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从战略层面出发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试图通过引领更高标准的全球化继续主导国际体系。出于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敏感，国内对TPP研究较多，而对TTIP关注相对不够，但后者对中国的排斥效应更显著。中国宜从战略层面高度关注TTIP对自身的影响，认真研究如何加强跨大西洋经济联系、深化贸易与投资改革、激活全球多边贸易谈判。[1]
一、TTIP谈判的进展与障碍
建立美欧共同市场的构想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就已有之。美国作为当时的主要推动力，试图从战略上强化跨大西洋纽带，以扭转与苏联对抗时的不利地位。冷战结束后，通过扩大成员国，欧盟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开始追求与美国的平等地位，提出“新大西洋议程”、“新跨大西洋市场”，主动塑造欧美跨大西洋经济关系。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洲”和欧债危机的刺激下，加上对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失望，欧盟更积极推动美欧自由贸易安排，试图从战略上拉住美国。在2011年11月的欧美峰会上，双方设立“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为“挖掘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全部潜力寻找新路径”，最终演变为TTIP谈判。
2013年6月，欧美在爱尔兰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宣布开启TTIP谈判。TTIP谈判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市场准入，包括更低的关税、更开放的服务业市场及更大规模的政府采购准入；二是公司与行业间监管的协调，旨在减少交易成本；三是未来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包括能源与原材料规则、投资保护规则、可持续发展规则等。[2]
迄今为止，TTIP谈判一波三折，欧美双方在能源出口许可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农产品安全和补贴等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已经暴露无遗，各自内部反对声音加强。欧洲反对者非常担心TTIP谈判目标无关自由贸易，而是更多关注企业利益，从而削弱欧盟在食品、化工、农业和能源等特定领域的安全标准。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预防原则，阻止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有罪推定。美国则一直试图打开欧洲市场，并多次因农产品争端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虽然涉及农业的贸易量仅占美欧贸易的5%，但双方都有影响巨大的强硬派。农业补贴问题同样十分棘手，美国是补贴农民收入，而欧盟是补贴农产品价格。欧洲反对者还认为全球化造成国家和地区身份缺失，美国企业会冲破欧洲防线，利用投资者争端条款挑战欧盟国家政策。
面对内部强烈反对，TTIP谈判终于走出例外条款这一步。第4轮谈判期间，应德国要求，有关“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议题被暂时搁置。第5轮谈判前夕，应美国要求，金融服务领域亦不包括在谈判之中。由于担心TTIP带来的食品和环境威胁,并受美国对德间谍报道刺激,德国公开抵制第6轮谈判。
尽管欧美高官表示将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缔结协定，但由于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实现这一目标不容乐观。
首先是机制层面。从欧盟方面看，尽管欧洲委员会大力推动欧美TTIP谈判，但法国、德国、英国在谈判中拥有否决权，欧委会不可能签署它们不喜欢的协议。欧洲担心美国的竞争，特别是金融服务业、IT等创新产业的竞争，而且达成的协议有待欧洲议会批准。从美国方面看，其也担心来自欧洲的竞争，尤其是汽车、轻工业、重工业、奢侈品等领域的竞争。由于美国国会尚未授权总统快速贸易通道特权（TPA），其最终批准协议存在变数。
其次是政治层面。欧美双方内部都存在强大的保护主义利益集团，难以在核心利益上相互让步，使得TTIP深入谈判愈发艰难。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疑欧政党异军突起，使TTIP谈判进程面临的阻力增加。法国国民阵线已表示反对欧美达成协定，英国独立党则坚持欧盟将贸易协议谈判权“返还”各成员国政府。同时，成员国主流政党在疑欧势力面前更加脆弱和谨慎。欧委会向各成员国推销TTIP时面临更大困难。
再次是互信层面。谈判进程暴露出美欧之间及欧盟国家内部的矛盾。谈判启动正值“棱镜门”事件爆发，虽然欧方对美国监视行为的疑虑并没有在谈判中提出，而是在贸易谈判之外平行进行，但这极大损害了欧美互信。欧盟国家间受益和受冲击程度不一，也对TTIP持不同看法。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德国智库IFO在TTIP首轮谈判开始前就发布报告称，英国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后是瑞典、爱尔兰、芬兰等，德国处于平均水平，而法国受益将很少。欧委会主席容克刚获任命就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称，希望与美国签署合理的、平衡的贸易协定，不会为了自由贸易而牺牲欧洲的安全、健康、社会和数据保护标准或欧洲文化多样性。[3]在数字市场问题上，法国政府在开放国内数字市场上态度顽固，并推动欧盟对谷歌（Google）、脸谱（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跨国公司展开司法调查，质疑其侵犯个人隐私。制定共同的监管规定和标准使TTIP谈判变得异常繁琐。
最后是模式层面。美欧同属于发达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两大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主要代表。TTIP谈判要弥合两大资本主义模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难度可想而知。随着谈判不断深入美欧核心利益，一定会激发欧美内部不同地区、行业的反弹和抵制。
二、TTIP的经济与战略考量
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爆发后，经济考量（企业行为，着眼于行业间监管的协调）与战略考量（政府行为，着眼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重，在自由贸易协定外增加了投资协定，这就是TTIP提出并加速推进的时代背景。
