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的日本大选，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大获全胜当选，在意料之中，并没有悬念。这个结果并不表示民众对于过去两年“安倍经济学”的高度满意，更多是没有其他选项以及对今后经济改善的期待。我们观察日本大选不能只是停留在结果上，而要透过日本的案例看到发达国家民主制面临的困境。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悖论
2012年12月，安倍再度当选日本首相的原因在于日本民众认为“安倍经济学”能够带来工资增加和就业增加。从宏观的层面来说，日本面临如何在新的国际经济新形势下迎接全球化挑战，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让经济恢复活力。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安倍过去两年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更多的不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而是政治本地化的反映。
“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改革。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银行总裁黑田采取了非正统的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和几乎全部购进日本政府国债的办法，保证了日本国债利率的低水平，同时带来了日元的贬值，前一个结果是维持了日本政府融资的低成本和股票价格上涨；第二个结果是日元汇率从两年前的1美元兑换80日元到现在120日元，让丰田这样的出口大企业获得了历史上最高的收益额。
在财政政策方面，安倍在2013年度设立了10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用于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度为5万亿日元，现在失业率是17年来的最低水平3.5%，在建筑业、医疗和物流方面出现了人手不足。上述两支箭看上去似乎达到了安倍所说的建设一个“强大日本”的目标，然而更加细微地审视则会得出复杂的结果。
民众对于“安倍经济学”的评价似乎同政府完全不同，《日本经济新闻》在11月21日至23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于消费税提高延迟到2017年4月赞成为51%，反对为36%，认为经济景气变好仅为16%，没有实际感觉高达75%，44%对于“安倍经济学”带来经济恢复和工资增加表示期待，不期待为49%。
之前《朝日新闻》的调查则显示安倍的支持率跌至39%，首次跌破40%。诚然，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与民众的感受有时间性的，即使如此绝大多数人回答没有感到经济好转仍然值得深思。货币政策虽然让五分之一的日本人（股民）感到了兴奋，出口为主的大企业也在多年来实现了年终分红增加，但是日元贬值让普通家庭的收入停滞，相反由于进口商品贵了生活成本增加。从数据上看就业增加，但集中在低收入和非固定工种，目前日本的劳动力中40%是非固定工作机会。
从国际层面来看，“安倍经济学”尚未带来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增加，相反目前显示相反的结果。首先，由于日元贬值接近50%，日本的国际经济实力实际缩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1.5%，在上调消费税后，2014年预测为0.9%，这说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绝对值会上升。但换算成美元，2014年日本的GDP估计为4.8万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10.4万亿美元的一半。2010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经济总量，仅仅四年中日经济规模出现了一倍的差距。日本的人均GDP今年可能降到26位，而20年前是第三位。不是说日本变得绝对贫困了，而相对贫困确是事实。
第二，由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公共资金的投入，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数据，安倍政权成立后两年时间内，国家债务增加了41万亿日元，公共事业、文教、国防等支出都增加，2014年7月至9月之间GDP的增长中公共投资占了50%。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保障不断膨胀。政府提出的基础财政支出要在2020年度实现盈余，但没有提出具体办法，很有可能2020年仍然有13万亿日元财政赤字。即使增加消费税以及提高年金支付年龄到70岁，也达不到财政状况平衡的目标。
4月增加消费税以后两个季度连续负增长，现在日本银行的办法是国债完全由日本银行购入，将利率压低。但是个人消费并没有变化，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1.0%，这同政府的2%目标有很大的差距。尽管如此，安倍内阁决定推迟消费税增加的时间，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将日本国债的信用评级从Aa3降到了A1，低于中国，韩国。虽然这不会对日本政府目前的融资构成大的动荡，但国际担忧会增加。
如何从分配利益到分配痛苦
