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油价一路下行，目前已跌破60美元一桶，与年中接近120美元一桶的价格相比，已下跌了将近一半。暴跌的油价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打击巨大。而这些受损最大的国家恰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关系不睦。尤其是伊朗和俄罗斯，近期围绕伊朗核问题和乌克兰危机，与西方国家关系极度紧张。美国和欧洲等国一直希望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朗在核问题谈判中让步，而且在近几个月中也对俄罗斯实施了广泛经济制裁，试图迫使普京在乌克兰局势上软化立场。
这些制裁措施已令两国经济举步维艰，而近期的油价大跌更使其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大幅跌至危险线以下，物价迅速上涨，已发生市民冲击莫斯科外汇交易中心的事件。不少人认为俄罗斯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普京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反观作为石油消耗大国的美国，油价大跌却让美国总体上受益。低价石油降低了美国经济的运行成本，有利于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两相对比，不少人怀疑油价的下跌是由于部分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人为操作。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地缘政治的作用，忽视了市场供求和经济考量对油价的决定性影响力。这种片面解读可能对相关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产生误导。
从根本上看，供需关系的变化是此轮油价下跌的主导因素。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国际市场对未来石油需求量的预测持续下滑：中国是世界主要石油消耗国，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对石油需求的增长逐渐放缓；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石油需求增长有限；欧洲经济前景持续低迷，不会大幅增加石油消耗。
从石油供应方面来看，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页岩油的产量迅速增长；俄罗斯等产油大国的产量稳步上升；之前大家所担心的中东动荡并没有对伊拉克等主要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生产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综合来看，全球石油需求的放缓和石油供给量的持续增加从根本上决定了石油价格的下行趋势。
其次，美国直接操纵国际油价进行大幅变动的能力有限。美国石油行业的高度私有化使得其石油企业的决策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而不会直接反映政府的外交政策。相反，更多情况下是石油财团出资游说美国政府以使政府制定符合他们经济利益的对内对外政策。此外，美国的新兴页岩油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其开采成本还处于较高水平，无力应对低油价的冲击。如果油价继续下跌或持续低迷，可能严重打击美国的页岩油企业，葬送他们的生存前景，美国政府也将因此面对严峻的国内压力。
再者，所谓美国与沙特联手打压油价的可能性也不高。沙特一反常态地坚持不减产，主要就是希望以牺牲眼前的石油受益为代价维持自己的国际市场份额，挤压其他竞争者尤其是美国页岩油企业的生存空间。美国政府不可能就此与沙特联手。此外，沙特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早已显现裂痕。沙特视伊朗的核能力为巨大威胁，对美国在与伊谈判中展现出的灵活性和妥协性态度不满。沙特此次不出手拯救油价，也有借机打击伊朗经济、逼迫伊朗在谈判中进一步让步的用意。此次沙特的举动，更多的是显示了与美国之间的裂痕，而非合作。
因此，近期油价下跌反映的核心问题是全球石油市场未来供需关系的不平衡，国际政治方面的考量只起辅助或者说“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如果油价进一步走低，其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将越来越不可控，而且不一定向着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利益的方向发展。严重的经济困境不见得会迫使俄罗斯或者伊朗做出政治让步。尤其是在被视为民族“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强压带来的往往是反弹。它可能进一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也可能鼓励更具冒险主义的强硬外交政策。
历史上，全面的经济困难没有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没有迫使伊朗在伊核谈判中放弃原则立场，也没有迹象表明会迫使俄罗斯就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做出重大妥协。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谈论在克里米亚部署核武器的权利问题，进一步反应了这种以“超强硬对抗强硬”的趋势。这些都会加大地区安全局势失控的危险。
对于中国而言，没有必要过分渲染油价下跌背后的所谓“政治阴谋”，而应该认清其中的市场驱动因素，判明未来走向，调整能源和外交政策，防范负面的经济和政治冲击。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关系的总体趋势不太可能在近期得到根本扭转，因此油价在近期和中期可能继续保持在不太高的水平。这对我国下一步能源结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石油化工、汽车、可替代能源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政策都面临及时调整和进一步优化的需要。
就外交政策而言，中国作为重要石油进口国，在中东等主要石油出口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长。中东、俄罗斯等主要石油出口国在经历了此次油价大跌的影响之后，也会进一步采取措施，提升经济多元化，大力减少本国经济对石油出口的依赖。这将大大配合我国“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我国的资金和基建优势可以带动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升级和经济转型，帮助相关经济体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对增进当地的社会稳定，铲除极端主义的生存土壤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我国“一路一带”等相关战略可以迎合这些国家的急切需求，有侧重性地进行投资和合作，实现最大程度的双赢和互惠发展。
作者介绍：
赵通是卡内基核政策项目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员。他的研究重点为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核军控、防扩散、导弹防御、战略稳定、以及中国安全与外交政策等议题。
在加入卡内基之前，赵通是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及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管理原子项目及国际安全项目核安全学者。
赵通其他的工作经历包括担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非常驻学者，并曾在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任职。他同时还是帕格沃希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国际青年董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