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在北京召开，加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设立相关协议的签署，中国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概念在网络上被热炒，不少研究机构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解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是对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提出的“共同发展计划”的解读。理想中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够通过增加对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同时达到增加对外投资、化解过剩产能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重目标。
之所以舆论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再次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以AIIB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具体实践正式展开。因此，无论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还是“一带一路”战略，实质上都体现着在国内外形势同时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以往“走出去”战略开始进行全面深刻的调整。
乍看起来，以“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新常态下的开放战略，正是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妙药良方。当前，中国三四线城市普遍存在的住房供给过剩局面，预示着前一阶段集团式的“造城”运动基本宣告结束。而由房地产为核心带动的众多上下游产业，也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姑且不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这一提法是否值得商榷，单就化解产能过剩一项作用，就足以引起决策部门的足够兴趣。但是，现实往往要比理想骨感的多。通过对比“马歇尔计划”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就能看出，两者其实是内容迥异的两个概念。
“马歇尔计划”，真实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二战之后，欧洲满目疮痍，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生产能力大幅下滑。美国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和自身战略的综合考虑，开展了一项总规模达130亿美元，为期4个财政年度，旨在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贷款援助。由于这些贷款援助中的大部分资金都用来采购美国生产的产品，因此美国因战时而增加的产能得到了有效利用，美国经济发展也一改战后初期出现的颓势，回到增长的轨道之上。而正是这一点，成为那些希望通过“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化解中国过剩产能的人眼中的“历史经验”。不仅如此，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这一点更成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拥簇者手中的王牌。
我们认为，要理解这两个计划的核心区别，关键要理解原计划中的“复兴”二字。该计划之所以被称为“欧洲复兴计划”，原因在于二战之前欧洲的制度和经济，已经达到在当时看来相当发达的水平了。欧洲大陆虽然受到二战的严重破坏，但是无论是制度还是人力资本，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提出者舒尔茨的说法，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从二战的破坏中快速恢复，恰恰是因为其人力资本在战争中受到较少的损失。
总之，在当时的背景下，欧洲就像一辆出了事故的汽车，只要适当修补之后即可重新驾驶。而美国提供的贷款援助，虽然是实现欧洲复兴的最关键要素之一，但确实很难独立解释欧洲整体的复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无怪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正主义派历史学家们会坚持认为，“美国的援助对于欧洲的复兴来讲，并没有那么关键”。
更值得注意的是，复兴的背后是援助，而援助意味着计划双方的地位存在不对等。在“马歇尔计划”中，美国不仅占领了道德高地，而且还享有绝对优势的地位。修正主义派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表现，其实质目的是控制西欧，就像苏联控制东欧一样”。
反观“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难发现该计划的本质：是探索，而非复兴;是合作，而非援助。具体来说，“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其涉及到的伙伴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更像是一种通过“合作”共同探索，而非通过援助实现“复兴”。两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后者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和制度，而前者没有。这就意味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所涉及的所有具体措施都是一种发展尝试，而尝试就必然暗含着失败的风险，以及为了应对风险而面临的实践中的挑战。
首先，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概念的解读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成分。正是由于合作的本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涉及到的双方或多方原则上享有平等地位，这决定了无论任何计划设计都面临着对等的谈判过程。仅此一点，就决定了当前所有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所有解读都有某种程度的一厢情愿。例如，如何保证其他新兴经济体会欣然接受中国递出的橄榄枝?由此看来，近期墨西哥对中铁建的违约行为或许是个好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给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发出了提醒。
其次，如何顺利实现本土化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面临的重大挑战。“马歇尔计划”涉及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或者都曾是发达国家。而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涉及的各国都仍在探索符合本国的发展道路。面对不同国家之间差异颇大的具体国情，很难想象能存在单一计划满足所有差异性的需求。因此，即便是这些国家都愿意参与“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如何保证合作许诺的愿景会顺利实现?特别是一旦计划在最初出现挫败，很难保证后续的合作会持续下去。从理想到实践，再到结果，始终都有着巨大的鸿沟。
最后，海外输出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可忽视。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地位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如何巩固和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探索国际新秩序的战略，而非具体的战术布置。然而，即便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仅代表某种发展战略，这种国家主导的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计划，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遇到意识形态的冲突。而这种源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抵制，恰恰是最需要隐讳的原因，会让人直到最后都无法找到合作出现问题乃至最终失败的原因。因此，这种国家主导的性质一旦摆在了台面上，意识形态的暗流就会开始在台底下涌动起来。
总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虽然只是一种坊间的说法，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但这一概念背后的故事却值得我们反思。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历了超过30年的高速发展，GDP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然而，这一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历史问题，如资源消耗严重，收入分配不均和产能过剩等，而这些问题都在当下得到了集中体现。再加上4万亿的外汇储备早已成了炙手的山芋，如何化解过剩储备，实现资本输出，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巨大考验。不仅如此，虽然中国经济实力已经不容小觑，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依然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现有的国际体制中，留给中国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落后，严重制约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当今发达经济体又经济复苏泥潭而只顾自保，这又仿佛是中国难得一遇的最佳战略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在坊间的流行，恰恰是代表了一种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升当前中国国际地位的强烈渴望。而当这些问题在国内看不到合适的解决途径之时，舆论自然而然就会把目光和希望投向外边的世界。但是，中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解决，中国的地位还是要靠实力说话。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资源消耗，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争夺国际话语权，最终都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实力。中国要想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马歇尔计划”，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