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以及发展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心骨，在新常态下呈现出新的特征，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经济新常态下，“工业新常态”也将到来。如何深刻认识、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一新的动向，事关工业发展大局，值得认真研究思考。
特征：工业中速增长 发展路径更加生态可持续
在工业新常态下，工业经济步入速度更加稳健、结构更加合理、动力更加多元、路径更加生态的状态。
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进展到中后期的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无一例外地进入到增速放缓的阶段。这表明，新常态的首要特点是增长速度的变化，其次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如果进展顺利则过渡到优的新常态，否则就会跌入劣的新常态。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必须依靠丰富的产业结构和多元的驱动力量，来实现不同状态的平顺转换，迈入优的新常态。
工业新常态是宏观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更高、对增长动力转型的需求更加迫切。在当前向新常态的演变过程中，工业会持续面临部分领域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综合素质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综合来看，工业新常态是指当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内部要素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工业经济步入速度更加稳健、结构更加合理、动力更加多元、路径更加生态的符合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内在需求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并不是处于持续上升或下降的变化趋势，而是一种中长期相对稳定的状态，即在相对合理的区间内呈现周期性波动。因此，当前我国工业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阶段，预计“十三五”中后期将步入新的常态。
一是工业增速进入中速增长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始终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11.2%。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惯性思维，即工业增速高于10%甚至是15%才是合理水平。然而，随着总量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和要素资源的日益趋紧，工业增速下降已成必然趋势。在步入新常态的过程中，考虑到资本、劳动供给的下降，规模以上工业潜在增速在“十三五”期间将降至8%左右的增长水平，若考虑到较强的能源和排放约束，工业增速将很可能降至7%。因此，工业从10%以上的高速增长降至7%左右的中速增长区间，是工业步入新常态的显著特征。
二是工业结构呈现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协调发展格局。我国工业主要以重化工业为支撑，依靠规模化投资取得快速增长。然而，随着产能的快速扩张和市场需求的逐步饱和，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为应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中央提出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保持就业水平的稳定是任何时期的首要目标。因此，在工业步入新常态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仍将持续，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和对各级各类人力资源的需求，要求我们在产业选择上传统与新兴并重，不可偏废其一。
三是工业增长动力转向高投资效率和多元消费结构。改革开放之初，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高位。自2000年至今，工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从24%左右逐渐上升至40%以上的水平。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工业投资效果系数整体明显走低，从2000年左右40%的水平下降至目前的10%左右。受高投资率影响，消费对经济整体的贡献力度始终难以提升。因此，在工业新常态中，投资规模的影响力度会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投资效率的大幅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来贡献新的增长动力，包括信息消费、健康消费、文化消费等新增长点将层出不穷。
四是工业发展路径更加生态可持续。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工业规模居全球首位，然而，代价却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近3年覆盖人口超过6亿且范围持续扩大的雾霾天气就是对我们粗放型发展模式的集中表征和严重警告。因此，在工业新常态中，我们的工业发展路径必将朝着生态环保的可持续方向发展，不仅实现绿色发展，而且更加注重依靠人才和技术的贡献，提高产业附加值，构筑新的竞争优势。
挑战：产业面临阵痛 供需双趋紧 企业经营压力加剧
在新常态下，我国工业面临隐性风险逐渐显露、产业面临阵痛和企业经营压力加剧等挑战。
一是经济减速大背景下各种隐性风险将逐渐显露。金融领域发生风险概率加大。实体经济下行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双双高企；同时，金融风险又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资金链，一旦链条某一环节出现问题而断裂，将直接冲击实体经济，导致进一步的下滑甚至衰退，极易引发连锁反应。此外，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任务也愈发紧迫。巨额地方债务已经进入集中偿债期，如何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成为新常态下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
产能过剩风险进一步加剧。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投资近几年进入下行通道，导致前期已经形成的大量产能短期内难以消化，行业企业亏损愈发严重，同时部分领域的恶性竞争加剧也将问题进一步放大。目前，产能过剩的范围已经从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产业扩展到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更加艰巨。
国家整体战略和地区诉求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虽然经济整体上已经下降至中高速增长区间，但部分省市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国家新常态背景下，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将导致地区个性化发展诉求更为强烈，如何在保证达成国家宏观经济整体战略目标的同时，采取差异化政策，协调好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不同发展需求和利益诉求，将越来越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二是长期提质增效目标下短期内产业将面临阵痛。传统产业转型带来就业压力持续加大，其增速放缓和规模收缩将对就业造成一定压力。同时，在传统制造业高级化转型的过程中，智能融合的热潮逐渐兴起，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的不断普及将导致人才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高素质专业人才将更加紧缺，而大批低素质低技能的劳动力将面临失业困境。