经济考量和企业行为是TTIP提出的基础。TTIP是欧盟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发展新阶段加强内部市场整合的自然结果，着眼于商品进入边境后的规则协调、消除非技术壁垒及与检疫相关的贸易障碍。预计2/3到4/5的收益将从降低官僚与规则成本、减少重复检验、服务贸易与政府采购的相互开放而产生。[4]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跨大西洋关系研究中心发表的《2013年跨大西洋经济》报告，2011年美自欧盟进口中61%为关联贸易（related-party trade，指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大幅高于全球48.3%的平均值；美对欧出口中，31.3%为关联贸易。[5]这表明，TTIP的推动力首先来自欧美企业，目的是通过规则协调，避免产品标准的双重承认（cross-recognition of standards），从而减少非关税壁垒，实现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减少成本与重复检验。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51%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出口，对自由贸易协定情有独钟，对与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安排更上心。尽管欧盟在谈判时更多从国别、部门利益出发与美讨价还价，让美国政府失望，但也客观地认识到除此无他策实现经济增长。欧盟的谈判目标是增加欧美双向贸易和投资，通过市场准入、规制协调、树立全球标准等三种方式，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具体而言，欧盟旨在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进一步开放商业服务领域，对欧盟投资者提供高标准保护，增加欧盟企业在美政府采购机会；以取消不必要的规则限制作为协定的关键目标，以及处理地理标志、通关便利化、竞争政策等问题；致力于维持可持续发展，强调尊重国际环境和劳工标准。
抱团取暖，以存量求增量，是TTIP背后经济考量的主要写照。2012年欧美货物贸易额达5000亿欧元，服务贸易达2800亿欧元，相互投资达3.7万亿美元，这是欧美的存量优势。然而，经历华尔街金融海啸和欧债危机的沉重打击，欧美在刺激经济的三大法宝——消费、投资、出口不断失效的情况下，不得已选择后两者，旨在提高出口、提高经济增长率、提升就业。据乐观估计，TTIP可望使美国对欧出口增加17%，欧盟对美出口增加18%，增加各自就业岗位100万个。[6]2013年9月30日欧委会网站公布的《TTIP经济效应评估报告》指出，达成协议后，欧盟的经济总量每年将提升1200亿欧元（约为其GDP的0.5%），平均每个家庭获益545欧元，美国的经济总量将提升950亿欧元（约为其GDP的0.4%）,这是目前最实惠的经济刺激方案。欧盟受益最多的将是金属材料、加工食品、化工产品等部门，特别是汽车行业出口将激增40%；农林渔业总产量也将增长0.06%；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均将增长0.5%。[7]欧美经济增长会带来消费能力提高，因此协议不仅有益于欧美，还将给其他贸易伙伴带来990亿欧元的经济收益；欧美就监管达成一致后，收益的20%将归属其他贸易伙伴。[8]
TTIP的战略考量更不容忽视。欧盟希望以TTIP铆住美国（keep Americans in），扮演制定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超级合作伙伴”（super-partner）。美国的目的则是通过TPP/TTIP谈判提升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降低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同时强化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地缘政治控制力。作为美欧的政府行为，TTIP着眼于国际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在自由贸易协定外增加了投资协定，发掘新的、更高标准的区域一体化形式。其考量有二：
一是打造“经济版北约”，重塑西方。TTIP被誉为“史上最大的双边自贸协定”[9]，将可能重振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跨大西洋关系。德国《明镜》周刊和大西洋理事会都撰文指出，TTIP不仅是自贸协定，更要建立起一整套协作机制，最终目标是形成美欧利益共同体，即“经济版北约”，以应对日益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新挑战。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司长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指出，美通过开启TTIP旨在传递“欧洲仍是美参与世界的基石”，美欧在经济上高度整合有助加强双方在国际政治其他层面的合作，共同营造属于美欧的“大西洋世纪”。欧委会主席巴罗佐认为欧美自贸谈判将成为“扭转局面的事件”，开启21世纪自贸协定新时代。
二是防止国际游戏规则制定权旁落。TTIP目标是“制定反映跨大西洋经济原则（基于市场的、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价值的新全球贸易规则。”[10]它将为全球其他国家在标准制定、监管和经济关系方面树立典范，巩固美欧领导的全球贸易体系，避免领导权被其他国家夺走。[11]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在公开演讲中表示，TTIP事关西方自由世界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的权重，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止国际游戏规则制定权旁落。[12]
三、TTIP谈判进程的溢出效应
欧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世界GDP的一半和世界贸易额的1/3；同时，欧美也是国际话语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尽管TTIP谈判越进入核心敏感领域便越艰难，最终谈成的文本在欧美各国议会通过还面临重重困难，然而正所谓“太大而不能失败”（too big to fail），TTIP谈判进程已产生外溢效应，对全球贸易规则和标准乃至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一）开创非关税壁垒削减先河
二战后的贸易自由化主要集中在降低关税领域。欧美间平均关税不到3%，更多的关税减免也不会带来坏处，因此TTIP谈判首先聚焦于非关税贸易壁垒，包括进口配额以及“购买美国货”等歧视性措施、管理和安全标准、检验程序以及对国内公司的倾斜。据估计，非关税壁垒、规则问题或是“边境后”措施相当于10%-20%的关税。消除这些壁垒将大大降低公司开展跨大西洋业务的成本。
（二）为国有企业设定全球标准
