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族主义理论传统溯源
100年前，在1914年的八九月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法国青年为了保家卫国而战死沙场，仅仅在8月22日这一天，就有36000人牺牲。
今天，在世界一体化的时代，人们很难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牺牲和代价，以至于前法国总统希拉克曾宣称，那些在那场大战中牺牲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死无所值”。然而在当时，至少是在战争初期，部分战士曾被灌输要为一种比个人更高的价值献出生命：即为祖国和民族而战。民族主义能否兼容另外一项法国的伟大传统——人道主义和《人权宣言》？民族主义在今天有何意义？在全球化时代，“民族认同”、“法兰西认同”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种普世价值，那么它在全球化时代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法国人的民族与自由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回到1914年的那个夏天：在战争爆发前夜的7月31日，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刺杀了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让·饶勒斯。行刺者想要除掉这位法兰西的“内敌”，因为饶勒斯曾试图阻止这场战争。这一事件激化了源自启蒙哲学传统的饶勒斯的人道主义，与其对手宣扬的将每个人的人性归属于一个民族、一片故土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然而，法国大革命却同时宣告了人权宣言和民族主权。
由于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许多欧洲的国王都联合起来助其复辟。由职业兵组成的德奥联军，在数量上四倍于法军。联军势如破竹，迅速推进到距离巴黎200公里的地方。法军士兵虽多数是缺乏经验的志愿兵，但却热情高涨，于1792年9月20日，在香槟地区的瓦勒米（Valmy）成功阻挡住了联军的脚步。他们在进攻前高喊着“民族万岁”，同时用步枪挑着军帽挥舞，正是这样的嘶喊声“使大地震颤”，让敌人望而生畏。这些法国人由此表明，他们不再是某位国王的臣民，而是一个民族的公民。这场胜利挫败了外国王室麾下的联军的进攻。君主制被废除，9月21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告成立。对于这些年轻的战士而言，保家卫国并非是民族主义行为，因为他们希望废除贵族特权和个人自由这些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能传播到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他们要把人权和公民权推广到整个世界：“崇高的自由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大革命让人们发出这样的呐喊：为了解放自己的手足同胞宁愿赴汤蹈火。”（雨果）。要把欧洲人民从封建等级制和宗教中解放出来，以便建立一个根植于人类理性的新社会。这些志愿军战士为保卫新生的法兰西而战，她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与自由。
法兰西第一帝国承袭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热情。的确，拿破仑通过颁布《拿破仑法典》把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从封建制中解放了出来，但他却任命自己的亲属或部下为意大利、德意志、奥地利、荷兰和西班牙等地的君主或王后。他们负责为法兰西帝国发动的战争征税征兵。在帝国的统治下，革命战士解放同胞的热情转变成了一种狂热而排外的征服者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这个词来源于一位拿破仑的士兵尼古拉·沙文（Nicolas Chauvin）的英雄事迹，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呼喊着“法兰西万岁！皇帝万岁！”的口号殉国。“拿破仑并不遵循法国大革命的那些理念，而是歪曲了它们。在他的统治下，对自由的渴望变成了对专制主义的臣服。”（利奥奈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拿破仑之恶》（Le Malnapoléonien））
在法兰西第一帝国铁蹄蹂躏下的欧洲国家中，民族主义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在备战的德意志地区。总之，第一帝国把法国大革命时期伟大的人道主义梦想引入了歧途。最终，那些在1792年被挫败的欧洲君主制国家，在1815年又再一次联合起来，在法国复辟了王权。在十九世纪，先后有两位法国国王被1830年和1848年两次失败的共和革命所推翻，拿破仑三世缔造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直至1870年9月4日才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所取代。共和派一经掌权，就不得不面对得到天主教和军队支持的君主派的激烈反对，然而共和国最终胜利了。
