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筹备工作靡费甚巨并且腐败横行，这应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吃惊。尽管如此，其过分的程度仍让人咋舌。在亚热带黑海度假胜地索契建造冬季运动雪道、冰场、道路和场馆的花费远远超过了500亿美元。批评者说其中有一半被总统普金的人私吞和吃回扣了，他们大多“恰好”地赢得了最肥的合同。
一位名叫莫洛佐夫（Valery Morozov）的俄罗斯商人批评者指出，普金本人办公室的官员也要求吃合同回扣。在被告知他会“死无葬身之地”后，莫洛佐夫逃离了俄罗斯。
但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企业、有组织犯罪和政治互相交织的国家，你还能期待什么呢？并且，抛去程度问题不谈，俄罗斯也绝不是唯一一个在举办奥运会、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今年晚些时候也将在索契进行）和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横生贪污腐败的国家。
还有一个问题是东道国的法律极不合理，这会让国际体育盛事变得极不体面。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时，纳粹德国存在赤裸裸的种族法律；2008年的中国也压制言论自由。俄罗斯则存在“同性恋宣传”禁忌——普京所提出的这项法律不仅荒谬可笑，而且往往会被滥用，任何被认定对体制心存不满的人都可以借这部法律抓起来。
普京完全没有抓住批评者的反对重点，他向世界保证，来到索契的同性恋运动员和观众是绝对安全的，只要他们“放过孩子”。这番话的重点是同性恋者本质上都是恋童癖；要在索契确保安全，他们只需要在俄罗斯期间控制住自己，回到各自的堕落国家后便可以老方一帖。与此同时，俄罗斯将坚持得体的传统价值，索契市长帕霍莫夫（Anatoly Pakhomov）告诉BBC“敝市没有[同性恋]。”
如此的顽固——通过投其所好动员俄罗斯社会最无知的群体支持总统——应该得到更加激烈的反对。50多位国际奥林匹克选手已经公开表示反对这一法律。尽管俄罗斯组织者采取了行动禁止政治言论，但如果能有更多的运动员发出声音就好了。
但索契问题的根源比普京朋友的腐败行为或者其令人生厌的反同性恋宣传法律更深。不管是在筹备世界杯足球赛的巴西和卡塔尔，还是在高压和专制社会举行的奥运会，都表现出同一个矛盾。
即使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坚持认为它们是超越政治的，但它们旗下的盛事被各种政权利用作为政治事件，其中一些导致了令人乏味的效果。体育也因此变得政治化。而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越是抗议它们无关政治，就越适合政权利用国际体育赛事实现它们自身的目的。
这一矛盾可以追溯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开端。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深受刺激的顾拜旦第一次把通过组织运动会作为激发法国男性男子气概的方式。后来他的雄心壮志越来越大，将他的目标扩大到其他国家。
在当时饱受军事冲突困扰的世界，顾拜旦认为和平和国际友谊可以通过重现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实现。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他的运动会必须高于政治，因为政治是分裂的，而运动会的目标是让人们团结起来。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思想。极度反动的法兰西运动（Action Française）领袖莫拉斯（Charles Maurras）认为顾拜旦的奥运会是一场自由主义盎格鲁-撒克逊阴谋，意在摧残种族活力和民族自豪。但在出席了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目睹了国际运动会为他所热烈支持的狂热沙文主义创造了良好的机会时，他很快改变了看法。
但顾拜旦仍坚持他的无关政治的团结之梦。卡尔·马克思曾说，无关政治是一种愚蠢。在古希腊，个人（idiōtēs）是指只关心私人事务、鄙夷一切政治生活的人。顾拜旦让他的愚蠢公开化了。
于是，在73岁高龄、与世长辞一年前，顾拜旦仍抱病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体育场发表了广播演讲，宣扬公平和团结的理想。与此同时，希特勒和他的爪牙利用这场盛会提升纳粹帝国的声望。
接着，运动员也不再被鼓励发表他们的看法。对纳粹种族主义的反对声音被关于运动的无关政治的奥林匹克讲话所抑制。最终形成了一些妥协。在奥运会期间，禁止犹太人出入公共场所的标语被小心地拿下了。一些犹太人运动员被小心地请出了国家代表队。
至此以后，一切都没有变化过。如今，国际奥委会仍在用其无关政治的奥林匹克之愚包装自己，而普京利用冬奥会为他的日益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的日益颓败贴金。毫无疑问，奥运会会给全世界的评论者带来兴奋。但在这场盛会期间，让我们替同性恋者和其他仍不得不生活在普京的腐败的、日益专横的统治之下的人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