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今天我想问的是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存在一个比较大分歧的问题，就是全球化进程是不是影响到国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张成思：2007年以后，西方学术界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全球化至少对美国来讲影响不大，比如对货币政策传导系统没有太显著的影响，后来的研究有一些比较矛盾的结论，但是总体上这是一个时政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是全球化进程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制定，对国内宏观指标的影响有没有？显不显著？可能从逻辑上讲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只能说有可能有影响，但究竟是不是有影响、是不是有显著的影响，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
最近我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就是关注全球化是不是影响中国这样的国家，我最初做这个问题受到一个什么启发呢？我们想一下新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比较低的，西方的判断说中国是输出通货紧缩的，当中国市场繁荣起来之后，西方又有一个结论是中国是输出通货膨胀的，我反过来想这个问题，西方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经济的萎靡、物价的变化等等，是不是也会输入到中国来，不是说中国输出通货膨胀、输出通货紧缩，而是西方国家也同样对中国有一个输入、输出的问题，不要总从一个视角看中国怎么影响世界，可以换一个角度反过来看世界怎么影响中国。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大，要落地就需要有一个承接的载体，现在研究这个框架主要从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框架入手，在已有的框架下做一些修正、改进。这个问题既然是一个时政问题，就需要比较细致的、深入的计量分析，同时又有一个比较严谨的逻辑分析框架和基本的逻辑思维在里面。这也是我近期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你能和我们讲讲你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吗？
张成思：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靠什么拉动，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选题。大家看到投资拉动增长这个模式备受诟病，但转向消费，消费又不足，还有就是应该摆脱出口导向思路。
所谓全球化程度，实际上就是贸易开放程度。这个变量所捕捉的信息，比较开放，这是从贸易这个层面来说。当然全球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金融全球化，我这个研究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金融全球化的视角，一个是目前还没有做出来，或者说还没有做。
从经济全球化的指标可以看出来，从1984年到201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上世纪80年代大概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或者开放度，现在我们叫全球化程度是20%多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到了30%至40%，2000年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加入了WTO以后是50%至60%，甚至是将近70%。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一个短暂的回调，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化进程在加速和提高，全球化程度在提高。而事实上在2000年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化程度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跳跃。这个对各个国家及我们国内的宏观政策是不是有冲击？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这可能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现实的时政分析、时政问题。
回过头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的贸易进出口层面还有没有空间？我们现在的全球化程度和全世界相比还排在100名以后，就是进出口总额与我们经济体量的比值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当中我们排在100以后，是居中靠后，所以至少在出口层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还有通货膨胀标准差，在2000年以前是8．92，2000年以后这一序列的变化降到二点几。原来我们的通货膨胀变化是幅度很大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中西方变化反映在预期里面，让你的预期比较精准，特别是标准物。标准物减小的时候，有可能不显著。但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的表现与全球化的进程有一个伴随的关系，就是全球化程度好像越来越高，这时候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越来越平稳，水平值越来越低。但可不可以反过来想？我国通货膨胀率很低，有可能是别国输送到我们这个国家来了，不要总站在西方角度，单纯地讲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和输出通货膨胀。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在近二三十年当中，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全球化程度也非常明显，在最近的十年、二十年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所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有两个趋势需要关注：一个是通货膨胀率呈现出水平值下降，波动幅度也下降，这是一个特征；二是全球化程度实际上也开始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中国经济时报：能再具体地谈谈全球化程度影响国内的通货膨胀的直接和间接通道吗？
张成思：全球化程度提高影响国内的通货膨胀，有两个基本的逻辑。一是全球化程度，如果我们看经济全球化，我国的贸易融合度越高，为什么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呢？直接看贸易开放度的水平和国际通货膨胀率。还有一个间接通道，我国全球化程度反映了一个什么信息呢？反映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物价变化，可能是因为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就是它繁荣的时候不仅仅是体现在它的需求很高，可能一个通道对我国的进出口的影响增强了，带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上去之后，一般通货膨胀率就会有比较对应的表现。这是一个间接的通道，通过我们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周期来影响我国国内的实体经济表现，然后传导到物价水平上。
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全球化可以影响通货膨胀率。因为物价变化了，会影响成本，进而影响投资，从投资层面来看，如果我国通货膨胀率上去了，相当于真实成本上去了，一般影响带动我国的经济向上走。这时候经济显出变化以后，很可能我国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有一个缺口，就是实际产出多，潜在产出变小的话，缺口是更大。产出结果更大的话一般情况下其他条件不变会带动我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表现出来。当然通货膨胀率不仅仅受实体经济的变化影响，它可能还受到通货膨胀的惯性影响，甚至有预期因素在里面，通过我们变量的加速可以控制这些因素。国内的经济周期变化影响国内的通货膨胀率，这个故事是不是要更新一些呢，从全球化的角度可能会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或者叫通货膨胀曲线，最简单的就是国内经济周期的变化影响国内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它的敏感性是正常国内产出缺口影响通货膨胀率，但是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加入其他因素，削弱了这样一层关系。
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在全球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国外的产出缺口，首先可以影响国外的商品价格，当然国外商品价格也可能影响本国进口价格，这又是一个进口价格的通道。我们想，我们主要贸易伙伴国日本、美国、韩国等，它们经济繁荣了带动我国生产的积极性，还会带动整个市场的乐观预期，这个带动很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直接通过价格传递出去，就是我讲的进口价格直接传递。
当然全球化影响国内通货膨胀还有其他许多间接通道，比如通过劳动力市场、通过比较优势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归根到底就像我们算GDP一样，很可能把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都加上去。你要找到一个根源，如果它涵盖了这些信息，国外的经济周期变量可能就涵盖了这样的信息。国外经济周期的变量是我们能够划定的标准，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国内生产带动的预期效应，就能够捕捉到。所以全球化程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说了这么多，想说一下我研究的基本结论或者发现。