对于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而言，民族问题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因为法国在1870年败于德国，失去了两个意欲收复的省份。共和主义者在理性和《人权宣言》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民族的思想体系。他们根据这种精神，来改造对下一代的教育：1882年的一项法令规定了“免费、世俗化和义务制的”学校教育。经过几代人，科学、文学和历史教育应该传授给予年轻人，以此取代天主教教义的知识。那些从抵抗罗马人征服（公元前一世纪）的高卢首领，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在法国历史中有了重要地位。学校也教育孩子们那些源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哲学的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即：信仰自由，尊重每个人的尊严，重视每个独特的个人及其内心，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责任等。
上述这些价值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冲突，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现象肇始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在宣扬所有人都享有人权的同时，却为了资产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没收贵族和教会的财产和土地。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人道主义价值也不能自圆其说，随着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急速发展，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沦为无产者，在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劳动。“美好时代”（1890～1914）的法国是极不平等的：2%的人口占有差不多一半的财富。“自由、平等、博爱”这句共和国的口号，对于工人、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是毫无意义的。对那些从12岁起就在煤矿或纺织厂工作，每周劳动超过60个小时的工人来说，也是没有自由的。对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压迫，与通过全民普选（1870年成年男性获得了普选权，而成年女性的普选权直到1945年才获得）实现对劳动者的政治解放之间构成了矛盾，这曾经困扰着共和国。在当时，社会问题构成了对共和制度的最大挑战，工会组织和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争取社会公正而抗争。而饶勒斯则在国民议会里延续着这种斗争，使其通过了每天十小时工作制和65岁退休的法案。那么，饶勒斯是如何通过其深受人道主义影响的文化，把社会参与和保家卫国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呢？
饶勒斯：一种“全球化”的人道主义的倡导者？
让·饶勒斯（1859～1914）出身于法国南部一个普通的商人和农民家庭。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其在巴黎的哲学课程之后，他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图卢兹大学。26岁时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饶勒斯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取其原先的含义：文艺复兴时期（十六世纪）的人道主义指的是（与崇拜上帝的神学相对的）人文思想，即对希腊时代和拉丁时代的诗人、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对于古代语言、文学和艺术的复兴始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类生活的重心从神（在人死后拯救人的灵魂）重新回归到了人：拉丁诗人泰伦提乌斯的诗句“涉及人的一切皆与之有关”概括了人道主义的精髓。这意味着一种关注人、重视个性和世俗文化的思想倾向。饶勒斯也同样反对中世纪时期（六至十五世纪）基督教对古希腊人所崇尚的自然以及人类的身体的蔑视。随着对自然科学研究（例如，在十六世纪，对地球自转和人体血液循环的发现）的逐步深入，一些神学教义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人道主义者坚定地要成为现代人，但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古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饶勒斯都注意从古希腊和拉丁历史学家们身上获得启发，来思考当下，迎接未来，他写到：“在内心没有唤起对过去的深深共鸣，就不可能面向未来。”
