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上午，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在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导刊》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上发表演讲。
分析财富分配问题需要足够数据，中国缺乏公开信息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收入差距、分配不公的问题，我的书九月份应该已有中文版，这本书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历史，书中会结合超过20个国家的分配的庞大的数据库，这是由一个非常大的国际机构的收集的数据。我们同时获得了中国的所得税情况，尽管非常有限；我们也获得了其他国家收入不公平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跨度300年的数据。大家上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数据。
另外，我们还在不断地增加更多国家的数据，比如韩国、墨西哥等国，出本书的好处在于激发更多机构给我们提供数据。譬如，对于中国的收入所得税一类的数据，我们可能只能拿到上世界80年代的数据，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想详细描述中国的状况，但是没有足够的数据。我们在美国研究了35年的历史，共收集了100多个国家的数据情况。现在信息时代的发展使得这些数据的收集变得更为容易。
本书主要是描述性的书籍，以第一二章的历史状况描述为重点，它结合了两种不同的数据，一是历史的，二是财政的数据。这两种数据是相辅相成的，收入不平等会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但也不完全一样的，我想长期看主要应该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我希望这本书的第四章能对未来做出预判。
经济发展不会自然带来平等，但经济危机会拉大收入差距
通过试图收集所有所得税历史数据，本书力图梳理清楚各国国民收入的不平等的沿革是怎么样的。在研究时，美国是开发他们的国民账号。从1933-1948年的数据看，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个好消息。人们认为，等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收入差距便会自然缩小，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自然发生的。
总的来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在持续不断下降，GDP的增长率是3%，最高收入10%的人和其他人的收入增长都是3%；80年代后，尤其是2000年后，前者远远超过了平均的GDP增长速度。经过2001-2002，2008-2009年这两个时期，经济危机导致了财富的下滑，但是最富有的10%的人有更多获益。
美国的不平等主要不是税收，而是大学教育和地位不同
欧洲和日本则比美国收入增长慢得多，美国不平等现象在增长，因为在美国获得技能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能获得更好的技能，但能进入好的大学，需要父母有更高的收入。美国下层获得好的大学的机会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但是接受教育的质量是并一样，这一点在书中也给出了相应的结论：美国的不平等不是累进税的后果，但是有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影子。
在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要把更多的技术知识传递给更多的社会底层民众，需要更包容的政策，让普通人都获得更好的教育，而不是仅仅满足精英人群。仅仅从供求的角度解释是远远不足的。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非常快，除了教育还有公司治理的问题。美国的工资增长从100万到1000万不是因为公司效益好，收入高，而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处在不同的位置上群体收入迥异。
西方需要学习中国政府持有更多公共财产，并将公共资本为大众服务
先来看欧洲，一战之前，在欧洲和日本，私人财富总量约是6到7年的国民收入，一战和二战使得很多私人的资本转为承担公债，大多数人的资本不是投资，而是为战争支付。私人财富占比变的非常低。资产的价格也发生了变化。战争之后，经过了长期的回复过程，资本缓慢积累、经济缓慢复苏，按照资本10%的比例，50年后才能达到国民收入的5倍。
但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获得同样的资本量，资本收入比例差距拉大，财富收入就会拉大。财富收入增长长期看会不断拉大差距，所有的财富更多倾向于10%的人口，他们可以掌握60%以上。当然，这在不同的年龄组的财富分配情况也是不同，老龄化对财富的积累的和分配也有重要影响。劳动力和劳动效率也会影响到财富收入分配，反过来又影响到劳动力的收入平等问题。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定期公布收入税的国家，现在只有估计，因为房地产的增长，私人资本有所增加，然而中国的公共资本比重更大，大约是30-40%，但在法国等也许只有10%，中国持有资本的比重太高，比如中信就是政府全资的。
一方面，中国有太多的公共资产，而西方可能有更多的税，西方可能需要增长公共财产，来用公共资本为大众服务。另一方面，中国的财富分配差距非常大的，按照估计基尼系数达到60%，未来可能达到75%，当然这都是估计，中国需要财富的透明度。
公共资产私有化的结果，便是公共债务的增长
从数据中可知，1970年代-2010年，私人财富对比国家收入是逐步稳定增长的，它的上升分布情况不包括中国。然而，这个数据目前的增速在放缓，原因之一是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泡沫发生，原因之二是老龄化的问题。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可能是有风险的，也可以将公共财富转移到私人上去。就像意大利一样。意大利政府把所有公共资产都卖了出去，不过这也不够偿付它的债务，所以它的公共财富是负值的。
但凡公共资本小于私人资本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资本大约是一年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与私人资本的比重相关，公共资产私有化的结果，便是公共债务的增长。我们也可以从最富有的人，比如百万富翁排行榜等来观察这一情况，也是如此。
再看美国，其金融放开限制后，金融资本会得到更高的回报。美国的国债不能带来回报，但是私人资本的金融衍生品，却能带来更高回报。而管理更大规模的资本就能得到更高的回报比如8%-10%，存在规模效应。在增长较高的时候，我们需要征收富人更多的税，这对社会平等有利；但是如果增长只有2%，靠征税方式产生的效果就不同了，所以我们需要公开的信息和数据进行分析。
我的结论是，在这个非常丰富的税制历史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谢谢大家。
提问：您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皮凯蒂：我不是，我非常相信私人财产，但是我也相信非常庞大的政府掌握公共资产，来防止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提问：平等能根本解决吗？
皮凯蒂：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的公共资本可能占到40%，但是有的国家可能会更多一些，或者更少一些。不平等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不平等到不同程度的情况。
