可能会导致家庭消耗的居住空间和能源反而比不使用它们的时候更大。
尽管中国城市的平均土地利用效率比美欧城市都要高，但杭州的土地利用效率从9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面对着不断增长的住房存量的挑战，当密集化的机会都用光时，无论土地利用的效率有多高，都不可避免地要把未开发的土地用来容纳建筑的增长。
去增长范式的出发点就是认为人类的经济增长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管去增长范式建议减少经济总量，但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仅在数量上与“增长”对称的概念。人类发展的目标是对福利、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的追求，GDP的相关变化是次要的。
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要通过建设更多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来提高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中国仍然有发展的道德权利。但是，支持这个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有限自然资源给它设置了上限。中国不应该盲目地把城镇化作为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来强调，而是应该问一问“能增长多久”、“增长让谁受益”以及“增长的目的何在”这些问题。
首先，必须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中国在几十年内就会达到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消费水平。但有限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富裕水准。
其次，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将比其他地方更快达到OECD国家的经济水平。如果要把中国的资源消耗总量控制在一个生态可持续限度以下，增长的优先权应该被赋予中国内陆的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中国各地的富裕水平差距要求实施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国需要协调的发展战略，即在富裕城市和地区追求经济去增长，同时挖掘中西部的增长潜力。
在中国的语境下，富裕城市的去增长指的是“选择性去增长”与“选择性改善”的综合体。前者包括人口规模、城市扩张、高速交通基础设施、汽车及住房消费以及其他物质方面的去增长。而选择性去增长应该可以说与城市中贫困人群的社会服务和福利的选择性改善是相伴随的。后者包括能够负担的住房、医疗、教育机会和公共交通。
再次，未来的增长不能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必须进行仔细地评估。只有当它对社会公平、教育和医疗改善、社会稳定和人类发展的其他方面都有利的时候，这个增长才可以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