自十六世纪以来，人道主义者关心的是地球上人类的境况：人类的居所并不局限于“房屋或城市这样促狭、封闭的空间”，而且还延伸到“所有适宜居住的土地和适合航行的海域”（十六世纪诗人龙沙）。人道主义者的思想是普世性的。对于像伊拉斯谟（Erasme）和蒙田（Montaigne）这样的十六世纪欧洲的大人文主义者而言，人性是世界性的。他们关注人类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文明与文明之间相互平等，但文明的多样性丰富了人性。蒙田确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把身着不同服装的异族称为蛮族。十六世纪，欧洲人远征美洲，在这第一波世界化的潮流中，人们对于生活方式、思想和社会组织的多样性进一步发生了兴趣。蒙田研究了那些关于墨西哥、秘鲁和巴西的游记，然后得出结论：“野蛮人对于我们，也正如我们对于他们一样感到惊奇。”
关于社会结构，蒙田也并不否认从劳动者到国王这样的社会等级划分，但他坚持认为，关键之处在于像礼貌、自主、淡泊名利、守信、诚恳、善良、宽容这些社会各阶层都具备的人类品质。这些个人品质并不取决于民族、社会阶层或教育程度。此外，蒙田并不确信学者会比其他人更优秀。比如，众多欧洲知识分子都曾与纳粹有涉，就很好地证明了蒙田的断言：“没有德行的科学，其他别的科学皆是有害的”。同样，十六世纪的许多人道主义者，在一个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战乱频仍的年代，通过自己的作品和个人影响，努力维护和平。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正如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那本著名的小说《苦炼》（L""""œuvre au noir）中所描写的那样，为此献出生命，丧失自由，也贡献了宽容。
法国大革命受到启蒙哲学的影响，而人道主义文化则塑造了启蒙哲学。然而，历史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十六世纪的人道主义者曾认为，完美的古代文化已经无处寻觅了，因为现代人并不希望跟古代人完全一样。蒙田认为，自从公元一世纪罗马共和国瓦解、罗马帝国建立以后，欧洲就已经走向衰落了。相反，十八世纪的那些哲学家却认为，由于有了理性的启蒙，人性的进步是可能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有助于从总体上改善人类的生活。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狄德罗（Diderot）主持编纂了26卷的《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L""""Encyclopé die des Sciencesetdes Arts，1750～1772）。这部《百科全书》汇总了不同学科的知识（例如，历史、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以及不同工艺的技术（书名中艺术指的就是工艺）。人们认为，这部鸿篇巨制推动了政治、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1789年的革命者想要建构一个能保证公民享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他们把历史视为一个进步的过程，尽管他们参考了古希腊（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民主制（法文démocratie的拉丁词源是：demos=人民，cratos=权力）和古罗马（公元前五至一世纪）的共和制（法文république的拉丁词源是：res=事务，publica=团体），来构造法兰西共和国。因为他们为这项千秋伟业而狂热，瓦勒米的志愿军就曾喊出了“民族万岁”的口号。
不过，饶勒斯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这部作品中，坚持认为人性的完全解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至1870年，只完成了第一阶段，但是距离人类的彻底解放还有漫漫长路。他继承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精神：不再是神的旨意，或是历史的惯例，而是人成了制定法律的依据。每一个从宗教和封建等级制中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够为公共事务尽情工作。
饶勒斯并不认同保守主义者把过去理想化的做法。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就要同资产阶级共和国决裂，相反却是后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他写道：“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就背离了人性。”他认为，新社会萌芽于民主共和国，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这个分枝要嫁接到《人权宣言》这个牢固的主干上。1789年的革命者已经奠定了关于自由和财产的基本原则，饶勒斯在这些价值观之外又增加了社会正义。他说：“法国的社会主义将是共和主义的，它同社会正义和自由中的经济问题不可分离。”他预言，全世界的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每个地方的经济和政治压迫终将消失。历史应当走向“人类的最终解放，在解脱了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桎梏后，人类也希望摆脱雇佣制的束缚。”他坚持认为工薪阶层生活状况异化，因为在高强度的劳动下，工人的生活并不能由他们自己来掌控，也不会有希望，“一直以来，数以万计的工人被裹挟进资产形成的巨大而幽深的漩涡，变得形容枯槁，最终坠入死亡的深渊，却并不能达到自由、光明之境”。饶勒斯对贪婪的资本家和财阀把持共和国的各种机构，特别是国民议会感到忿忿不平：“自私自利的阶级，已经让共和国背离了自己的精神和使命”。不过，他却并不反对个人财产，因为个人财产能让人安居乐业、广结善缘；此外，“关注自我”也能有助于思想和心灵的发展。他设想，工人们能像从事生产一样，很好地对工厂进行集体管理，按劳取酬，他们也有闲暇组织社会生活，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阅读。