从过去两年的成绩表看，“安倍经济学”似乎仍然寄希望于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时期的旧发展模式，来解决新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似乎希望让人们回忆起过去日元汇率低，出口就会增加，就业扩大，收入增加的好日子，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带来就业的增加和地方经济的振兴。上述做法体现了自民党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采取的利益分配型民主主义，但现在看来传统办法似乎并不奏效，过去两年内日本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增加。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1月日本一家大型材料公司与波音公司签订了1万亿日元规模的碳素纤维合同，但生产基地将会在美国，投资额为1000亿日元。丰田汽车海外生产份额从2008年的50%增长到了65%，日元虽然贬值但并没有看到回日本建新厂的想法。2014年就丰田在北美建设了两个新的工厂，规模为年产60万台。日本的主要商社也正在日益变成“独立于日本市场”的跨国公司。
这说明日元贬值不会让这些企业重新回到日本，因为更大的市场在海外，而不是原来的海外劳动力廉价原因让他们决定留在那里。政府还希望通过降低公司税让日本企业和国际企业来日本投资，但是仅仅税率的改革，而没有其他制度的改革很难吸引投资。结果很可能是日本跨国企业回不来，外国企业设备投资不愿意来，而日元贬值导致日本股市价格便宜而吸引那些国际游资进入，而这些短期资金并不产生就业，相反带有不安定因素。
日本目前的问题不在于币值强弱，也不在于公司税多少，而在于如何真正提高国际竞争力，这需要提高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目前潜在增长率几乎接近零，要改变这个状况就需要“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推进结构改革。
结构改革方面虽然有不少的举措提出，但是似乎这支最重要的箭并未射出。70岁至74岁之间老人自己的医疗负担比率从10%增加到了20%，但是这些对于日本改善财政状况杯水车薪，据估算10年后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将达到150万亿日元，考虑到目前日本政府举债1000万亿日元，达到了GDP的两倍，比希腊更加严重，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已经不能够再拖，但是这样的改革需要触动占人口比率近三分之一的老年选民的利益，政治家们始终希望他们的接任者来做这些不讨好的事情。
人口减少，老龄化的另一个可能解决方法是增加移民，但自民党的竞选大纲中写着“在不涉及移民政策前提下，从强化劳动力角度对于外国人才在日本更加容易活跃进行环境整备。”这说明移民的选项仍然没有被认真考虑。还有人提出将2020年东京奥运会作为日本经济振兴的第四支箭，这样的思维会导致进一步的公共投资增加，基础设施扩张，但是如果经济本身的活力不够，消费者减少的情况下，为了一个奥运建设的那些场馆设施在会后就会被闲置，留下来的还有大量的政府举债。
正如日本原经济财政部长与谢野馨在受访时提及的那样“现在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效率。”“安倍经济学”的前面两支箭，继续大规模使用的余地已经很小，如果第三支箭不射好，一旦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日本的不确定性就会加大。如何向选民说明为什么要减少支出，如何减少，以及各项痛苦改革要求，从原来的利益分配向痛苦分配转变，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但遗憾的是日本的政治仍然处于本地化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发达民主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困境。
解决这个困境一方面当然需要有勇气的政治家，更加重要的是需要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高质量的选民。在过去经济增长时期，民众和政治家们的政策选择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随着经济的成熟，特别是国家为了获得更高的国际竞争力，应该采取的政策往往会让不少选民利益受损，这对于政治家来说风险很大。与其冒险，不如采取迎合或者拖延的办法，更加有“政治上安全”。这个时候就需要民众具有很强的鉴别能力，不被那些一时的短期经济民粹主义政策优惠所迷惑，而需要了解这些“好政策”是否可持续。与此同时，还需要防止政治家们把焦点从经济转向其他领域，例如外交问题。
尽管谁都知道经济是最大焦点，但又是最难和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所以政治家们可能会考虑使用外交民粹主义分散关注度，由于政治家在外交问题上并不会受到其他国家民众直接的选举制裁，反过来说，外交问题几乎可以是没有成本的选举对策。对于民众来说则需要始终清楚政治家真正的大考在于经济考试，而不应轻易地把注意力从经济大考向对外问题转移。
高效的民主制需要高质的选民人群，才能真正起到积极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作用，同时高素质的选民才会倒逼政治候选人提出高质的政策方案。发达国家民主制能否在经济低增长的情况下，说服选民政治要从原有的利益分配向痛苦分配转变，同时展示将来可能的利益分配蓝图，将关系到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