根据一份有关欧盟28国对TTIP的要价文件，欧委会在谈判中试图为国有企业补贴的透明度以及规则设定全球标准。文件称，“一项约束国家干预及对公私企业影响的全球标准，可以成为其他双边协定的样板，并最终成为未来多边协议的内容。”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欧盟曾努力推动将竞争和投资政策纳入多边协定，但遭到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以TTIP谈判为契机，欧盟谈判者希望推动这项被长期搁置的目标，将竞争政策纳入未来（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协定当中，将有关补贴、反垄断和并购条款的问题带回全球贸易舞台。欧盟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日益成为全球主要竞争者，很有必要明确相关问题，讨论政府补贴和其他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措施是如何扭曲竞争并损害美欧企业，以使其不能逃避用于规范私有企业的反垄断和并购法律。有评论认为，此举最终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遵守同样原则，包括所有制透明、阻止非平等待遇、采取措施纠正扭曲性国家补贴等，保证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则运行。[13]
（三）引领全球经济自由化新规则
TTIP谈判将世贸组织未涉及的新领域作为谈判内容，试图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自由化方向。例如，由于不同的消费产品安全标准和检测程序增加了企业成本，欧美将基础性法律标准和独立的药品批准程序作为谈判的重要内容。欧美谈判的重点是监管的协同，尤其是在新技术方面，新的框架将解决当前和未来工业面临的问题。为此，美国同意将金融服务、国防、烟草、政府采购等敏感行业全部纳入谈判。
四、TTIP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全球化规则制定出现三个趋向：一是自贸协定战略化，架空世贸组织；二是自贸协定超越贸易领域，与投资捆绑，增加欧美战略优势；三是地区一体化向全面、综合方向发展。TTIP可谓三者兼顾。除减免关税外，TTIP谈判将重点致力于解决市场准入和监管法规、非关税壁垒、市场规则三个关键问题。如果达成，TTIP就将成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新基础，进而影响到整个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同TPP一道大大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化成本。
相比在理论上无法排斥中国的TPP，TTIP是完全排斥中国的，中国不可能直接加入TTIP谈判。有欧洲学者曾公开宣称，TPP+TTIP=EBC（即everyone but China，唯独不包括中国）。[14]由于美欧经济差距更小，TTIP比TPP更容易达成，对中国的战略挤压效应也更加突出。
TTIP的谈判进程和结果，将通过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产生战略溢出效应，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的比较竞争优势、市场准入和国际话语权。 TTIP谈判内容既有应对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防御性一面，也有引领高标准全球化的进攻性一面，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竞争力。[15]过去数十年，中国在充分利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优势和巨大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实现了长期双位数的增长。不仅如此，中国和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一起形成了针对美欧的同盟，熟练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及其上诉程序维护自身利益。但是，美欧均认定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和全球化的“搭便车者”。中国没有如它们预期地被纳入西方战略轨道，反而通过“搭便车”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国际比较竞争优势从市场、技术、资本不断升级。如不能在规则、标准上对中国加以遏制，美欧只能任凭“中国世纪”的出现。美欧试图通过TTIP改变这些“游戏”规则，促中国经济转型，将环境、社会成本纳入，抵消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促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一旦美欧在贸易投资规则上达成一致，将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新的国际标准，提升中国进入欧美市场的技术壁垒。
欧盟在经贸议题上更加策应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对于TTIP谈判，欧盟比美国更心急，这是因为美国比欧盟在谈判中更有优势。一是美国经济状况、复苏势头好于欧盟。二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进TPP谈判，可以通过TPP向欧盟施压。尽管欧盟也在与部分亚太国家谈自由贸易协定，但这只是双边层面，标准不能与TPP相提并论。经历过债务危机打击的欧盟视TTIP为走出经济与战略困境的法宝，表明其选择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新兴国家的挑战。为了增加合法性，动员欧盟内部对TTIP谈判的支持，欧盟领导人不约而同选择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作为强化跨大西洋同盟的借口。尽管谈判本身将引发欧盟内部不和，但担心受到美国开放市场，尤其是文化、影像市场冲击的法国并未如预期阻止谈判启动。有观点认为，法国之所以参加TTIP的谈判，是因为该国“惧怕中国超过其憎恨美国”。[16]欧盟在亚洲与韩国、新加坡达成自贸协定，与日本、印度等国商谈自贸协定，客观上策应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总之，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从来不是由单纯的公司行为和经济利益驱动，其战略意义与地缘政治影响正日益显现。如何应对重塑的西方和更高标准的全球化，考验中国战略智慧。
注：