他想象一种能使个人的尊严得到充分尊重，人的体力、心理、智力、社会情感和道德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他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人道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崇敬。”“每一个人”，无论是何社会出身，从事什么职业，有着什么宗教信仰和国籍，“都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和摆布，个人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我，挖掘出自己的最大潜力……同时也要尽己所能。”因此，社会主义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求绝对的公正。这种论断把饶勒斯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作了区分，后者是根据人在社会中的有用性来评判个人的，而不是依据人的各种才能的全面发展。在饶勒斯看来，正是个人才是评判诸如祖国、家庭、财产和人道等一切事物的尺度。在民主制中，每一个个人无论其出身、财富或学历如何，都在公共事务中有着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历史的终极目的是使所有人的人道得到充分发展（饶勒斯在1904年创办了《人道报》）。他写道：“自有史以来，每个个人身上全面的人道，第一次受到财富、自由、光明和欢愉的召唤。”饶勒斯设想，参与了民族、社会和宗教解放过程的人道，将会意识到其自身是具有活力的统一体：“当个人的价值不再依据其财富、出身、宗教授职，而是根据人这个身份来评判的时候，人道本身便受到了尊重。然而，这样的例子毕竟乏善可陈，那么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有着无限发展可能的全面的人道，就都值得追随。”这种人道主义的“世界一体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富有成果的互通有无，是均一化的反面形式。他认为，正是民族和文化的无限多样性，构成了人道的丰富性：“一个和平的世界，要比动荡、充斥着野蛮的个人征伐和种族冲突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正如战争是呆板单调、令人压抑的：五彩斑斓的和平彩虹，要比暴风骤雨时乌云与闪电之间的强烈色差更加多姿多彩。”饶勒斯希望，人类历史能够通达一个与自然和宇宙和平共处的世界：“有了情同手足的公正，人道便会渐次得到提升，犹如我们迈着步子悄悄走向布满星星的天际。”
那如何来实现这个梦想呢？这样的一个新社会，不会根据机械的经济法则突然降临，相反却要由那些被有效组织起来的人人为建构出来的。饶勒斯的方法是让对立的阶级，组成一个会自行弥合阶级对立的统一组织。这样，当资产阶级在为实现共和国口号中所提出的社会平等努力时，无产阶级也就成长起来了。饶勒斯并非是暴力革命的拥护者，暴力革命的结果通常是一种形式的寡头政治取代另一种形式的寡头政治。他认为，那些能被资产阶级所接受的改革，能逐渐减少社会不平等，而民众通过舆论引导，学校教育，对书本知识的学习，以及社会责任感的灌输，也能对冲动和狂热有了抵抗力。倘若全世界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则战争会最终消失：“特别正是社会公正的发展，会消除人与人之间那种民族间的不公平。”
饶勒斯把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献给了和平事业。他致力于保卫祖国免遭外敌入侵，但是他也与那些把祖国理解成是一种排外而野蛮的力量的人作斗争。民族是必须的，因为她把在政治国际主义中弥散的集体行动组织联合起来。饶勒斯不再相信，超越民族框架的抽象意义上的世界大同主义，而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要把世界组织起来民族是必须的，但是祖国并不超越于良知，并不超越于人。当她某天转而反对人权、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时候，她也就丧失了身份。
他竭力揭发“特权阶级”和“军事寡头”之间的共谋，他看到“生意亨通的资产阶级”，渴望大发战争横财，这对共和国构成了威胁。他也抨击在非洲的殖民暴力：“欧洲人的良知会被瞬间吞噬，然后去从事那些为其自身所诟病的野蛮勾当。”早在1905年，他就预言：“从这场欧洲战争中……走出来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场战争带来了激烈的反抗，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令人窒息的专制统治，残暴的军国主义，原始的暴力和仇恨以及复仇和奴役。今天欧洲的和平对于人类的进步是必须的。”遗憾的是，二十世纪的历史被其不幸言中!
