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09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虽然成绩单亮眼，但也必须看到，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出口的低成本优势已不再明显。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看来，中国制造企业必须要走新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道路，提高制造业附加值。
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 亟待提高制造业附加值
问：跟此前的高速增长不同，最近两年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措施，出口增速仍持续放缓，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状况？
黄益平：近两年中国出口增速放缓，是国际和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际的形势看，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比较慢，而且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要低于危机前，这意味着国际市场扩张速度放缓，对中国出口是有压力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已从过去的小国经济变成了大国经济，出口像过去那么高增长是比较困难的。同时，中国处于新的发展阶段，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以前的出口产品大都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过去十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个大转变，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从严重过剩变成短缺。从2004年开始的十年间，中国农民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上涨15%，原来有竞争力的出口企业，现在正逐渐失去竞争力。下一步如何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制造需要解决的问题。
问：中国成本上升的一个结果是，2010年以来，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地区转移。外迁是否会成为趋势，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有多大？
黄益平：成本上升使得产业在国际间转移，上世纪80年代初也出现过，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来。与当时四小龙情况不同的是，四小龙经济规模非常小，产业一次性转移到中国，现在中国制造业规模很大，能否找到一个体量相当的承接地，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如果找不到一个规模很大的新生产基地，很可能是中国还会继续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成本提高后，这些产品的国际价格也会相应提高。
客观来讲，多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一直远远超过GDP增速，出口在经济中的占比过高，产业转移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成本固定了，而这意味着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问题是这些产业转移了之后，中国发展什么产业。
问：关于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换，各方也有很多讨论。你认为原有的低成本优势还能持续多久，中国新的出口竞争力是什么？新旧竞争力切换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企业大量倒闭的情况？
黄益平：现在出口企业遇到很大困难，已经说明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持续不下去了。但创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是说成本上升到多大程度才开始创新，事实上，在沿海地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创新，比如一些新兴产业出现，阿里巴巴就是很好的例子。
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很难看到有新的比较明显的优势出现，只能说一些优势正在形成过程中。未来的发展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更多转向服务业，这可以抵消一部分成本压力；二是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从行业上讲，政府比较关注大型成套机械，我个人认为，像IT、电子产品等产业，未来还有很大潜力。
在竞争力转型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批企业倒闭的情况，这是东亚四小龙发展过程中同样经历过的。根据他们的经验，要想转型成功，一个核心问题是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企业必须要走新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很重要，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60条决定希望能解决的问题。
政府不能限制竞争 要有退出机制
问：一直以来，各界共识是产业升级、提高附加值需要在价值链上从微笑曲线最底端的生产环节向两端延伸。从实践看，这两年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你如何评价？
黄益平：从整体看，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还是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但已经开始往上移动了。相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个过程走得有些慢，里面有一些基础性问题。
过去中国的政策人为压低了成本，不只是劳动力便宜，资金、能源、土地成本都很低，相当于变相地向出口企业提供补贴，在人为加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也降低了创新的压力。现在的情况是这些因素叠加，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改变，未来资源价格、土地要改革，金融要市场化，这些压力很可能将原本相对缓慢持续的过程挤压到很短的时间里发生。
这里面会有很多调整的成本，这是不得不承受的，我对这一过程相对乐观，其中有很多机遇，像互联网经济其实是给了中国一个机会，规模效应使我们一下子迈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前端去了。同时应该意识到，即使中国的产品档次开始往上走了，还是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问：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黄益平：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政府的角色并不一致，比如新加坡和韩国，政府的作用比较大，台湾和香港政府的作用则很小。我认为，无论从哪种形式看，最终能不能创新，还是要靠企业，我不太相信政府可以事先决定怎样创新、哪个企业能创新。
政府能做的是，可以提供一些外部环境，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基础科学研究、通过研发、税收、贷款等优惠鼓励企业增加研发。
最要避免、也是中国政府最喜欢做的是，确定要发展某一个领域后，找几家其认为的龙头行业（picking winners），给予补贴等优惠。政府鼓励创新的前提有两点：一不能限制竞争，政府不能在对一部分主体优惠的同时，歧视另外一部分；二要有退出机制，要有明确清晰的退出时间表，不能无限制地支持下去。
问：中国出口企业中，中小企业占了很大比重，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黄益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问题，不是中国仅有的，但中国有独特的原因。首先，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与金融抑制有关，即政府干预金融体系运作，比如利率管制。将利率压低的结果是对融资的过度需求，使得资金流向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被挤出。
其次，中国金融体系发展滞后。中国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以大银行为主，而中小企业由于生命周期比较短、没有足够的资产作抵押、没有长期数据供银行做判断，其融资需要特殊手段，比如更多的社区银行、地方银行等，他们可以依靠软信息而不是资产抵押来做判断。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容易入手的，只要消除这些政策扭曲，这一问题就会缓解，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是很难的。
问：最近两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人民币汇率从以前的单边升值变成双向波动，这对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讲，增加了判断难度。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汇率变化？
黄益平：对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汇率市场对冲工具很多，企业可以去买远期合约等产品。虽然这会给企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是因为汇率波动被冲垮的。汇率单边升值过快，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明显，而汇率波动本身的影响，似乎是没有的。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汇率都是浮动的，对企业来讲，这一问题不应担心，而是要学习一些金融知识，去做一些对冲，当然对冲本身会增加一些成本。
黄益平：今年的出口形势还不错，最近几个月有所回升，美国经济复苏比较明朗，下半年出口增速会好一些。从中长期看，全球经济还在复苏，日本、欧洲经济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新兴市场也会受到影响，中国出口很可能长期就维持在个位数了，要想回到20%以上的高增长，几乎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