主要依靠传统资源类产业的地区将经历转型阵痛。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更加关注质量和效益，传统产业尤其是资源型产业面临不小困境。在传统资源型产业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一些传统资源类产业依赖度高的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回落，进而导致地方财政减收。税收收入的大幅减少和结构调整的持续压力使得这些地区的产业发展将经历无法避免的阵痛。
创新能力不足成为工业发展“软肋”。步入新常态的过程中，工业发展在技术层面上将面临更大约束。一方面，随着技术壁垒的增强，以低成本获得国外技术的空间正在缩小；另一方面，我国工业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传统产业仍只能依靠低成本优势赚取微薄利润，而高技术领域则面临核心技术缺失的严峻挑战，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和部分关键领域，如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控制系统、伺服电机及伺服驱动器等，我国仍主要依赖进口，成为工业发展的长期瓶颈。
三是供需双趋紧约束下企业经营压力将不断加剧。从需求层面看，过去国内外市场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企业只满足现状，生产简单、低端产品就能实现快速扩张，但是新常态下以低成本扩张来抢占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从供给面看，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要面临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要素成本，另一方面还要在环保、技术改造方面不断加大投入，这些额外的开销将进一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近年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上涨，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有限，表明银行流动性减弱、资本约束增强、信贷约束趋紧，企业资金面压力也随之增大。
在当前低端市场饱和、高端市场缺乏核心竞争力、供给面约束愈发趋紧的情况下，企业必须在转型升级的阵痛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在转型过程中，面对大量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手段来优化发展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把握好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平衡点，避免过度互联网化而失去自身竞争优势，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新的转变对于传统企业来说都将构成不小的挑战。
机遇：改革逐步深化 经济增长动力提升工业发展成效
在工业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着改革不断深化、创新体系逐步完善和经济增长动力显著等机遇。
一是各项改革逐步深化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国家多种财税改革措施不断推出，如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和行业，加强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等。这些财税政策的推出，不仅增加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而且刺激了新需求的不断涌现，为工业经济培育新增长领域提供了机遇。
金融改革加速工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国务院采取多项措施鼓励互联网金融为小微企业提供规范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央行利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新货币政策工具，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通过刺激工业领域投资增长，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工业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提供新动力。
企业改革激发国企内在活力。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鼓励并持续推进国有企业在制度和产权多元化等方面加速改革。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国有产权和股权流转机制不断完善，这将为民营企业提供与国有企业平等的竞争环境，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注入新的活力。
价格改革推动资源集约型发展。近年来，我国取消了电煤的价格双轨制，完善了成品油的价格形成机制。目前，我国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市场化程度正逐步提高，并正在加快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改革。未来，能源、交通、环保等价格机制将逐步完善，竞争性环节价格的进一步放开将有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传统领域的节能降耗。
二是创新体系逐步完善加速结构优化升级。当前，产业在技术研发、组织管理、生产经营、发展模式等多个领域都呈现新特征。未来，随着新技术的加快推广和应用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实施，全球和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完善，这将极大拓宽我国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领域，推动工业向“自主国际化”转变。
企业创新增强工业核心竞争力。当前，传统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逐步递减，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不断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未来，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增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成果将会加速应用和产业化，有利于增强我国工业核心竞争力。
市场创新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满足消费新需求的市场创新领域不断增多，这为工业提供了发展方向。未来，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技术研发方向、价格要素和其他创新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三是经济增长动力显著提升工业发展成效。高铁出口助推装备及相关产业发展。在“互联互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措施下，“一带一路”所囊括的国家和地区对铁路交通产生巨量需求。而我国高铁具备高水平的成本优势和建设效率，将为我国优势装备行业出口开辟便捷的交通网络和广阔的国际市场，显著拉动相关行业发展。