[1]Jeffrey J.Schott and Cathleen Cimino,“Crafting a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What Can Be Done,”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olicy Brief No.PB 13-8,March 2013,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b/pb13-8.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8日）
[2]Karel De Gucht,“The Future of TTIP:The Benefits and How to Achieve Them,”April 10,2014,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4/april/tradoc_152343.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8日）
[3]Jean-Claude Juncker,“My Priorities,”European People’s Party,http://juncker.epp.eu/my-priorities.（上网时间：2014年10月8日）
[4]“EU Chief Negotiator says EU-US trade deal not about deregulation,as third round of talks end in Washington,”Brussels,December 20,2013,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3-1306_en.htm.（上网时间：2014年10月9日）
[5]Daniel Hamilton and Joseph P.Quinlan eds.,“The Transatlantic Economy 2013,”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http://transatlantic.sais-jhu.edu/publications/books/Transatlantic_Economy_2013/Transatlantic%20Economy%202013.（上网时间：2014年10月9日）
[6]不同版本的TTIP收益分析数据有所不同，在最理想情形和最不理想情形间折中。参见“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he Economic Analysis Explained,”European Commission,September 2013,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3/september/tradoc_151787.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 9日）
[7]“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he Economic Analysis Explained”.
[8]Joseph Francois et al.,“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An Economic Assessment,”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3/march/tradoc_150737.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9日）
[9]David Ignatius,“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Europe,”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5,201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david-ignatius-a-free-trade-agreement-with-europe/2012/12/05/7880b6b2-3f02-11e2-bca3-aadc9b7e29c5_story.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 9日）
[10]Peter van Ham,“The Geopolitics of TTIP,”Clingendael Policy Brief,No.23,October,2013,http://www.clingendael.nl/publication/geopolitics-ttip.（上网时间：2014年10月9日）
[11]“EU and U.S.conclude first round of TTIP negotiations in Washington,”The Business Journals,July 12,2013.http://www.bizjournals.com/prnewswire/press_releases/2013/07/12/DC46673.（上网时间：2014年10月9日）
[12]Robin Emmott,“EU Trade Chief Hopes to Clinch U.S.Trade by Late 2014,”Reuters,February 27,2013.
[13]Shayerah Ilias Akhtar and Vivian C.Jones,“TTIP Negotiations,”CRS Report,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February 4,2014,http://transatlantic.sais-jhu.edu/publications/CRS_TTIP_report_Feb_2014.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1日）
[14]Timothy Garton Ash,“Welcome to the geopolitics of trade,where Dr Pangloss meets Machiavelli,”The Guardian,July 10,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jul/10/geopolitics-transatlantic-trade-dea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2日）
[15]有关TTIP的地缘政治影响，参见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Forum Working Paper Series,June 2014,http://transatlantic.sais-jhu.edu/publications/books/The%20Geopolitics%20of%20TTIP/Hormats.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2日）
[16]菲利普·斯蒂芬斯：“拼军备不如拼经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11月2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601。（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