到了1912年，饶勒斯突然变得愈加不安了。当其他人都翘首企盼成为英雄时，饶勒斯发出了一场现代战争一触即发的警告。他引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话说：“世界会说让一次类似的战争再度爆发的那代人，是愚蠢的一代人”（1912年12月1日《人道报》）。既不是政要，也不是将军们想要采用工业时代的战争措施；大多数人从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就已经开始谈论这个问题了。他饶勒斯却是个现实主义者：他预见到，新的技术手段在战争中的运用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在所有国家里，决定战争的政客和将军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他们要为之负责的民众，而是他们自身的荣耀（在军队参谋长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击碎了饶勒斯伟大的人文主义梦想。倘若他曾意识到，必须要与“粗野的本能、阴暗的精神、怀恨的灵魂、怯懦的意志”进行不懈斗争，那么他就会直面那些在战前十年不曾预见的主要困难：“隐藏的权力和金钱至上的地位”（饶勒斯），已经深入到议会民主制中，以至超过了相应的社会进步带来的影响。国民议会拒绝采纳，诸如征收收入税这样的有利于社会公正的举措，这导致了受到专制宗派马克思主义者鼓动的工人进一步激进化。学校提高了社会的识字率，但报刊上赫然刊登的血腥的犯罪图片，也能激起人的残暴，这助长了种族主义和仇恨。反动分子反对社会公正的要求，用种族主义宣传来排斥犹太人和外国劳工（尤其是在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刊物煽动对“德国人野蛮行径”的极端仇恨。饶勒斯的《人道报》被这些大发行量的刊物淹没了。1913年，《人道报》的发行量是7万份，而被金融大亨控制的民族主义日报《小日报》却有着百万份的发行量。饶勒斯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雄心壮志，被受到大资本家资助的普通民众的大众文化吞噬了。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战胜了对和平的渴望。这是另一个正在酝酿的“世界一体化”过程：战争。
更为深远的欧洲民族主义传统
当饶勒斯和他的追随者在为和平和社会公正斗争的时候，民族主义政党也因为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而在欧洲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法德两国为了争夺摩洛哥（1905年和1912年两次摩洛哥危机）而剑拔弩张，俄奥因为塞尔维亚问题而引发冲突。在十九世纪末，民族与人权之间的连结正式瓦解了。对于1789年的革命者而言，民族保证了《人权宣言》基础上的每个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而法国共和制的反对派却反对人权，将之视为“抽象的”对民族的“肉体”归属。实际上，他们意欲剥夺的是外国人和具有犹太血统的法国人的人权。德雷福斯事件进一步扩大了外国人与犹太人的冲突。1894年，法国军官德雷福斯上尉（le capitaine Dreyfus）将军事机密出卖给德国人，军事法庭因其撒谎和文件造假而对他提起上诉，判处他终身流放。德雷福斯因其犹太身份，被法军参谋部轻易地认定有罪，这样便可以保护真正的元凶埃斯特哈奇少校（le commandant Esterhazy）了，而后者才在实际上把机密文件卖给德国人的元凶。德雷福斯是十年后才正式重获清白。这一波澜曲折的事件，引起了法国社会内部激烈的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权联盟（La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于1898年成立，以便维护种族主义受害者的权益。而民族主义者们，也在同一年成立了法兰西祖国联盟（La Ligue de la Patrie française），宣传对犹太人和外国人的仇恨。德雷福斯的捍卫者们，要司法还德雷福斯以个人清白，他们希望重新恢复被法庭以国家的名义所玷污的共和国的名誉。而反对派们，却站在军队一边：他们只考虑军事当局的荣誉，而对一个无辜者的判决漠不关心。在捍卫德雷福斯的这一事件中，大多数法国人看到的只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反军国主义。另外，还有更为极端的说法，巴雷斯（Barrès）就曾宣称：“只有在同一类人内部才有司法公正，而德雷福斯则是另一类不同的人的代表”。这种说法与人道主义相反：在巴雷斯看来，决定每个人人性的不是其作为人的事实，甚至也不是他的国籍（德雷福斯出身于法国家庭），而是他所谓的种族身份。从这种观点，衍生出了许多关于不同人种生物和心理特性的极端言论。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占据了法国的舆论。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乃至整个欧洲都激起了一系列伤亡惨重的反犹的暴力抗议。这种极端思想的负面影响，直至今日仍然没有消除。