第一，我发现在1984年到现在如果垄断看这一段时间，你可能忽略了一个信息，就是有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没有捕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如果不去捕捉结构性的变化，结论可能被掩盖了，就是真实的结论被掩盖了。如果考虑从1984年到现在可能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我们发现90年代中期左右，中期以前或中期以后是两个不同的区间，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的通胀率主要还是由国内的经济变化来影响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的估计结果说国内的产出缺口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大部分结果指向国外的产出缺口比以前和它自身比要更明显、更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言外之意，中国如果现在是通货紧缩，不再简单地说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有可能是你通过各种形式输送给我的，你输入给我的。反过来，以前总说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输出通货膨胀，这个故事是你站在哪个角度看，如果从中国角度看你还输入给我呢。
第二，对自身的提醒，因为最近的20年，1994年以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受到了国外经济的影响，言外之意就是中国的经济通货膨胀率越来越平稳，然后通货膨胀率水平比较的温和，从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得益于国际环境的改善呢？我们可能有这样一层意思。另外，当国际环境再发生变化，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过于乐观，未来国际环境变化，因为它已经深入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我们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控的工作更复杂。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新常态下经济运行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请问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仍执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正强调的经济新常态有什么影响？我们自己的货币政策又该如何调整？
吕随启：美联储量化宽松已经终结，下一步我国政策取向是什么时候再加息的问题。而美联储货币政策之所以转向是因为美国经济开始强劲复苏，不需要再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刺激，欧债危机也已走出谷底，也不需要美联储再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首先是美元升值，而美元升值又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能源商品价格下跌，比如黄金、石油等的下跌。第二个影响是由于美国经济强劲上升，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新的驱动力，带动全球经济好转。三是美元升值后，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的通货膨胀率会下降，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大的能源进口国，通货膨胀压力会大幅减少。四是美元升值使美国的进口能力大幅增强，从而使全球很多国家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好转了，从而刺激了外部需求。五是美元升值对全球资本市场也有一定影响，全球资本有可能向美国回流，但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低估的，对中国来说应该还是资本流入而非流出，所以美元升值对中国资本的负面影响很小，主要影响还是正面的，能让中国出口压力减缓，能够让我们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进入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让中国资本市场仍然能保持平衡运行。除了美联储之外，像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仍然执行的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经济近年一直有反复，欧洲经济虽然已经走出谷底，但复苏的劲头不够强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尤其是日本现在执行的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量化宽松，这类政策会产生更大的流动性效应，对中国来讲也是好事。
回到国内，我国现在的货币政策正在向宽松转变，比如大家预期还会进一步降准，这反映了我国在新常态下要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任务，还要很好的稳增长，货币政策会转向宽松。可以说，这种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复苏，完成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会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回顾过去一段时期的货币政策，总体来说，央行已经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其实在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也不是万能的。央行货币政策的目的，一方面要调总量，另一方面还要调结构。而且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里，还要关心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问题，甚至还要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央行其实是在走钢丝，要在不同的各种压力之间，寻找出一个最佳的平衡方式，这很不容易。这些年，央行不断地运用新的方式、推出新的工具品种，在各种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总体上，通货膨胀率比较稳定，资产价格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经济增长也还算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但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只能起到自身所能起的作用，绝对不能依赖货币政策解决一切问题。很多问题需要改革，需要整个宏观经济各部门配合才能解决，有些最终还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
新常态下对货币政策操作走向要把握的新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的确，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中间全球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其中货币政策发挥了什么作用？新常态下对货币政策操作走向的把握有什么新的要求？
魏本华：央行肯定还有一些更加精准化、结构化的政策工具。谈一下新常态下研究货币政策走向的意义。在新常态之下研究货币政策的走向，一方面要完成它的传统的作为央行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在新常态下对货币政策的把握，有一些新的要求。
在当前形式下，探讨中国货币政策，还要看模型的设计，研究数据尽可能满足一般性的国际形势之外，还要考虑我们中国本身的特点。周小川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分量的文章，谈我们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是多重目标，这一点很明确，我们不隐讳。美联储也好，欧洲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也好，他们的货币政策相对来说比较单一，比较稳定，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它也更多地关注就业，也要关注经济增长，我们除了传统的这三大目标之外，周小川行长还提出了，要注意国际收支的平衡，这是中国面临的现实。
但是我国央行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有效地对冲了外汇占款有可能引起不稳定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一路看过来，走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真的控制得比较成功、比较好，这要考虑到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还是很成功的。
最近我们讨论了很多，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除了传统的、宏观的比较难掌握。宏观的方面除了继续要掌握稳健的把持度之外，还有精准性，要起到一个能够对经济结构调整，通过货币政策的运用去发挥它的功能的作用。这一点如果要丰富现在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可能就真的变成调整经济结构，也变成货币政策的一项组成内容，确实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真的是作用很大。除了传统的一些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调整结构新的内容，货币政策要有所体现，怎么做？我们这几年创造了一系列的新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这些工具的把握，达到人民银行的要求，定向的降准，支持三农企业、支持小微企业，在达到人民银行的政策指标要求之后，宽松的货币政策方能得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