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一次认真推行国企(SOE)改革是在近20年前，那时，在“抓大放小”的口号下，每年有数百家国企被私有化或清盘。但在2003年胡锦涛出任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政府变得不太愿意让国企“差生”倒闭，而是依赖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简称国资委），向那些未被放弃的国企注入更强的市场意识。然而，国资委只是起到了保护它们存在的作用——通过让受益于关键行业垄断地位、盈利能力较好的国企来补贴亏损国企。面对压力，北京方面现在提出了一项通过混合所有制提升国企业绩的新战略，但这将无法解决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民企与国企的资产回报率都在稳步上升，两者之间的盈利能力差距不如后来那么大。但自2008年以来，民企的资产回报率已大幅升至11%，而国企资产回报率有所下降，近年徘徊于5%上下（见图1）。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把这一差距的扩大视为国企业绩欠佳的证据。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民企和国企的利润率——另一项经常用以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近年来有所接近。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国企的盈利能力实际上强于民企（见图2）。
该如何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呢？我们可以把资产回报率表述为两个比率之积：利润率（利润/收入）和资产周转率（收入/资产）。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解构国企和民企的资产回报率，情况立即就会明了——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资产周转率：民企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国企。换言之，对于一份给定资产，民企产生的收入远高于国企，即便两者从单位收入中赚取的利润几乎相等。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政府2009年的刺激政策，这些刺激主要通过国企传导，鼓励国企创建至今仍未消化的冗余产能。另一方面，民企在针对市场境况变化进行调整方面做得不错。
北京方面应当如何应对两者差距呢？正如在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议程所提出的，中国政府的战略依靠融合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通过混合所有制提升价值和竞争力。股市希望，有些国企将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强大。但中石化(Sinapec)之类企业的股价并未像预期那样上涨，因为企业行为实际上并未改变。多数民企领袖觉得，他们在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会里将毫无权力。结果，他们对于成为混合所有制伙伴的热情不高——除非可以廉价买入有价值的资产，参与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把财富转移到有背景的人士。因此，公司治理方面不太可能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因为政府不太可能在混合所有制下把重大控制权赋予民企。
这表明，只要国企不得不遵循政府作出的往往带来较低回报的指令，那么大多数中国观察人士倡导的改革——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利率和改进治理水平——就不会发生。同时，只要国有实体是领导层调节增长放缓的工具组合的一部分，那就不清楚领导层是否真的希望他们改变做法。因此，简单地向国有实体注入民间资产，而不变更实际控制人及其激励机制，是不太可能改变国企行为的。
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的优先任务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资委管辖的6家央企，由此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许多省份和地方也宣布了方案，通过试点改革项目将国企改制为混合所有制。拟议中的改革力度不大，因为国资委的目标是保护其监管的113家大型国企，而不是减小它们的作用。地方政府很可能更担心失去规模较大的国企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和税收收入，而不是真正推动私人行业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40%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在财务上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如今国企亏损面降低了一半，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成了国企的存在如何在关键行业（尤其是高价值的服务行业）对民企的进入与扩张构成障碍。
解决方法在于，让政府撤出某些领域的活动，划定民企少数权益在何种程度上能影响CEO任命等运营政策，并落实圈护国企、使其不受政治指令影响的机制。国有制在金融、教育、卫生和电信等行业仍很强大，这些行业在生产率和就业上的提高空间也最大。允许国内外私人权益在这些行业扮演比目前重要得多的角色，必须是改革议程的一部分。若不实行这种变革，北京方面改革国企部门的努力就不太可能收到什么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