经过德雷福斯事件中各方势力的尖锐对立，以及（1905年）一系列世俗化法案的颁布，自由派和中间派政治势力，受到各种极端政治派别的左右夹击：左翼的有反资本家、提倡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右翼的有排外、反犹的民族主义者。研究这段历史的主流学者（例如像勒蒙（Rémond）、奥里（Ory）、维诺克（Winock）、西西奈里（Sirinelli）、普罗夏松（Prochasson）、勒吉纳（Lejeune）、施腾海尔（Sternhell）这样的学者）认为，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都激烈反对源自启蒙思想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知识分子攻击的是《人权宣言》的普适性原则。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数量上占了大多数，主导了思想界，他们维护像秩序、祖国、社会等级、独裁领袖掌控国家这些传统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天主教徒的拥护。人们区分出了巴雷斯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莫拉斯（Maurras）领导下的法兰西行动（L"""" Action française）的系统的民族主义。
夏尔勒·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完整的民族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拒斥一切民主原则，转而认同自然性的不平等，致力于复辟世袭君主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Barrès,1862～1923），则希望一个由人民赋予其合法性的军事首领，作为议会代表的领袖，以挽救日趋堕落的议会制。他颂扬拿破仑为充满能量的导师。波拿巴主义是对高瞻远瞩、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强权人物的意志和信仰崇拜。1789年的革命者参照的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古罗马的共和制，而拿破仑所效仿的，则是像亚历山大大帝或凯撒这样古代的伟大征服者。拿破仑珍藏着几缕最初的几位古罗马皇帝的头发。拿破仑帝国的伟大恢宏（而拿破仑四处征战，给法国带来的一系列的灾难性后果就让它忘却吧!）激励着极端的民族主义，也成了想要有所作为的国家领袖的难以释怀的梦想，戴高乐是这方面的杰出榜样，而贝当则是个反面教材。
1940年，民族主义促使绝大多数的知识、经济和政治精英与纳粹通敌合作。巴雷斯认为，决定个人的并非是其所属的人种，而是其深埋故土的根。巴雷斯有一种以自然为依据的民族身份的决定论观念。这种观念与纳粹的观念相接近，日耳曼的优越性也是建立在“血统和土地”之上的。巴雷斯认为个人完全是由其出身决定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攻击淡化青年出身背景的共和派。他的小说《无根之人》（Les Déracinés）在二十世纪初获得了巨大成功。这部小说让很大一部分青年回归传统和排外的爱国主义。
总之，饶勒斯和巴雷斯呈现了两幅相反的民族和人道的图景。在饶勒斯看来，个人凭借着生活经验、教育背景、各种阅历，有能力塑造自我。饶勒斯从自身经验出发，认为劳动能够打破决定论，提高思想能力，改善社会生活。对此，巴雷斯回应道，人是受制于“遗传、血统、故土、种族”这些必要性条件的。巴雷斯是严格的决定论者：他认为，个人完全受制于其出身的阶层。如果一个人要打破出身的囚笼，破除传统，那么他就会像小说《无根之人》里所描写的那样，遭遇飞来横祸。饶勒斯的朋友吕西安·艾尔（Lucien Herr）为无根之人，也为人道主义者辩护：“无根之人，或者您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大公无私之人，而大部分人在自己的亲朋和私心面前，会迷失公平正义。”
根据受泰纳影响的实证主义，巴雷斯把人类生活简单地归咎于起因。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用人出生时的独特性，来解释人生整个社会历程的妄想。社会再生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机械主义。考察个人的人生轨迹，必须考虑到社会范畴（教育免费和奖学金制度）、思想范畴（从后天学习和阅读中获取的知识）、情感范畴（人与人之间的邂逅和友谊）中多方面的不同因素。个人通过从不同社会阶层中获得的各种经验来完善自己。例如，卢梭、狄德罗、饶勒斯、贝玑、阿兰·富尔涅、科莱特、塞琳娜、马尔罗和加缪都不是传统精英的继承者，而是无根之人，是从普通民众中走出来自学成才的作家。实际上，巴雷斯想要保留的，是生来就可以对民众发号施令的传统贵族的特权。他攻击遍布医学、高等教育、科学、工业、司法、军队和政治各个领域的，出身民众阶层的新兴的共和派精英。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饶勒斯相信民主和教育会有助于人道的进步，相反，巴雷斯则担心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会加速法兰西的衰落。饶勒斯认为，和平对于人道的进步必不可少。而巴雷斯则认为，法兰西已身陷迷途，除非爆发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幸或不幸的战争，抑或无休止的战争，都会成为所有高贵生命的源泉，是世上一切进步的肇因。”对于1914～1918年的那场可怕的战争，巴雷斯的咒语竟然一语成谶!对于巴雷斯这些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败下阵来的一方，战争是一种复仇。