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延伸为族群与族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国际关系也日渐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拓展至文化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益成为维系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力量。
中国具有非常古老的人文传统。对于怎样建构社会、建构秩序、共存发展，中国人有自己的思想渊源、哲学传统乃至文明实践。从古至今，中国都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创造，包括制度的建构、生活的安排、习俗的塑造等来实现族群认同、国家认同，进而建立合理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传统中最为珍贵的元素之一，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很多有益的外交理念，完成一些新的建构，帮助国人对当代外交和国际关系形成新的理解，并对未来和平与发展有所助益。
理念内涵:“化成天下”的外交新思路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文的作用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周易》里写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人文化成”。今天，把人文和外交结合在一起，提出“人文外交”概念，这是中国外交理念的独创，也是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不断开拓进取的体现。
人文外交可以看作一种制度化的沟通活动，它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的交流，即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它与其他外交形式（如“民间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立足更为高远、广阔、包容，强调国际社会人与人、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真诚沟通和交流，旨在创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人类世界。
第一，人文外交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特定沟通形式。在沟通过程中，沟通者通常遵循并受制于一定的交往规则和规范，沟通交流的内容主要是思想产品和文化产品。
第二，人文外交为更多实体成为外交行为体提供了可能性。政府绝不是当今外交舞台唯一的主要行为体。一国驻外大使是显而易见的外交行为者；企业家、艺术家、作家等在海外从事相关工作，同样可以是获得国际公认的、代表祖国的外交行为体。
第三，人文外交关乎创造、管理和分配一定的公共产品。经由人文外交而创造的公共产品（譬如分享的价值、共同的语言、集体的认同等）将给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社会带来福祉。
人文外交涉及人文与外交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实地讲，外交关乎政治，关乎国家利益和权力。若过分强调外交的分量，过于急功近利地把人文交流视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那么人文交流活动本身的意义可能受到伤害。理想地讲，践行人文外交需要一种天下情怀，一种“化成天下”的气魄，需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把人文和外交尽可能地结合起来。
近年来我国的外交实践表明，人文外交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工作格局，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
如果说今天中国的人文外交是在尝试一种新的外交思路，那么，它需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丰富的智慧和人文精神重新挖掘并表达出来。就人文外交的战略资源而言，大体有三种来源：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国科学社会文化资源；可供借鉴的西方现代文明资源。把这些资源有机结合在一起，便可形成我国丰富而独特的人文资源。
文化基础：“亲、诚、惠、容”四字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体系，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之源。
随着人文外交被提上当代中国外交议事日程，中国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文外交理念，接连发出外交新倡议。
2013年10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我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理念。这一四字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
“亲”即亲缘纽带。《说文解字》曰：“亲，至也。”“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亲”的原意为父母双亲，是对父母的至高之爱，是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道德情感。“亲”始于父母之爱，后又扩展到跟自己具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亲族之爱，体现了血缘归属感和认同感。它推演出一种普遍的德性原则，最突出的表现是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之爱”是爱的出发点，要在此基础上拓展延伸到家庭以外的人身上，甚至还要惠及天地万物，达到“仁者，无不爱也”的境界。特别是在周边外交中，我们要注意发挥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优势，努力做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诚”即真诚有信。“诚”的本意是“本来如此”，表示天地自然的规律客观存在。人的真诚则是“成己成物”，强调个人修养，只有将自己的本性发挥至极致，才能将其他物的本性发挥出来。在实践中强调“诚”的方法论意义，就不能不提到“信”。孔子十分重视“信”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治国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孔子还认为“信”是国与国之间相交的道义标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中华民族素来懂得：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只有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才能争取到更多朋友和伙伴；只有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付出真诚的努力和行动，才能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
“惠”即互惠互利。在中国古代，“惠”主要指君主施恩于臣民，给予他们一定的好处。在儒家看来，若实施仁政，就需要做到“惠民、富民、教民”，其中惠民是第一步，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古代的“惠”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需要施受双方共同维护，要充分体现人格和利益的平等。儒家要求“君惠臣忠”，只有上下呼应，才可以协力实现太平。墨子主张“兼爱”“互利”，也提出了“君不惠，臣不忠”。由于“惠”与利直接相关，因此在实施“惠”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关于二者，儒家的总体原则是“义重于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视义为崇高的道德价值。孟子认为要“贵义贱利”，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甚至要“舍生取义”来捍卫道德尊严。在外交实践中，“惠”就是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在考虑自己国家核心利益时，也不能忽略别国的利益诉求。坚持《大学》所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容”即宽广包容。《说文解字》解释其为“盛”，徐铉注曰“盛受也”，《易经》认为“君子以容民蓄众”，《尚书》指出“有容，德乃大”。“容”具有盛受、接纳、容忍、包容之意，指的是尊重一切事物的存在和价值，允许差异，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谐共处。所以，“容”具有双重性：一是对事物多样性的肯定与接受，二是对事物差异性的宽和与包容。在外交实践中，“容”意味着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中华民族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蓄。