城市消费成为扩大内需主要动力。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支出显著增长。未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将继续扩大，住房、汽车、通信、教育、旅游等城市服务性消费将成为消费新增长点，这将为工业形成带动力强、增速快的消费品提供新生动力。
智能装备投资显著提升工业化水平。我国已将智能装备制造领域的重大战略工程确定为优先重点发展方向，尤其在海工、高铁、大飞机、卫星等高端装备配套及控制系统、机器人等高级形式的配套方面创新投资机制，加大投资力度。这些技术密集、附加值高、成长空间大、带动作用强的智能制造装备，将有效带动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显著提升我国工业化水平。
对策：实施创新驱动 用市场法制改善发展环境
工业新常态下的对策：用市场法治改善发展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调整宏观政策等。
理性看待工业新常态，积极主动顺势而为促进工业提质增效。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既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新趋势的影响，也有国内人口和资源等要素结构变化的影响。要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从全国看，要保持战略定力，顺应经济发展大势，守住工业经济发展的“底限”，使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增长区间；要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全面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从地方看，新常态下各个地区的工业也会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客观认识差异，科学合理定位。
继续加快改革步伐，采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改善发展环境。一是注重工信领域法律制度建设，通过法制来规范市场行为。对资源能源利用、工业废物排放、落后产能淘汰等方面严格依法办理，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加快产能有序转移。积极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抓好两化融合和产品质量品牌等方面法律制度建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注重激发企业积极性。充分利用好国家已出台的财税政策，多渠道多层次缓解企业融资困难，减轻企业税负，保障工业企业健康发展。在企业兼并重组和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选择等方面交由市场决定，推动产业政策转型，利用市场机制构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增强经济韧性。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进两化融合，助力工业转型升级。一是加速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建设若干制造业创新中心，补上关键共性技术供给短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先进技术应用示范。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积极倡导和推广工业领域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设立专项引导基金，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在全球内集聚和运筹创新资源。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二是持续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加快制定并推广实施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国家标准。加快完善促进两化深度融合的政策环境，制订法律法规规范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发展。创新财政支持方式，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激发企业持续推进两化融合的内在动力。积极开展智能制造示范工程，分行业分区域选取试点企业，建设数字制造示范工厂，发挥其“种子”作用。
调整宏观政策取向，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挖掘内生动力。从需求端看，一是要合理引导投资，注重提高效率。继续加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方面的投资力度，同时加强资金监管，提高投资效率。二是要鼓励信息消费，挖掘内需潜力。继续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着力营造良好的信息消费环境，不断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点。三是要加大扶持力度，支持企业走出去。鼓励企业加速海外布局，既要开工设厂也要建立研发中心，利用海外优势资源拓展利润空间。
从供给端看，一是要提高技术水平。继续加快推进工业强基工程，以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的关键技术和产品开发为突破口，提升工业基础能力。继续组织和实施技术改造专项，改革资金支持形式，完善配套政策和监督管理，提升技术水平。二是要提高劳动者素质。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提高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适应经济转型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同时，鼓励并支持人才在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无障碍流动，让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活”起来，释放更多“人才红利”。
作者介绍：
罗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员。2012年5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行了讲解。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专家库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工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工业化研究等。近年主持开展的主要研究项目包括：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实践与探索、电子强国战略、我国信息技术领域对外依存度调查及提高产业创新能力战略研究、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研究、新时期中国工业发展与管理研究、我国工业发展的金融政策环境研究、我国信息产业研究与开发服务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研究等。发表的主要论著有《信息化基本知识》(2005年10月出版)、《IT管理体系：战略、管理和服务》(2009年11月出版)、《智慧城市：规划、建设、测评》(2012年12月出版)、《技术对外依存与创新战略》(2013年9月出版)等。曾获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二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