民族主义者声称，一场“伟大而光荣的”冲突，能够带来全新的纯净人性。他们成功地蛊惑了数以万计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幻想着要与《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这些古代伟大史诗中所描写的英雄人物相比肩的学习文学的学生。1912年的一次调查显示：文科学生宣称，要在战争中找到一种有关能量和力量的美学典范……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完善人类德行，提升像能量、统治、牺牲这些他们最为看重的超越个体的价值的契机（阿拉贡）。最终，有50%（1905届至1918届）的高师学生死于战争。巴雷斯对此颇感自责……饶勒斯告诫青年要对鼓吹虚幻的伟大、怂恿献身和牺牲的宣传保持警惕。总体上，学习科学的学生，要比学习文学的学生头脑更清醒。至于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则对英雄般的憧憬并不动心，他们忐忑地观望着战争。许多欧洲人都意识到了战争带来的极端危险。饶勒斯参加了多次群众聚会。设在伯尔尼的“国际和平局”（Le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apaix），由贝尔塔·冯·施图特纳（Berta von Stuttner）担任主席，联合了差不多500个和平主义协会的10万名成员。然而，拥护和平的人们却并不能阻止政府战争的决心。
在整个欧洲，领导阶层意欲发动一场战争来缓解社会矛盾：“法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精英们对战争的渴望，表明了他们想要为重新掌控社会创造有利条件的愿望”（阿诺·马耶）。阿诺·马耶认为，由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发展，和僵化的政治秩序之间的矛盾，在整个欧洲都普遍存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贵族维护着自身的特权。法国高涨的“完整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反映了人们想要回到由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专制政治体制（君主制或帝国）。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里，掌权的社会精英们试图保持他们的经济、政治特权，并通过煽动民众的好战情绪来回避社会问题。
那场战争是一次经济、政治和人道上的浩劫。来自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战士在法国战斗，然后长眠在了那片土地上，然而这并不是饶勒斯所梦想的“世界一体化”。他曾证明，由于新武器（例如，重炮、机枪、毒气、水雷和火焰喷射器）的运用，那场战争中的极端暴力更为残忍。人道，即认识到他人首先是我同类的意识，因为战争暴行而变得淡漠了。这也为二战骇人的残忍开创了先河。至于那些卷入战争的民族，也因为人口凋敝（整整一代欧洲青年毁于战争）、百废待兴（1919年，有7%的法国国土化为废墟），以及不合理的《凡尔赛条约》体系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改变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势力平衡，这是其他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曾实现的”（汉娜·阿伦特）。《凡尔赛条约》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划分，使得新产生的“少数民族”受到压迫。根据1789年的原则，民族的政府应当运用法律来保障公民的人权。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民族压倒了国家，民族利益代替了法律，希特勒如是说：“什么对德国有利，什么便是法律。”只要把少数民族排除在民族之外，便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利：“民族国家在法律上相互平等的原则被废除后，民族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阿伦特）。尤其是那些白俄人、亚美尼亚人、西班牙的共和派和犹太人，被剥夺了国籍，流离失所，丧失了定居和工作的权利。他们丧失了这些权利，也就没有了合法身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被关进集中营，集中营制度在德国始于1933年，而在法国则是从1938年11月开始的……贝当政府取消了许多犹太人，以及像戴高乐将军那样参加抵抗运动的法国人的国籍。