这四字理念中，“亲”注重情感渊源，是基础；“诚”突出诚实守信，是态度；“惠”强调惠利道义，是目的；“容”彰显胸怀气度，是境界。这四字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仁”这一点上是可以实现统一的。“仁”体现了自我对他者的态度，是对他者关怀爱护的道德情感，使中国的外交倡议占据了更高的道德境界和思想高度。
交流机制：成就显著，问题凸显
目前，中国已分别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欧盟建立了人文交流机制。这些机制的名称是有所区别的，体现了不同内涵和方式。中俄交流机制称作“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美之间是“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欧是“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英、中法则是“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早在2000年12月，中国便和俄罗斯建立了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即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之后，该委员会逐步扩展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至今已举行15次会议。这是我国建立最早、级别最高、已经常态化的人文外交机制。
中国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开展人文外交？我们通过中美人文交流机制这一典型案例具体分析。
2010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建立之后，中美之间人文交流活动取得了长足进展。从人文交流磋商机制本身来看：第一轮磋商的核心成果体现为4大领域，13项成果；第二轮磋商达成了41项成果；第三轮磋商确定了数十项合作项目，双方共同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实现机制化和可持续发展；第四轮磋商达成75项具体成果；第五轮磋商共达成104项具体成果。
实质性与多元化的交流成果日益显现。中美互派留学生数量显著增长：2010—2011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为15.7万人，到2012—2013学年，增至23.6万人。美国来华留学生2011—2012学年仅为1.5万人左右，至2014年，约9.2万名美国青年通过该国发起的“十万强”计划来到中国。美国是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共有100所孔子学院和366个孔子课堂，注册学生已达20万人。在人文外交领域，双方私营部门的合作也得到了特别加强。
当然，中美人文交流也存在诸多不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例如，推进人文交流的理念不够完善，还局限于精英化模式；政策一致性和协调落实问题亟待解决；具体执行方式还需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我国人文外交实践存在的主要不足有：在人文外交的战略选择上存在单一化倾向，不适应人文外交对象（不同国家、不同受众阶层）的多元性，没有“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自身的制度、机制上尚存在缺乏顶层设计和高层协调，“政出多头”，规划难以落实等问题；对外人文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亟待增强。
对策建议：战略选择、制度建设、能力提升
战略选择
中国人文外交应根据时期和地域区分不同层次，重点推进以下举措：
努力挖掘、明确和宣扬我国文化的优秀人文内涵。如传统文化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天人合一等，寻找这些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用多样化手段传播、推广。
祛除“西方中心论”，促进世界文化和文明多元化。应在国际社会多宣传文明和谐论、文化多元论，反对文明冲突论和文化中心论，也要防止中华文化中心论和霸权论。在国际社会树立起文明多元共存的思想潮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文化自立、精神独立。同时，积极推动在西方世界传播、介绍非西方文化和文明，促进不同文明对话。
加强对人文外交的协同研究。应在国家层面规划对人文外交目标、预期效果、机制及能力建设的研究；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持续进行人文外交的合作研究；以基金、援助、培养留学生等方式支持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对外传播。
制度建设
加强对人文外交工作的高层统筹和部门协调。要把人文外交纳入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和布局加以设计筹划，使其服务和服从于我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需要。同时，在机构设置上，应尽快建立最高外交统筹机构，统筹人文外交的目标、手段和资源投放，协调各部委开展相关工作。
注重人文外交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应明确人文外交在总体外交、具体国别外交和区域外交当中的定位和价值，有针对性地对特定国家、特定类型的人文外交采取不同的战略目标和资源投放。
开拓参与人文外交的社会主体和多种力量。“上层要管住、下面要放开”。努力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途径推进人文交流。政府逐步退到幕后，集中精力搞好顶层设计、处理资源分配，使市场主体和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民间团体成为人文外交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可设立人文外交基金和基金会，资助高校、民间组织、文化团体等开展人文外交。
能力提升
首先，人文外交的理想维度是文化交流的维度，它旨在增进各国之间的认识，使各个国家携起手来，在文化交往中共同绘制人类未来的美好前景。此时，我们的外交工作就要更加耐心，对外部世界心存合理的预期，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他者。
其次，人文外交不是“文化输出”，而是文化的双向互动，首先要寻找国家间的“通”和“同”。文化交流要避免陷入“比较”之中。我们不可重蹈欧美等国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文化输出的文化霸权主义覆辙。我们仍需坚持人文外交中互通、互鉴的原则，坚持一种基于理解的平等，而不是简单地推己及人。
提升挖掘文化资源、创造文化产品的能力。我们之前的文化外交中常常打包一个相对宽泛的“中华文化”概念，这种以面为单位的中华文化，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往往缺乏点对点的针对性。提高人文外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要有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做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并重。文化生产者需要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在开放交往中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
提升沟通和讲述能力。人文外交实践中，语言和沟通是不可逃避的关键问题。我们既要善于表述，也要善于倾听。首先要学会“倾听”。在践行人文外交活动时，要坚持先听后说这一原则，提升个体的跨文化交往能力。其次，人文外交需要大量地方性知识做支撑。当前国人眼中的世界主要是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对西方以外世界的知识积累尚嫌薄弱。这导致我们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往往“以己度人”，带来隔阂和误解，甚至引发文化冲突。为此，中国智库需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减少“瞎子摸象”式外交带来的分歧和隔阂。最后，提高表达能力。要讲好“中国故事”，还涉及“谁来讲”“和谁讲”的问题。普通民众以及社会组织，例如，一个诗人或作家到国外去朗诵一段诗、讲述一段小说，一部中国电影在海外放映，活动效果常常并不比外交官差。
【智库名片】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于2000年。2013年，学校瞄准国家战略和外交决策需求，对研究院进行重新整合，努力建设中国国际关系与国际问题研究的新高地。目前，研究院下设美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中国外交研究中心等15个研究单位。其中，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于1985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之一，也是我国高校第一个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2013年底，研究院获聘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单位。现任院长为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