民族国家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矛盾，早在1887年第三共和国设计的殖民体制中就已经存在：在殖民地，唯有欧洲人才能作法国公民。而土著，根据《土著法》的规定则享有法国臣民的身份。他们被剥夺了绝大多数的自由和政治权利。总体上，这部法律明确了他们在强制劳动、征兵、征用和赋税方面的义务，却同时也规定了诸如限制夜间自由通行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饶勒斯在1898年提议了一项关于给予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人口法国国籍的法案，但却被国民议会否决了。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数以万计的土著为了法国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尽管《土著法》早在1946年就已被废止，但法国当局却成功地使这部法案一直延用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在昔日被称作“法兰西帝国”的内部，唯有拥有法国国籍的欧洲人，才受到共和国法律的保护，而那些“土著”仅相当于罗马帝国的奴隶。这些受到压迫的人民，只有通过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发动的解放战争，才能有机会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紧张冲突做一梳理。至于今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则需另文探讨。我在这里只作抛砖引玉之论。在一个被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需要被重新考量。
在一个唯利是图的世界里，捍卫人文主义价值观念
显然，在目前的体制中，人道主义文化并不能带来金钱。因而，由于经济、管理和传媒学科的发展，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教育在法国大学里的地位大大下降了。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半个世纪以前，大学里有14%的学生攻读人文学科学位。而今天这一比例下降到了7%。从2003年以来，选择人文学科的哈佛大学学生下降了三分之一。人道主义文化的不景气，不仅仅是因为高薪职业的诱惑，也还归因于通过各种媒体来传播的娱乐文化的绝对影响力。
不过，人道主义在法国有某种程度的抵御冲击的能力。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在2006年和2009年都曾揶揄过《克洛芙王妃》这部十七世纪的文学作品。拉法耶特夫人的这部作品，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近代小说。作为对萨科齐言论的回应，许多大学都在公共场所组织了阅读小说的集会。在巴黎就有上千人在2009年2月17日那天聚集在先贤祠广场。我也在普瓦提艾的一个广场参加了一次公开的读书会。我们想要在一个唯利是图的世界里，捍卫人文主义价值观念：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塑造人自由的精神，更好地规划人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能够也应当被解读成多样性
在目前的情况下，民族-国家是保障个人和“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必要条件，但却并不足够。民族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非洲和中东，在原先殖民地疆界的基础上划分出的民族领地边界，不断地引发战争、人口迁徙和大屠杀。在欧洲，只要想想南斯拉夫战争和目前的乌克兰战争也就足够了。在法国，源自二十世纪初极端主义党派、与纳粹有染，反犹并排外的“完整的民族主义”至今仍有影响力。这种思潮建立在破坏经济世界一体化，即法国的去工业化的基础之上：金融投资不再投入工业领域，而是把工业生产基地迁移到别的地区，从而使股东获益。去工业化的后果，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高失业率，让众多受害者陷入绝望，投身抗议的浪潮。与此相应的是，在2014年的欧洲选举中，民族阵线的得票数在法国名列前茅（赢得了25%的支持率，其中有29%的选票来自工人）。这是自1945年选战失利以来，法国的反动党派首次摆脱边缘地位。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他们试图重新得到共和国价值观的认同。例如，让-玛丽·勒庞在瓦勒米想要参加2007年的总统竞选。但是，当地的市长拒绝了他们的集会请求，声称民族阵线的价值观与共和国在1945年提出的民主性和社会性的价值观相违背。民族阵线用巴雷斯和法兰西行动的理念蛊惑了一部分民众：“身份高于平等。一种封闭性的、排他性的身份，高于一种开放性的、相互性的平等；民族内部的深厚情感，高于社会性的博爱；出身、体貌、归属感、信仰和文化方面的等级秩序，高于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艾德卫·佩勒奈尔）。倒退到一种地域性、民族性或者宗教性的身份认同，是否鼓励了旨在把人群划分为三六九等的“身份认同”？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能够也应当被解读成多样性。”（埃德加·莫兰）同一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实际差异，要比不同种族之间在心理和性格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差异更为重要。人道主义提示我们，应当在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搭建起联系。这也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